通俗西藏史(二百五十六)——悼亡者之歌:离乱的烽烟(五)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到,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论恐热携大胜之威,挥师二十万杀奔鄯州。
但这次军事行动遭到了惨败,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先忽悠了论恐热,而后又在河谷设伏让论恐热大败而归。
此战之后,尚婢婢声威大震,鄯州的士兵也都服气了。
他们原来以为自己这个首领,就是个不干正事的书呆子,可没想到在战场上一亮相居然还是将才。
士兵们的观念都是很朴素的,谁能带着他们打胜仗、少死人,谁就是好统帅。毕竟战场上死的大多数都是士卒,没听说有几个统帅死在战场上。能打胜仗自然就能少死自己人,少死一个说不定就是自己呢!
所以,士兵们都把尚婢婢的话当成了圣旨,操练的热情也上来了,走路都带着牛气。
这就是尚婢婢想要达成的目的,河西士卒成平日久,二十多年没打过仗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需要用几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捏合团队。
反观论恐热,经过此大败让他战胜尚思罗的余威正在渐渐消散,部下也开始出现离散的迹象。
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咎于各种其他因素,比如天时、地理,还有就是手下都是蠢货。
论恐热就是这种类型,在他的概念里失败都是手下将领笨,解决的办法就是把笨的都杀了,剩下的就是精明的了。
至于大败之后很多士兵逃散,这也好办,去抓就是了。
抓住年轻的人都绑回大营,这不就是士兵嘛!
什么,粮食不够吃?
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
去给了老子抢啊,你手里拿的是擀面杖啊?!
论恐热的这种做派,别说是百姓,就连手下的将领都看不下去了。
他的部将岌藏、丰赞都带着手下投奔了尚婢婢。
《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为“(恐热)既不得志,尤猜忍杀戮,部将岌藏、丰赞皆降,婢婢厚遇之。”
听到这个消息,论恐热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他咬牙切齿的调动兵力,再次兵犯鄯州。但经过一年多的训练,鄯州士卒也成熟起来了。这次尚婢婢当仁不让,分兵五路阻击。论恐热多次进攻都被鄯州士兵击退,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士兵渐渐疲惫,士气也开始低落。
论恐热无奈,只得暂时退兵东谷山结寨自守。
东谷山的位置在临夏东南,胡三省先生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写道:“河州东南十五里有东谷堡,宋熙宁七年置。”
论恐热结寨的东谷山,应该就北宋的东谷堡附近。
论恐热结寨防守,尚婢婢也很头痛,他偷偷跑去查看了地形。
这一看不要紧,乐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论恐热结寨的地方确实很险要,想要攻克只能拿人命往里填。但这地方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水源。
尚婢婢心里想:“论恐热啊,论恐热,你这是要向马谡致敬啊!”
他把刚刚投降的岌藏找来,对他说:“赶紧派人去砍树!”
岌藏听完有点懵圈,张着嘴直嘎巴眼睛。
尚婢婢赶紧接着说:“论恐热在山顶结营,但山上无水。你去砍伐树木,在山下修建栅栏,将所有下山道路堵住,用不了几天,敌军自然崩溃,速去,速去!”
岌藏转身刚想走,尚婢婢又一把拉住他,说道:“眼前这条小河是最近的取水道,你加派人手防备,绝不能让他们抢到水。同时你在上游建堤坝截流,等山上那帮人渴的受不了,一定会突围。到那时,你再扒开堤坝让他们一次喝个够。”
就这样论恐热再次惨败,只带着百余骑突围逃走。
之后他屯兵于薄寒山,收敛部众,补充粮秣。感觉力量储备的差不多了,又连续发动过两次进攻,分别兵临褐鸡山和南谷,但都被尚婢婢击败。
“薄寒山”之前也提到过,这地方算是论恐热的福地。他第一次击败尚思罗的地方,就在薄寒山附近。
唐代的“薄寒山”,就是今天的马衔山。它是祁连山脉的东部余脉,位于甘肃榆中与临洮的交界处,是两县的分水岭,山南为洮河流域、山北为苑川河流域。其主峰海拔3670米,是兰州的最高峰,也是陇右黄土高原上的最高山峰。
唐书里的“褐鸡山”,应该就是今天的拉脊山。[1]
《两唐书注释》里的解释是“此山有褐马鸡,因而得名”。[2]
拉脊山在藏语里称为“贡毛拉”,意为“嘎拉鸡(石鸡)栖息的地方。”
这座山属于祁连山脉的东段支脉,位于西宁市正南方。此山是湟水谷地与黄河谷地的分水岭,同时也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
这座山在之前的节目里也多次出现过。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唐蕃第二次青海之战爆发。李敬玄率领的唐军被论钦陵击败,溃退的唐军走到拉脊山下被吐蕃军队堵住,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所幸黑齿常之率五百勇士拼死劫营,才让唐军逃出生天。
另外,两个疑似石堡城的位置,其中之一就在拉脊山西端与日月山遥遥相对。
不过之前对拉脊山的讲述主要集中在西侧,论恐热经过的部分应该在山的东段末端,也就是永靖县、积石山县附近区域。
在讲陇西古道时提到过,从甘肃临夏向西北方向,过凤林关河桥,可直通青海民和县。
估计论恐热走的就是这条古道。《资治通鉴》记载:“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论恐热遣其将恭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这样算起来,从842年论恐热首次发兵鄯州,历经七年的四次进攻全都失败,手下的将领至少有三位投降了尚婢婢。
一般人要是受到这么多挫败,估计早就萎了。
但论恐热没有,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
作为野心家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灵魂,不论经历怎样的失败都能重新站起来。
很显然论恐热也有一个强大的灵魂,失败并没有让他气馁,他依旧在招兵买马准备给尚婢婢一个深刻的教训。
吐蕃将领在河陇打得四处冒烟,唐朝君臣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们也没闲着。
河陇失地一直都是唐朝君臣心中的刺,这根刺时时刻刻都在隐隐作痛。更何况唐朝还有一帮诗人,有事没事儿就写诗拨弄一下这根刺。
比如元稹写过一首《西凉伎》: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
跟他同时代的令狐楚也写过《少年行》: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
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这位令狐楚在讲牛李党争的时候曾提到过,他算是牛党的一员。牛党的执政理念属于稳健守旧的类型,主张对藩镇怀柔,尽量不要动刀兵。但身为牛党人员的令狐楚,也写诗希望收复河湟。
同样的例子还有杜牧,他有一首诗名字就叫《河湟》,其中对河湟落蕃的唐人描写道:“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至于是不是真像杜牧写的“白发丹心尽汉臣”,我们后面会讲到。
曾做访蕃使臣的吕温,也写过河陇题材的诗词。
《题河州赤岸桥》:
左南桥上见河州,
遗老相依赤岸头。
匝塞歌钟受恩者,
谁怜被发哭东流。
这首诗与前三首不同,元稹、令狐楚、杜牧的诗出自和情怀,他们本人并没有亲身去过河陇。吕温作为曾出访吐蕃的大臣,诗文都来于亲身感受、亲眼所见。因此,他留下的诗文也成了研究唐蕃历史的重要材料。
就算诗人再怎么刺激,如果皇帝就没这种想法,写再多的诗也没用。但河湟动荡期间,恰逢唐武宗与李德裕的执政组合。
关于唐武宗之前也曾经讲过,他算唐朝晚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执政期间号称“会昌中兴”。宰相李德裕也是一位主张革新、手段强硬的政治人物。
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唐朝收复河湟的心思又活泛起来。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光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为议题专门举行了朝会,不过这么大的计划显然不是朝发夕至的事情,于是唐朝开始着手进行物资储备、侦查吐蕃边防虚实,以为收复之备。
为强调皇帝的态度,李德裕还代笔武宗写了诏书,名叫《赐缘边诸镇密诏意》。
这封诏书的内容咱们在离乱的烽烟(一)里解析过,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吐蕃内乱正是收复河湟的大好时机,你们这些边镇官员都别躺地上装死狗,小心老子的KPI。
到了第二年,唐朝又在李德裕的倡议下设置了“备边库”,将户部、度支及诸道每年上缴的财货加以集中,用来加强边镇军事储备,并派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检查各地器械粮草,士卒训练,军情刺探的情况。[3]
就在唐朝积极准备,几乎是箭在弦上之时,唐武宗嗑药嗑死了。接班的唐宣宗属于逢武宗必反的态度,李德裕被送到海南晒太阳去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也在牛李党争的篇幅里仔细讲过。
唐朝没踏上舞台,河湟的主角依旧是论恐热和尚婢婢。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论恐热纠结诸部发动了第五次进攻。这次都不用尚婢婢出手了,他的部将庞结藏率兵五千就取得了胜利。论恐热又是率数十骑落荒而逃。
不过尚婢婢也真是烦了,一天到晚阴魂不散,还让不让人过日子啦!
尚婢婢想来想去决定再次发挥读书人的优势,那就是继续忽悠,不过这次他面对的却是生活在河陇地区的广大唐人。
我们以前讲过,吐蕃在进攻唐朝时存在大量掠夺人口的现象。
《旧唐书·吐蕃传》中记载:“贞元二年(786年)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乃曰:‘从尔辈东向哭辞乡国。’
众遂大哭。其时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而死伤者千余人,闻者为之心痛焉。”
“贞元四年(788)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凡二旬方退”。
类似的记载在唐史中比比皆是。
对于这些俘虏吐蕃会进行甄别,其中有专长的,比如识字、有手艺的人会得到区别对待。有些人会被任命为小官吏,这类人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
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战场上被俘,因其通晓文字,被任为知汉书舍人。吐蕃人在他臂上刻藏字,意为"天子(赞普)家臣"。
我们也曾经讲过吐蕃的徐舍人,他是英国公李绩的五代孙。因家族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逃入吐蕃,历经三代也被任命为舍人。
其他有专长的俘虏则按个人所长分配工作,或者去修建寺院、抄写经文、制作器物,或者分配给贵族做奴隶。
唐朝使臣刘元鼎在公元821年参加长庆会盟时,曾在拉萨拜见热巴巾。在赞普的赐宴上,看到宴席的菜肴,所用酒器多与唐朝略同。乐工们演奏的曲目也都是唐朝流行的乐曲,其中就包括《秦王破阵曲》、《凉州》、《胡渭》等。他所见的乐工和舞者都是唐人,由此推断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应该也是唐人。
吐蕃对这类工匠的需求量非常大,以至于蕃军在进攻四川时,赞普曾专门下令道:“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拉萨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
由此可见,这些手艺人在吐蕃属于被优待的俘虏,可以获得免除部分税赋的待遇。考虑到唐蕃战争长达一百多年,这类唐人的数量会相当庞大。之后他们长期生活在藏地,逐渐融入了社会成为今天藏族的一部分。
更大数量的唐人俘虏生活在吐蕃占领下的河湟地区。
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种地屯田、放养牲畜,或仆从杂役等工作。
吐蕃传中写到的“分隶羌、浑等”,应该就是留在河湟成为羌人、吐谷浑奴隶的部分。
吐蕃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推行了强硬的“吐蕃化”运动,他们强迫俘虏说蕃语、穿蕃服、辫发、纹身,试图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族群差别,快速将这些人同化为吐蕃人。
《新唐书吐蕃传》对此有一段相关叙述:“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可知河湟唐人只能在每年祭祖时穿唐服,以示不忘祖先的来历。
公允的说,吐蕃人的政策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河湟地区的族群差异便迅速消弭。
很多出生在吐蕃占领时期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他们唐朝的认同变得非常淡泊。
这一点在唐朝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有很明确的呈现: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当然了,怀念唐朝的人也一样存在。
刘元鼎在出使吐蕃的路上途径兰州广武梁时写道:“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
这段话的意思为“旧时的城郭尚未毁坏,兰州河谷里种植着大片的水稻,田园依旧、树木成荫,当地住户都是唐人,他们看见使者的仪仗,夹道围观。”
紧接着,刘元鼎又写道:在龙支城有数千老人向他边拜边哭,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天子现在还好吗?
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为丰州人氏。
这段记载涉及了三个地名:
“广武梁”在今天兰州市西固区的青石关,这里是一个黄河古渡口[4];“龙支城”在青海民和县古鄯镇[5];
“丰州”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
由此可见,河湟地区的族群来源是很复杂的,不光有吐蕃、吐谷浑、回鹘、党项、粟特和羌人,当地生活的唐人也来自很多地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刘元鼎在提到向使臣队伍哭拜的人时,用的是“耋老”,也就是老年人。
这也在隐隐表示,落蕃的老人大多思念故土心向大唐。这些人是最难被吐蕃同化的群体,但那些出生在吐蕃统治之下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他们对唐朝的认同就淡薄多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前面的唐诗,你觉得是杜牧的“白发丹心尽汉臣”多呢,还是“却向城头骂汉人”多呢?
应该说两种都有,但河陇吐蕃化的进程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从整个安多藏区(青海省的大部、甘肃的甘南和天祝、四川的阿坝)的角度上看,吐蕃化(藏化)的进程持续了一千多年。
其间经过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就是吐蕃王朝的军事占领和行政统治;第二次是藏传佛教的推广和传播。
实际上,今天的识别成藏族的人群,如果追溯族源未必都来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大多数人应该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被同化的其他族群。
在网上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吐蕃人是不是藏族人的祖先?”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从民族记忆的角度上理解,吐蕃人是藏族的共同祖先!”
因为这段辉煌的记忆成了所有藏族人的荣耀。
这种荣耀相当于汉族人意识中的汉唐。
“如果从族源追溯的角度上说,吐蕃人不是藏族人的唯一祖先!”
因为之后他们同化了很多族群,这些族群最开始可能是党项、吐谷浑、突厥、回鹘、沙陀,也有可能是汉人,甚至是蒙古人。
总而言之,就像没有纯血的汉族人一样,也没有纯血的藏族人!
就在这种吐蕃化进程已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尚婢婢为了分化论恐热的基本盘。他发布一封杀伤力巨大的公告,其中写道:“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
这就是说,你们原来都是唐朝人,现在吐蕃无主,那么你们就应该回到唐朝。你们怎么能支持论恐热呢,他可是个吐蕃人啊?!
这确实是一条釜底抽薪之计,论恐热麾下的唐人士兵纷纷逃亡,他的军事实力大受影响。
但不知道尚婢婢是否想到,他这种重新强化族群差异的公告,确实抽了论恐热的釜底之薪,同样也抽了自己锅底的柴火。
河陇唐人是不支持论恐热了,可他们也不支持你了。
因为你也是吐蕃人啊!
从这条计策上看,尚婢婢是个深谙人心之道的将领,但却不是一个手段娴熟的政治家。
于是在广大的河湟地区,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这就是“温末”。
《新唐书·吐蕃传》里对其描述为“浑末,亦曰温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论恐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温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
这段记载意为“温末”曾经是吐蕃人的奴隶。
按照吐蕃的法律,出兵必征发大量仆从充当军队的杂役。这些人跟着军队一起征战,平时就从事放牧耕种的工作。
等到论恐热挑起战乱,这些人无所依靠,便以“温末”的名号聚啸山林,广泛分部在河湟各地。
这个群体就像无边夜幕上划过的一道流星。
突然就出现在夜空,而后灿烂夺目,但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璀璨夺目之时,它割据凉州数十年,让张义潮的归义军无可奈何,也曾正面硬刚甘州回鹘势力,还曾经和西夏的党项人爆发过激烈的战争。
现在一般将“凉州温末”定义为吐蕃人政权,但这个群体里什么人都有,既有吐蕃人,也有唐人,还有吐谷浑、苏毗、白兰、羌人等各种生活在河湟的其他群体。
可以说“温末”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族群大杂烩。
这个群体快速崛起的背景,正是我们现在讲述的河陇乱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王朝会在哪个阶段出现“华夷之辨”?
尚婢婢的战斗檄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吐蕃版的“华夷之辨”。
我们以前的历史叙述主要以汉人视角为主线,于是就形成了中原是“华”,边地是“夷”的观念。
其实周边族群建立的政权,也一样存在“华夷之辨”。
之前的内容里讲过,吐蕃人的地理概念以“域”来进行划分。最被人所知的“域”,就是“法域卫藏、人域康巴、马域安多”。
其实卫藏还有一个称谓,就是“博域”。
这个“博”就有中心的含义,相当于汉人的中原。
所以,吐蕃王朝的“多康”相对于“卫藏”就是边地。
另外,在核心区族群和占领区族群的对待上,吐蕃王朝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我们之前讲过,哪些地方的大臣可以用“论”,哪些大臣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用“论”,这种区别可能就隐含着“华夷”之分。
那么王朝发展的进程中,什么时候要弱化“华夷”,什么时候会强调“华夷”呢?
我们来看看唐朝的例子。
唐朝建立之初的皇帝,基本上都在弥合族群差异。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夷狄也是人啊,他们的情况跟华夏没啥区别。身为领袖要考虑的是恩德能不能惠及他们,而不是认为他们是异类,而横加猜疑。如果政策合适,四夷也可以亲如一家,如果心存猜疑,骨肉也得反目成仇!”
类似的话,他还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因此唐朝的中前期是在极力弥合族群差异,大量的异族在朝为官,在外领兵。
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对异族将领的不信任就大大加强,这时候其实已经隐约有了“华夷”的区分。
真正让“华夷之辨”甚嚣尘上的时代是南宋,这帮人没有能力光复旧土,只能偏安于江南。但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黄河流域才是中原,可是中原被异族人占着。南宋这帮人又必须强调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那怎么办啊?!
华夷之辨呗!
你们这帮人虽然占着中原,但你们是“夷”;
我们虽然偏安一隅,但我们是“华”。
我们才是中华的正根儿!
这就是“华夷之辨”大行其道的原因。
由此可见,当一个王朝处在开拓期,进行领土开拓的时候,是不会强调族群差异的。因为它要尽量融合各个族群,强调差异不是给自己使绊子嘛!
等到王朝衰弱了,边地出现了动荡,这时候才会强调族群差异,用这种你和我的差异来强化自己的基本盘。
那么吐蕃王朝是不是这样呢?
在它强势扩张的过程中,吐蕃王朝采取了众多的手段来融合族群。包括刚才讲的推行语言、文字、服饰、风俗的同化,也包括对上层贵族的授官、和亲。我们以前曾仔细讲过唐朝的和亲与吐蕃的和亲,这些都是吐蕃人融合族群的手段。
等到吐蕃乱局已现之时,尚婢婢发檄文挖论恐热的墙角,这不就是在强调族群差异吗?
可能有人会说,尚婢婢是个将领,他肯定没有李世民的高度。
我们来看看同为将领的李靖是怎么说的:“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要说李靖的境界比尚婢婢高出不止一筹,不算溢美之词吧。
当然了,我们也得承认,李靖跟尚婢婢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认知也应该不一样。毕竟人的认识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变化。
尚婢婢的檄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通鉴记载“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惨遭挖墙脚的论恐热很生气,但连续进攻鄯州都遭受了挫败,一时之间也拿尚婢婢没什么办法。于是他思来想去,感觉弄尚婢婢费劲,那我揍唐朝不就得了嘛!
从唐朝身上回点血,然后再跟尚婢婢死磕。
公元857年5月,唐蕃最后一次盐州之战爆发。
这场盐州之战,究竟胜败如何,论恐热从唐朝身上回血了吗?
咱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唐代吐蕃将领恐热的生平事迹及影响》_王高昆;
[2]、《两唐书吐蕃传译注》_罗广武;
[3]、《唐代中后期唐蕃河陇之争与疆域变迁》_李宗俊;
[4]、《刘元鼎入蕃路线河陇段考》_王蕾、刘满;
[5]、《西北黄河古渡考(二)》_刘满;
啥时候更新啊
想到了蛙岛的弯弯。
你的普通话水平真高呀,脚数感十足,是我喜欢的类型!期待抽出时间听听我的专辑,谢谢!
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