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 . 悼亡者之歌：菩提浴火（下）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了朗达玛灭佛的原因，这期咱来聊聊他灭佛的手段和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藏文史料中把朗达玛灭佛到后弘期佛教兴起之间的一百多年称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期"，认为在此期间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完全中断。

比如《汉藏史集》上记载："从朗达玛灭法开始，到卫藏十人从安多学佛归来之前，整个吐蕃特别是在乌斯藏四茹地区连释迦牟尼教法的声音也不存在，戒律的传授中断，各个寺庙成为狐狗的巢穴，荆棘丛生，讲经院成为荒屋，塑像被乞丐们用来张挂帐篷和水桶，各种不善之业全都出现。"

《新红史》也记载："赞普（朗达玛）心中魔障，以各种方法使佛教之根本逐一消灭，以至搞得连僧侣的标志也不复存在了，佛教从根本上被毁灭。"

这些记载给人一种感觉，朗达玛的灭佛如滚汤泼雪，吐蕃佛教被一举荡平。

每次看到这样的叙述，我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往短了说也有一百多年了，朗达玛的灭佛不过短短两年，就把佛教势力打击的烟消云散，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缓过气来。

这种情况，佛教势力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吗？

为什么会如此脆弱，是不是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哪里出了问题？

有关佛教反思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咱们先来说说，朗达玛灭佛用了哪些手段，是不是真的干净彻底？

在《拔协》里有一段记载：“朗达玛下令全体僧众脱掉僧衣、抛弃僧人标志。对那些不愿意做的人，则给以弓箭和鼓钹等，命他们去打猎杀牲，不愿去打猎的全部处死。寺院的大门要用泥封起来，经书全部埋入地下。”

从以上记载可知，灭佛措施大体可归纳为三条：

令僧人还俗，不愿者令其打猎杀生，再不愿者处死；

搬走寺中佛像，用泥封闭寺门；

将佛经统一封藏于岩穴之中。[1]

这些措施对佛教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但问题在于政策推行的范围有多大，执行的力度有多强，有没有遭遇抵触？

首先，朗达玛灭佛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吐蕃本土。

吐蕃王朝的佛教寺院，已在康区、安多等地出现。

蒲文成先生在《青海佛教史》中写道：“在西藏佛教发展的前弘期，佛教同时传入青海藏区，已有了修建的佛塔、雕刻的佛像，并有小型佛堂、寺院出现。”

这些地方都以赞普的号令为尊，但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灭佛出现在边缘地区，至少在河西走廊上佛教重镇沙州（敦煌）没有出现灭佛的记载。

也就是说，朗达玛灭佛运动的范围是可控的，它不是一场遍及整个吐蕃领土的扫荡。

其次，朗达玛灭佛的目标指向很明确。

著名藏学家噶尔梅·桑木丹教授在谈到朗达玛灭佛时有这样一番论述：“藏王赞普时期，军费开支庞大，需要从民众中征集大量青年入伍。因而，朗达玛便从公元841年起，开始关闭寺庙，切断了对寺庙的国库供给，收回了寺庙的房屋、土地，遣散了寺庙属民。由于众多年轻人出家给人口增长带来了影响，所以将僧侣遣送回原籍，禁止青壮年出家。坚决废止了佛教徒的寄生制度。

根据佛教徒的说法：‘佛教的存在与否要看别解脱律仪（戒法）的传承。’

因此，后来的史学家便依据这点断定朗达玛"灭佛了"。

然而，事实是朗达玛在位时密乘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将密咒金刚乘视为佛教的精髓。因而，可以说朗达玛只是取消了由国库供养僧侣的制度，并没有消灭佛教本身。”[2]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朗达玛对佛教的打击，仅限于那些有政治地位的僧人，受打击而中断的，也只是寂护及其弟子所传的戒律传统。

我们以前曾提到过，吐蕃佛教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流派。

一部分僧人可以称为“学院派”。

这部分僧人奉寂护大师的传承为尊，在寺院接受佛学教育，享受政府津贴。他们必须出家，住在寺院，遵守戒律，并且有严密的僧阶制度。

另一部分僧人则是“民间派”。

这些僧人大多属莲师一系，他们将佛教密宗同本教巫术和传统医术相结合，在广大下层民众中流通。这部分僧人也可以称为咒术师，他们散居民间，娶妻生子，组建家庭，靠法术和咒术在社会上获得尊重和生活物资。

朗达玛灭佛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寺院僧人集团，针对那些出家修行、不娶妻生子、靠属民供养且享有政治特权的僧伽集团。[3]至于那些散居民间与教团的关系疏离的咒术师，朗达玛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行打击。

在《西藏王臣记》中有一段记载，似乎可以说明这点：“有些外表在家的白衣俗人，而实际在家修行密咒金刚乘法的人士，是当时的藏王和大臣们所不知道的。由于当时没有显现出家相，而未遭到迫害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

持相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石硕老师在《吐蕃政教关系史》中就认为“朗达玛的抑佛似乎没有触及莲花生一派的信徒。”[3]

另外在《布顿佛教史》中记载：“那时，有一部分班智达被流放边域，一部分被驱逐出境，译师大都逃奔远方。”

可见，灭佛之时僧人逃亡以及被流放和驱逐到边远之地的情况较为普遍。换句话说，在灭佛过程中，被杀的僧人可能是少数，大部分僧人为躲避迫害逃亡或被流放到了边远之地。

所以这次灭佛的结果，实际上造成了大批僧人由卫藏，特别是拉萨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转移。[5]

最后，朗达玛对寺院建筑的毁坏可能并不剧烈。

吐蕃佛教经过历代赞普弘扬之后，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群落。这些标志性建筑包括大小昭寺、桑耶寺、噶琼寺、温江多寺等，朗达玛灭佛的首要目标也集中在这些大型寺院上。

从史料的记载上看，朗达玛的措施主要是封闭大门、驱逐僧人、搬走佛像、毁坏壁画，而不是彻底拆毁寺院。

以桑耶寺为例，这座重量级寺院的首次毁坏，应该发生在朗达玛被杀后，其两个儿子之间爆发的战争，或者是毁于之后的吐蕃属民大爆动。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朗达玛灭佛目的在于中断寺院传承，释放僧尼人口使其重新回归生产，而不是要彻底铲除佛教信仰。

于是灭佛行动呈现出范围、力度均属可控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无差别的毁灭。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禁佛”、“抑佛”来定义这次运动，甚至有人认为朗达玛是一位吐蕃时期的改革家，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6]

知道了灭佛的细节，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了。

朗达玛的灭佛呈现力度可控的状态，这种状态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究竟是朗达玛本身就希望力度可控呢，还是行动中出现了某种阻力，导致出现这种结果呢？

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都有体现，很多时候发了文件只是表明态度，到了执行层面可能是受制于成本太高，然后变成了民不举官不究，形成了一种含混的默契。

朗达玛在灭佛过程中肯定是遇到了阻力，这种阻力毫无疑问来自朝中崇佛的势力。

《贤者喜宴》里记载：“其时，所有信佛大臣属民聚集哭嚎，颇为愁苦，彼等说道‘大王不可如此对待佛教，应去观看一下全部先祖的文书、宝库中的箱箧以及全部石碑碑文’。

大臣属民同声呼喊，此时达磨赞普正在园中下棋，因闻属民呼喊之声心中不安，遂即诵读碑文。”

《拔协》里也有一个读遗诏、碑文的记载，区别是崇佛大臣们读，而不是朗达玛读。

《拔协》写道：“那些信佛的大臣说‘赞普肯定是鬼迷心窍了！’

大家都很伤心，他们看了先祖的遗书，知道松赞干布是千面观世音的化身。其后的国王，有的也是神佛的化身。因此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吐蕃幸福的根源，便设法不让赞普送走。

他们一会儿报告赞普‘等身像太重了，弄不动’、一会儿又说‘拉佛像的绳子断了’，然后又建议‘把佛像扔进湖里去吧’。

得到同意后，这些人悄悄埋了佛像，向湖中扔了块大石头。

为了糊弄赞普，他们还约好了一起向湖里张望。

赞普询问的时候，他们回答道：‘佛像扔在湖里，看不见了。可能是被鱼吃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灭佛运动中有很多人同情佛教，他们在具体操作中阳奉阴违，甚至故意欺骗朗达玛。

回到刚才的问题，灭佛运动呈现的可控状态，是出自朗达玛的本意，还是遇到阻力后无奈收手？

两种可能都有，甚至有可能是共同作用！

朗达玛作为一个佛教徒，在下达灭佛命令时，心中必然会有所顾忌？

在灭佛过程中，有人阳奉阴违偷偷保护，朗达玛未必不知道，但有时候装糊涂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

可能就是这种上下之间的默契，让灭佛成了一场有限度的打击。

下面我们用两个案例来跟朗达玛的灭佛做个对比。

这两个案例恰好是一个纵向，一个横向，它们分别是止贡赞普灭本和唐武宗灭佛。

关于止贡赞普灭本的事情，我们曾经很仔细的讲过，在这里我就简单说一下相似性。

止贡赞普的灭本源于本教势力对赞普王权的干扰。

本教的巫师拥有沟通神灵的权力，赞普王权的执政基础同样来自于神灵的神圣性。本教巫师所拥有的神灵意志解释权，必然成为王权神圣性的隐患。

当这种干扰剧烈到不能忍受的时候，王权必然会实施反击，止贡赞普灭本就是反击最剧烈的表象。但即便如此，止贡赞普的措施也是有限度的，他保留了王室御用的巫师和教师，驱逐的目标仅限于不接受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本教徒。

在这个角度上说，止贡赞普与朗达玛的措施有很多相似性：

他们的目标都是要瓦解宗教集团对王室的威胁；

在灭佛（本）的手段上也都有所保留，不是无差别打击。

再有一个相似之处在于，止贡赞普和朗达玛的行动都还没来及完成，便被宗教势力定点清除了。

另一个横向比较的样本是唐武宗灭佛。

这次灭佛与朗达玛的行动在时间上非常接近。

朗达玛灭佛起于841年，终于842年，短短两年便草草收场。唐武宗灭佛起于842年，845年到达高潮，846年终止，一共历经五年。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与朗达玛非常相似，都是基于寺院和僧人的过度膨胀，导致国家经济不堪重负。

在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曾明确规定一州只能建一座寺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寺院数量远超官府的规定。以至于唐朝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修建寺院，并用度牒制度严格限制僧尼数量。

我们以前曾讲过高僧悟空的经历，他离开唐朝时是个俗人，归来时已经一位高僧。但他的僧人身份并不能被官方认可，就是因为他没有政府颁发的度牒。

随着佛教在唐朝不断传播，财富也开始向寺院快速聚集。

尤其唐朝士族信仰佛教以后，开始将大量的庄园田产献给寺院。以至于僧人成了京城首富，“倾四海之财，弹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 ”。

此时政府规定僧尼田产的数量早就成了一纸空文，普通寺院的田产面积达到数十顷，大寺院的田地则有数百顷之巨。到唐代宗时期，“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更不能制备”，洛阳一带“公私田宅，多为僧有”。

这种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最终导致了唐武宗的灭佛。

除了经济利益以外，在唐朝的社会结构里也存在抵制佛教的力量。

唐朝皇帝有不少崇佛的，但信道教肯定更多，尤其是信道教信长生之术的更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朝皇帝有好几位都是嗑药死的，我曾开玩笑的说道教才是真正的巨人杀手。

唐武宗是不是笃信道教现在还有争议，但他死的很突然，估计也是嗑药嗑死的。

在唐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斗争呈现此消彼涨的状态，因此有人认为道教属于唐朝社会中一支反佛势力。

对比吐蕃来说，道教的地位类似于本教，都是本地原生的宗教体系，都面临外来宗教的侵扰。因此道教对佛教产生排斥，也比较符合逻辑。

除了道教之外，儒家对佛教也存在抵触。

儒家控制着朝廷的官僚体系，而佛教在大发展之后，也在谋求自身的政治地位。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和尚，曾“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争权擅威，日相凌夺”。这就造成了佛教和儒家之间的矛盾。

另外，儒家强调入世，而佛教看中出世，二者之间的逻辑基础也存在差异。

综合起来可以认为，佛、儒两家的矛盾有三个方面：

僧人文身、断发和《孝经》所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相悖，僧人离开父母剃度出家，属于不孝；

出家人不娶妻生子与儒家倡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悖；三、僧人披袈裟，只对佛祖行礼，而对君王和长辈都不礼拜，这与中国的传统礼仪相悖。

因此，在唐朝文人中有不少坚定的反佛者。

例如，韩愈为了反佛就写出了《原道》、《原性》和《原人》等著作，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说”。虽然韩愈的反佛主张没有被唐宪宗采纳，但二十年后“道统说”为武宗灭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如果在吐蕃的社会结构里找一个和儒家相似的集团，应该就是勋贵集团和武士阶层。

吐蕃王朝长期处于一种先军政治的运行模式之中，武士阶层凭军功可以获得升迁和荣誉。他们有权佩戴虎豹皮的装饰，死后也能在墓上画白虎装饰。这种夸耀军功的制度，就是文献记载的“大虫皮”。

武士阶层和佛教的矛盾在于佛教集团主导了长庆会盟，终结了长达百年的战争状态，同时也打断了勋贵和武士的升迁之路。但我们也要看到勋贵和儒家一样，不是全体都反佛教，即有崇佛的，也有反佛的。

在具体实施的手段上，唐武宗和朗达玛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唐武宗在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下令僧尼还俗，但这道昭命仅限于违反法律和触犯戒律的僧尼。

到了会昌四年，开始拆毁非敕建寺院（皇帝下令修建的寺院）和房屋不满两百间寺院，僧人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开始统计全国寺院的僧尼、奴婢和财产数量，然后给出了各州的寺院、僧人定额，超额的必须还俗。

再下一步，才是无差别级的灭佛。

所有僧尼不论有没有度碟全部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寺内铜像和钟磐全部熔炼，铸成铜钱。

朗达玛的灭佛，似乎也是由浅入深。

《贤者喜宴》中提到，灭佛之前“寺院译师班哲达，彼等其时无侍者”。

这里说的“无侍者”，黄颢先生认为：“是指当时已无属民为寺院及译师等僧人提供各种物质或人力的支持。”

噶尔梅·桑木丹教授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朗达玛在841年左右废除了寺院和僧人的供奉。

这种断粮的举动可能加剧了僧人集团与吐蕃大臣之间的对立。之后推出的灭佛措施是否跟这种矛盾的激化有关，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尚难作出确断，但这种可能性显然很大。[8]

经过纵横两个案例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答案呢？

灭佛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管出现在哪个王朝都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正如马歇尔·萨林斯所言：“结构是事件的依据，事件是结构的表象。”

如果对吐蕃的社会结构进行细分，王室、贵族、本教巫师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三者之间各司其职，互相合作又相互制约。当本教巫师的权重过大，王室便会发动打击，这就是止贡赞普灭本的主因。

当佛教进入吐蕃社会以后，长期扮演一个挑战者的身份。这个挑战者的目标是要置换本教的社会地位，当它在王室的协助下取得了成功，挑战巨龙的少年便走上了巨龙的老路。

这种情况的出现没有必要责怪谁，这是人性中贪婪和欲望的体现，不管是佛教，还是本教都不能免俗。

之后事件就可以看作是历史的重演了，就像在唐武宗灭佛之前，已经发生过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了，一样都是历史的重演。

在这类事件里，领袖的个人因素从来就不是主因。

不管这个领袖是止贡、朗达玛，还是唐武宗，亦或是拓跋焘、宇文邕，还是柴荣，都没有任何区别。

就以朗达玛个人来说，他同时拥有两个显而易见的标签：

佛教环境下长大的信徒；

集权政府的最高决策者。

两个标签同时存在，哪一个的权重更高呢？

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分析的不是朗达玛本人，而是当时的社会结构。

如果朗达玛是一个佛教后弘期的领主，教徒的标签拥有无可匹敌的权重。朗达玛必须以佛教徒的方式思考，以佛教徒的标准行事。

这就是后弘期的社会结构，朗达玛只能服从社会结构给他的设定，否则他就是异端。

但朗达玛不是生活在后弘期，他生活在前弘期的末端。

此时社会结构给他设定是吐蕃王朝的最高领袖，集权政府的最高决策者。

那么教徒的标签，还有那么高的权重吗？

朗达玛会以教徒的方式思考，以教徒的标准行事吗？

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吐蕃王朝就是政教合一的系统了。

毫无疑问，吐蕃王朝是一个王权社会。

王权比教权有更强的力量，朗达玛的身份首先是吐蕃赞普，其次才是教徒。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在之前的讲述，尽量避开了本教。

虽然很多藏文史料都把朗达玛描述成本教徒，在史料里“喜恶行”的记载，其实就是在映射本教。

但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说，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朗达玛的灭佛是为了弘扬本教，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灭佛以后本教因此受益。恰恰相反倒是有些证据能证明，他是一个佛教徒，至少曾经是个佛教信徒。

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实施了一次灭佛，看上去不光是一个悖论，甚至有点荒诞。

但这恰恰可能就是历史本来的面目！

朗达玛的举动是在维护吐蕃王权，此时他的身份是吐蕃赞普。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信什么教，不信什么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哪个影响了王权，是佛教就灭佛教，是本教就灭本教。

相似的例子不止朗达玛一个，还可以复制在元明清三代皇帝的身上。佛教史料在述及这些人的时候，经常会着重强调他们的信仰。

但这些人身上最权重最高的标签始终都是皇帝，维护政权稳定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他们个人有多信仰佛教。

讲到这里有关灭佛的内容就差不多了，下一期咱们来聊聊朗达玛灭佛对吐蕃佛教的影响，以及佛教势力的反击！

参考书目：

[1][6]、《达磨灭佛对佛教在藏区传播趋势的影响》_石硕；

[2]、《吐蕃赞普赤达尔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_安多·卡尔梅·桑丹坚参著，德康·索南曲杰译；

[3]、《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之探讨——对“禁佛”之正名与达玛之评价》_洲塔、杨建英；

[4][8]、《吐蕃政教关系史》_石硕；

[5]、《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_索南才让；

[6]、《一场历史事件的政治学解读——达磨灭佛运动及吐蕃解体原因再研究》_李加东智；

[7]、《唐武宗灭佛与朗达玛灭佛之比较》_魏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