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荐书-189、《种子帝国》--[美] 巴托·J.埃尔莫尔

巴托･J･埃尔莫尔出生于美国亚特兰大，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教授，主要研究全球环境史、资本主义史。他在《种子帝国》一书中，介绍了创办于20世纪初的孟山都公司如何从生产糖精和咖啡因起家，一步步成长为21世纪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生产商。通过全球实地调查，对农民、化学家、企业家、工人、病人、律师和法官的采访，以及查询尚未披露的公司档案和政府记录，埃尔莫尔追溯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孟山都公司商业版图扩张史，揭秘其化学制品和转基因技术如何渗入全球粮食供应的每一条缝隙。

1901年，42岁的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约翰･奎尼创办了孟山都。公司取名于奎尼妻子奥尔加･孟山都的婚前姓氏，因为奎尼当时在美国最大的药品批发公司之一的迈耶兄弟公司担任采购员，并一直做到1907年才辞职。这是奎尼的第二次创业。两年前，他用全部积蓄6000美元开了一个硫酸工厂。但据说在开业当天，工厂就被一把大火烧光了，奎尼的投资血本无回。

1928年，约翰･奎尼将孟山都交给他的儿子埃德加･奎尼。此时，孟山都市值超过1200万美元，拥有3家工厂，生产100多种化学品。埃德加决心把孟山都变成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巨头公司。他计划通过收购而不是内部创新来壮大自己。1929年开始，他发起了一系列并购，通过股票交换来融资。这永久地改变了孟山都的面貌，使孟山都从一家专注食品添加剂的精细化学品公司转型为一个多元化的公司。1932年，孟山都在美国化学公司中，以1760万美元的资产位列第八，但与名列榜首的杜邦公司（5.6亿美元）、排名第二的联合碳化物公司（3.04亿美元）相比，仍微不足道。

这个时候，石油化工正在兴起，这给美国化工企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追赶欧洲同行，追赶那些煤焦油化学时代的先锋。但随着石油从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加利福利亚州的油田中喷薄而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陶氏、杜邦、孟山都等美国公司成为石油化学领域的先行者。1938年，杜邦推出了尼龙，一跃成为聚合物和塑料领域的先驱；1937年，陶氏创造了一种多功能绝缘材料，即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孟山都则通过收购行动，组建了塑料分部，并在大萧条之后的经济衰退期逆势增长。1938年，公司总资产达到5900万美元，是6年前的3倍多。

二战为美国化工企业提供了发展契机。他们的德国竞争对手——拜尔、巴斯夫、赫斯特以及合并后的法本集团——由于缺乏石油，不得不转向用煤焦油化学或更古老的方法生成化学产品。换句话说，二战改变了游戏规则，使美国化学公司成为石化制造的世界领导者，成为全球化学工业的未来。

化学工业确实改变了世界，同时造成了很多问题。

2016年，密苏里州的桃农比尔･巴德对孟山都提起诉讼，他农场里的桃子长势不佳，叶子枯萎凋零，桃树奄奄一息。巴德坚信巴斯夫和孟山都的除草剂是罪魁祸首。

巴德所说的除草剂叫麦草畏。早年孟山都的拳头产品是另一款叫农达的除草剂，20世纪70年代上市。1996年，孟山都研发了抗农达技术，通过对大豆、玉米和棉花等大宗商品作物进行转基因改造，实现了农达抗药性。如果播种转基因种子，同时使用农达除草剂，就可以在整个生长季节喷洒农药去除任何杂草而不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然而没过几年，杂草开始对农达产生抗药性，这使孟山都把麦草畏这种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的老产品请了回来。孟山都开始积极研发能够同时抵抗农达和麦草畏的种子。

但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麦草畏比农达更容易挥发，特别是在高温下。挥发后的麦草畏会飘到邻近的农场和生态系统，破坏其他作物——做西瓜到无花果树无一幸免。这对没有种植麦草畏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来说是灭顶之灾，比尔･巴德就是这样的受灾果农。

孟山都非常清楚麦草畏的漂移性造成的危害，但是公司管理层认为，恰恰是这种危害可以帮助他们赚钱，因为漂移的麦草畏会迫使受害的农场主购买孟山都的种子和除草剂。孟山都鼓励他们的销售人员把受害者发展成客户。

2018年，加州旧金山湾区的退休校园管理员德韦恩･约翰逊打赢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官司。多年来，约翰逊负责为伯克利北部的贝尼西亚联合学区喷洒农药以去除杂草，用的是孟山都的除草剂。有一次，一根软管爆炸，导致他整个人浸泡在除草剂中。后来，约翰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陪审团裁定，约翰逊长期接触农达是得癌症的“重大促进因素”。加州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孟山都要付出78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在地球的另一边，孟山都的销售人员正在越南推广孟山都的抗农达系统。2014年，孟山都在转基因种子在越南获批。而在40年前，孟山都生产的橙剂摧毁了越南数百万英亩茂密的热带森林，并使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2018年6月，德国拜耳于630亿美元完成对孟山都的股权收购——这是德国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孟山都创始人约翰･奎尼独立德国公司的追求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转基因种子行业，这种大型并购案层出不穷。到2019年，拜耳、科迪华、中国化工以及巴斯夫，这四家公司控制了全球种子市场60%的份额。

但是，拜尔的一些员工认为拜尔刚刚吞下的是一颗毒药。5个月后，拜尔在资本市场上损失了300亿美元；一年后，三分之一市值化为泡影。

2020年6月，拜耳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孟山都遗留下来的官司。CEO鲍曼宣布，拜尔将划出4亿美元解决剩下的麦草畏诉讼；拨出8.2亿美元了结所有未决的多氯联苯诉讼；同意支付100亿美元的和解金，涵盖12.5万宗未决案件中的9.5万宗。但这项100亿美元的协议最终失败了。

与此同时，拜尔努力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家“数字农业”先锋角色的高科技生命科学公司，应用新出现的工具——土壤传感器、卫星图像、无人机和全球定位系统——来帮助农民精准地喷洒除草剂、监测田地营养、追踪天气模式，从而通过数据挖掘增加产量，养活全世界。

但是，历史表明他们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当孟山都在1996年发起转基因革命时，它说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全球各地的饥荒。25年后，美国农业部和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知名团体分析的数据显示，孟山都转基因技术并未带来产量增长。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非转基因作物也在同步实现生产率增长。

转基因种子也未能消灭它曾经宣扬的能够消灭的杂草。在采用转基因种子的最初几年，孟山都确实显著降低了有毒杀虫剂的用量。但当昆虫产生抗药性后，美国农场上使用综合杀虫剂的总量开始缓慢上升。到2010年前后，美国化学农药投入总量比1996年引入转基因种子时增加了许多。这表明，由销售化学品的公司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的企业化整合带来了一个问题重重的农耕系统。转基因技术被他们错误地运用在如何销售化学品，而不是投资能真正解决粮食问题的领域。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许多拜尔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为养活全世界和治愈疾病而从事工作的诚意。但是，如果这些充满善意的人们没有从实验室的显微镜上抬起头来，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他们所处的历史，他们就看不到这些种子可能带来的后果。

幸运的是，还有种子商在销售非转基因种子，许多食物——特别是水果和蔬菜——仍然是从转基因系统之外的种子成长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