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荐书-185、《卓越》-吴军

吴军是美国硅谷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还是一位畅销书作家。“老陈荐书”在2021年推荐过他写的《信息论》。在2024年1月最新出版的《卓越》一书中，作者吴军在系统研究了教育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经验和对教育热点的思考，从教育的意义、内容、方式、节奏和道路等多方面入手，带领家长掌握教育的底层逻辑和发展趋势，避开教育误区，让孩子不走弯路。

本期“老陈荐书”介绍书中的一个话题，中国大学的文理科学生比例是否合理？

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文理科学生的比例基本是1：1；而中国的理工科学生数量远远多于文科生的数量。即便如此，很多学生和家长依然认为理工科对社会更有用，文科用途不大。2021年，一家银行出了一份报告，大意是文科生占比太高会给经济发展拖后腿，东南亚很多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文科生占比太高。这份报告一经发布，社会上一片哗然。很多文科专业的学生和相关岗位的从业者自嘲地说：“敢情咱们拖了国家发展的后腿。”

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好坏和它的科技水平的确有关，但影响更大的因素是政治清明、经济开明、法律保护工商业、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以政治清明为例，全球普遍使用“政治透明度”来对这项指标进行衡量，排名越靠前，腐败就越少。阿根廷的政治透明度在主要国家中排第78，这个情况不算好。巴西的情况更糟一点，政治透明度排第94。拉美的问题大国委内瑞拉在全球排名第176，几乎倒数。拉美政治最清明的国家是智利，全球排名第25，相应地，它的经济发展状况也非常好。在亚洲，马来西亚的政治透明度排全球第57，还不错，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比较糟了，排到第100名以后。和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分别排全球第3、第19和第33。可见，政治清明和GDP水平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无论是政治清明、经济开明，还是让商业得到法律的保护，与理工科学生并无太多关系，反倒是对文科生的依赖更多。

那么，上面那份银行的报告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呢？一些人认为，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使用新技术，只有理工科学生有可能掌握新技术。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培养了太多的文科生，难免会影响其创新水平。但是这个逻辑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并不成立。

靠着牛顿、瓦特等人的贡献，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头羊。随后，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又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二战至今，全世界受益于信息革命的成果，我们所了解的领导了信息革命的人基本上都是学理工的。但因此就简单地将技术创新看成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就大错特错了。

无论是在哪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程师的数量相对而言都很少，科学家的数量就更少了。这些人之所以能贡献出世界上大部分的科学成就和技术创新，除了自身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律能保障创新者的权益，民众对创新充分认可，以及商业工作者提供了将创新变现的市场。而在后面几项工作中，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商业工作者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单纯认为这都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功劳，那就跟故事里讲的一样，一个人吃馒头，吃到第5个饱了，于是认为都是第5个馒头的功劳，前四个的作用就不考虑了。

政治因素、商业因素和科技因素融汇在一起，才促成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至于信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硅谷一整套的创新制度，而不仅仅是几个个人。也正是靠着制度上的优势，原本是农村的硅谷地区才能后来居上，成为信息产业的中心，而美国东北部传统的工业中心，虽然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反而相对落后了。

试想一下，如果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不保护创新的国家，大家还有动力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做创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那么做不符合市场规律。

具体到瓦特，在发明出万用蒸汽机前，他一贫如洗，还有一大群孩子要养活。出于生计的考虑，瓦特一度想去俄国挣钱，因为当时的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求贤若渴。而让瓦特留下来的，就是英国的专利制度和对工商业的保护。类似地，硅谷地区的发展，是因为早期员工能够从期权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让他们能够放弃大公司的高薪投身到创业中。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保障，即便个别人会出于情怀和好奇进行发明创造，成功的也只会是个案。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都不得不在低水平的工作上重复、竞争，也就谈不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了。最终，不仅人均GDP的发展会陷入停滞，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的人也只能和普通工匠做同样的工作。因此，如果说理工科学生对经济发展有帮助，那也只是诸多帮助中的一种，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决定性的。

看过了历史，再从现实角度看看这个问题。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在2017—2018年度200万本科毕业生中，理工科学生只占1/4左右。这是把工程、生物、计算机以及一半的医学类专业，还有纯理科专业加在一起了。

再看看先进制造业最发达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的情况。根据德国政府的数据，2015—2020年，理科和工程专业的学生加在一起，在本科生中的占比不到40%。日本划分学科的方式和中国、美国、德国都略有区别，但经过换算，理工科学生最多也只占40%。

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绝大多数省份，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不到1：2；在个别省份，这个比例甚至低到畸形的1：4。显然，理工科学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理工科学生占比高会不会让经济发展得更快？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如同你买了两张同一班次的火车票，不可能把差旅时间缩短一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需要平衡，一个行业多出一倍的竞争者，未必会让这个行业发展得更快。与此同时，如果不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会导致恶性竞争，最终可能会毁了这个行业。

今天的中国显然无法消化更多的理工科毕业生了，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名牌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挤破头也要进街道办事处了。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一个普通学校的文科毕业生都可能比名牌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做得更好。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各个专业的人才数量平衡。在硅谷，只有1/4的劳动力供职于高科技企业，剩下3/4的人供职于服务业、医疗、金融、能源和制造等行业。即便在高科技企业，技术和工程也离不开销售、法务、财务、行政等，而这些职位大多由文科生担任。缺了哪一块，企业的运转都会出问题。

今天的中国无疑需要通过创新完成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创新首先需要的是制度创新和法律保障，而这要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精英一起推动。此外，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创新、艺术和思想领域的创新等。一个国家在人文艺术方面的底蕴会支撑起他的创造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理工科人才，缺乏人文和艺术底蕴，就只能进行重复性的技术工作，无法完成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1957年，苏联抢在美国之前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让美国陷入了恐慌。美国人开始反思，为什么当时科技水平不如西方的苏联能率先做到这一点。他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苏联从沙皇时期积累了很深的文化和艺术底蕴，因此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但等到冷战结束，西方国家发现苏联的工程技术水平赶上来了，竞争力却比20世纪50年代差了，这是为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苏联不仅将理工科和文科彻底分家，还特别重理轻文。苏联有不少能够仿制西方技术的工程师，却做不出一款能够风靡世界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