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荐书-183、《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出身于一个中等农家，6岁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7岁赴美国留学。1923年春，28岁的蒋廷黻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著有《中国近代史》，在短短57000字的篇幅里，浓缩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伊始的近百年史事。1934年，蒋廷黻以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49年后，任台湾“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1965年5月退休后，蒋廷黻原计划回台湾撰写回忆录和中国近代史专书，不料5个月后因癌症病逝于纽约。本书《蒋廷黻回忆录》是他在退休后、去世前以口述自传方式进行的，可惜仅完成了一半，抗战胜利后的部分未能完成。

本期“老陈荐书”介绍书中的几则民国轶事。

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山东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引起全国各大城市的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蒋廷黻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抵制日货是有利于国家的爱国行为，但是售卖日货的商人原本做的是合法生意，要这些商人关门遭受意外损失是不公平的。蒋廷黻给学运领导人提了个建议，学生到售卖日货的商店详细清点存货，做个准确的登记。然后，可以征收日货所有者的“爱国捐”。缴过捐后，可以出售日货，再把出售日货的价款转购国货。学生们认为蒋教授的建议很合实际，面面俱到。一星期左右，天津所有的学生都动员调查日货。调查后，学生团体送给每家商店一份清单，写明应缴“爱国捐”数额，商人到指定银行缴款。一旦商人缴了款，就可以出卖剩余的日货。天津一地所收的“爱国捐”就有50万元。这种方法很快被全国各地采用。

收到的“爱国捐”做什么用呢？蒋廷黻建议成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训练出一批人员去改善国货。例如天津盛产酱油，酱油的主要成分是大豆，依照旧法，大豆发酵的过程需要半年。因此，投资人要负担6个月的利息。如果研发出某种化学方法，加快发酵过程，省掉一半时间，那么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国货只有用现代科技和生产方法提高品质，才能与日货长期竞争。但是，研究所成立后，却被一些人反对，他们要用这笔钱在天津办个毛纺厂。其实平津一带已经有很多毛纺厂，再增加一个也没什么用。最终，研究所被迫关闭，而毛纺厂买了国外的一个旧工厂的破设备，一直都没有开工。

蒋廷黻第一次到北平的时候，看到壮观的城门、城墙、宫殿、笔直的大街，不禁惊呼北平的伟大。但是过了几天，另一种感觉突然发生了。北平拉长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北平的伟大是天子特有的伟大庄严。北平是皇帝所在地，言外之意，国家就是皇帝的私产。

1929年至1934年，蒋廷黻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有些方面可以学国外，有些方面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数、理、化、生物等方面的成就，中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中国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比如政府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书籍，他们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教授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比如政治思想方面，清华的教授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却没有一个人能讲述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而不是要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才。

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大部分历史已经被科学地、彻底地研究过若干个世纪。因此，他们有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却不然。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在过去，历史研究者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而无法了解整个中国历史。

为解决这个问题，清华有一个很好的政策，任何担任社会学科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授课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蒋廷黻为历史系引进了一批年轻教授，引导他们使用新方法，开发新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就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

一次，有人请讲蒋廷黻吃晚饭。早到的人坐下来喝茶、嗑瓜子、聊天，但是一直不开饭。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他来了不久，就开饭了。几道菜之后，蒋教授突然发现那个“小商人”正在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话题又突然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话题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事后，主人告诉蒋教授，那是曾国藩的孙子。

后来，英国公使馆的一位医生告诉蒋教授义和团时期的一段趣事。有一天，医生骑驴到哈德门街，一辆黄包车从巷子里冲出来，惊了他的驴子，几乎把他摔下来。医生很生气，挥拳就打那个拉黄包车的。这时，乘客举手阻拦说：“你不能这样。”对方说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语，使他大吃一惊。医生抬眼端详，乘客衣衫褴褛，貌似落魄之徒。经询问，乘客正是曾国藩的那个孙子。后来两人成了朋友，经医生介绍，曾国藩的孙子成了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莫逆之交。

1937年的一天，在莫斯科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的蒋廷黻接待了一位衣衫褴褛、沉默寡言的人。经再三询问，才知道对方叫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女婿。屈武说他于1925年或1926年到莫斯科，国共分裂后，苏联怀疑他是反革命分子，发配他做了10年苦工，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过去没有干过苦力，所以在北极非常吃不消。苏联官员发现他虽然是一名工人，却有相当的教育水平，因此叫他做鼓舞同伙犯人士气的工作。当他刑期届满后，看守人员告诉他自由了，他却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苏联人安排他担任正式的监狱管理员，待遇相当好。当他获悉中国已经对日作战时，急于返国，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苏方帮助他到莫斯科，他来找蒋廷黻大使，就是希望大使馆能帮忙找到他的岳父，要钱和护照，以便回国。蒋廷黻告诉屈武，一切都会安排好，让他一周内再来。

不过，屈武过了三周才来。他说上次见面后，他打算去看场电影，因为电影要半小时后放映，他想借机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铁路。但他闲逛时，警察怀疑他是间谍，把他逮捕了。警察花了三个礼拜时间清查他的资料，才弄清楚。蒋大使告诉屈武，三天内可以帮他准备好车票，这段时间要特别小心。但是到了约定时间，屈武又没来。原来他离开大使馆后，到一家大百货公司，看橱窗里摆的物品，又被逮捕了。这次清查他的资料，警方只用了一个礼拜。

屈武后来曾担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