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十四）个体化过程的比较研究

荣格大概是在1910年左右接触到炼金术的文献。1912年，西奥多·弗洛诺瓦在日内瓦大学的讲座中报告了对炼金术的心理学诠释，赫伯特·希尔贝雷在1914年出版了一部与炼金术有关的巨著。荣格追随着弗洛诺瓦和希尔贝雷的足迹来到炼金术领域，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思考炼金术。他对炼金术的理解基于两个主要命题：第一，炼金术士在他们的实验室中对这些文本和材料进行冥想时，他们的修炼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积极想象；第二，炼金术经典的象征类似于荣格和他的病人已经进入的个体化过程。20世纪30年代，荣格的研究活动从《黑书》中的幻想转移到他的炼金术抄本上。他根据炼金术文献和相关的作品编制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目录，并根据关键词和主题编排索引。这些抄本构成他炼金术心理学作品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之后，荣格放下《新书》的创作。虽然他已经不再直接探索它，但是它仍然处在他活动的中心。在心理治疗实践中，他继续尝试鼓励病人进行类似的发展过程，并确定他的经历中哪些方面是他独有的，哪些是共通的，从而可以应用到别人身上。在他的象征研究中，荣格对类似于《新书》中的意象和概念的事物很感兴趣。他仍然在研究的问题有：类似于个体化过程的东西是否在所有文化中都能看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共同和差异的地方在哪里？从这个角度上看，荣格在1930年之后的工作都可以被视为对《新书》内容的延伸放大，并尝试将其内容转译为那个时代的观点所能接受的形式。《新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荣格后期出版的作品中明确表达的观点非常相似，并代表它们最初的构想。另外，《新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没有直接出现在《荣格全集》中，也没有被系统地概括出来，更没有以隐喻或间接提及的方式出现。因此，《新书》毫无疑问已经厘清了《荣格全集》中迄今为止最难以理解的方面。如果一个人没有研读《新书》，就无法理解荣格后期作品的起源，也不能完全理解他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同时，《荣格全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新书》的间接评论，二者交相呼应。荣格把自己的“直面无意识”视为后期作品的来源，他说自己所有的作品和之后获得的一切都来自他进行的想象。他也曾尽最大的努力将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但用的是复杂难懂且有缺陷的语言。他经常感觉到好像“有庞大的石块轰然砸在（他）身上，雷电交加暴风雨接连不断”。他对自己没有被这些摧毁感到很震惊，而其他人却没能幸免，例如希尔贝雷。1957年，当库尔特·伍尔夫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著作和传记式的梦与幻想的笔记之间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正是这些最原始的素材强迫我对它进行探索，我的著作差不多就是在将这种光怪陆离的物质整合进我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时所进行的一种成功尝试。最初的幻想和梦非常像炽烈且已经熔化了的玄武岩，接着结晶成石头，我便对石头进行工作。他又补充说：“我用了45年才把我曾经的经历讲出来，呈现出我经历的事情，把它们写进我的科学著作中。”用荣格自己的话说，《新书》可以被视为自己个体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记录。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荣格试图从他对病人和自己的比较研究之间找到一般规律性的共同元素。因此他后期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整体框架、一个基本的梗概，没有对主体的细节论述。在回顾的时候，荣格将《红书》描述成为以启示的方式构思事物的一种尝试。他希望这能够使自己得到解脱，但是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后来荣格意识到自己必须返回到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他需要从这些洞察中得出结论。因此，详尽阐述《红书》中的材料变得至关重要，但是他也必须明白道德义务，他为此付出的是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科研事业。193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心理学俱乐部开始对克里斯汀娜·摩根的幻觉幻象展开一系列的讲座，这些讲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新书》的评论。为了说明他在《新书》中所获概念的实证效度，他必须呈现出自己所描写的过程并非是特有的。在1932年进行的昆达利尼瑜伽的讲座中，荣格开始对秘传修炼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帕坦加利的瑜伽、佛教的冥想修炼和中世纪的炼金术，他就这些主题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进行了大量的讲座。带来这些连接和比较的关键性洞察就是荣格认识到这些修炼都是基于不同形式的积极想象，而它们的目标都是人格的转化，而荣格将人格的转化理解为个体化的过程。因此荣格在ETH的讲座提供的是积极想象的比较史，即构成《新书》基础的修炼。1934年，荣格第一次以个案的形式将对个体化过程的描述扩展后出版，他所写的个案是已经连续画了大量曼陀罗的克里斯丁·曼。荣格也提到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我之前自然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它能够保证一个人在画每一张复杂的图画时，不对图画的真正含义有一丁点想法。在绘画时，图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通常与个人的意识性意图相反。他指出这本书填补了他在描述治疗方法上的空白，因为他很少写有关积极想象的内容。他从1916年就开始使用积极想象这种方法，但只在1928年的《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中有大致的描述，并在1929年为《黄金之花的秘密》所写的评注中第一次提到曼陀罗：我至少有13年没有提过这些方法带来的结果，目的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暗示。我确信这些东西（特别是曼陀罗）完全都是自发创作的，并非我的幻象对病人的暗示。通过历史研究，荣格确信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创作曼陀罗。他还指出，有些治疗师的病人也会创作曼陀罗，而这些治疗师并不是他的学生。他不出版《新书》的原因也可能是出于另外一种考虑：让他自己和那些批评他的人明确看到病人的成长，尤其是病人的曼陀罗意象并非源于他的暗示。他坚持认为曼陀罗意象是原型普遍存在的最佳例证。1936年，他又提到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使用积极想象这种方法，观察到很多象征，而多年之后，这些象征在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经典中得到验证。但是，从证据上看，由于荣格学识渊博，他自己的材料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他的情况并不足以支持这些意象在不受任何先前经验影响下从集体无意识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论点。荣格在《新书》中清晰地呈现出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历史的转化及象征转化的历史性。荣格在自己的炼金术和基督教教条的心理学著作以及几乎全部的《答约伯书》中论述的就是这一主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正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看到的幻象具有预测性才导致他进行《新书》的创作。1952年，通过和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沃尔夫冈·保利的协作研究，荣格提出在因果关系原则之下存在“有意义的巧合”，他将之称为共时性。他认为，在特定的情境下，原型的积聚会产生时空的相对性，这就是共时性发生的原因。他试图把科学的认识扩展应用到现实发生的事件上，就像他在1913年和1914年的意象。需要注意的是，《新书》与荣格的学术著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点对点的转译和阐释。早在1916年，荣格就开始寻找能够表达他的某些实验结果的学术语言，同时又继续详细描述自己的幻想。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新书》和《黑书》视为荣格创作的私人作品，而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也在公开发表学术作品，尽管学术作品是由个人作品孕育而来，但是这两种作品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在停下《新书》的创作之后，他通过建造塔楼、雕刻石头和绘画，继续精心制作自己的私人作品，也即是他自己的神话。在这里，《新书》行使的功能就像一个活跃的中心，他的很多绘画和雕刻与它有关。在心理治疗实践中，荣格试图通过协助和督导病人自己的自我实验与象征的创造，使病人能够恢复生命的意义感。同时，他又试图详尽阐述普通的科学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