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 . 维州事件与牛李党争（五）

通俗西藏史（二百四十二）——维州事件与牛李党争（五）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老布在前面用了四期的篇幅讲维州事件的过程，李德裕和牛僧孺的观点，今天咱们来把背景再扩充一下，讲讲牛李党争。

一般来说，总结唐朝灭亡的原因有三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

在朋党之争中最主要的表象就是牛李党争。

这场党争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发端，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截止，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绵延四十年。

《旧唐书·李宗闵传》里对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如下描述：“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以至于唐文宗都慨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从发端上说，牛李党争由进士考试而起。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在考卷上痛诋时政，阅卷老师实名点赞，三人均被录取，牛僧孺还被列为头名。

但当朝宰相李吉甫不愿意了，他跑到宪宗面前哭了一鼻子，还要求退休，给别腾地方。

老布这么说，给人感觉李吉甫挺没水平的。

其实他算比较有作为的宰相，两次任相一共也就三年七个月，但在期间抑制藩镇、打击宦官、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巩固边防，做了不少实际工作，有“元和名相”之誉。

他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

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年）。

李吉甫写这本书是为了便于皇帝总览全国形势，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因此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脉走向、水道经流、湖泊分布、物产矿藏都有详细的描述，而且还配了地图。

这本书编完以后，就成了后代编写地理志的范例。今天的学者在讨论唐代历史地理的时候，没有不拿《元和郡县图志》做论证依据的。

可以这么说，李吉甫不需要用做过宰相来定位，就凭写了《元和郡县图志》，他的历史地位就已经盖棺定论了。

还有一点也挺重要，李吉甫是李德裕的父亲。

唐宪宗为了安抚李吉甫将阅卷官员、复审官员全都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不予重用。

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上书鸣不平。

白居易也写了《论制科人状》，为被贬诸人鸣冤。[1]

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风议不断，唐宪宗也有点左右为难，尚书右仆射裴均趁机发动了倒李运动

裴均出身河东裴氏，这是一个久负盛名的望族，有唐一代其家族出了十七个宰相。裴均本身也是名人之后，他曾祖父就是我们以前仔细讲过的裴行俭。

李吉甫外放淮南节度使前，向宪宗推荐裴垍接任，这位也是河东裴氏成员。

裴寂也出身于河东裴氏，这就在告诉我们，牛李两党不能用家族来划分。

同一个家族里，可能既有牛党，也有李党。

裴垍在任上又提拔了韦贯之、裴度和李夷简，三人都到了重用，先后做了宰相。这三位分别出自关中韦氏、河东裴氏、陇西李氏。

其中，裴度被后世的学者划分为李党，而韦贯之属于牛党。

这就在告诉我们，两党划分不能用豪门，或者是寒门来甄别。

到此为止，两派对立的态势已初见端倪。

在宪宗元和年间，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解决藩镇割据。

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主张武力平叛；另外宰相李绛、韦贯之、李逢吉主张安抚妥协。

由于宪宗和当权宦官支持武力削藩，主战派因此得势，反对派则利用舆论与之抗衡。

李吉甫死后，主战派的中心人物是裴度，反对派的中心人物是李逢吉。

公允的说，宪宗时期的党争尚在初始阶段，两党人员还没有达到泾渭分明的程度，争执也基本限于执政思路，远没有达到逢李必反，或逢牛必反的程度。

比如李绛身为李党干将，依旧主张对藩镇怀柔。

韦贯之的提拔来源于李吉甫、裴垍一系，但他跟同为河东裴氏的裴度关系极差。

如果事情就停在宪宗时期，可能都谈不到朋党之争。

但事情的发展永远都是螺旋上升的，当事情开始变坏以后，必然会继续变坏，尤其在涉及人的问题上莫不如此。

这就是所谓的“墨菲定律”。

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又爆了一个大雷，将两党的关系向深渊猛推了一把。

长庆元年在唐蕃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两国达成了终战协议。

就在唐蕃使臣紧锣密鼓会谈之时，长安政坛上平地一声惊雷，长庆元年科举舞弊案炸了。

长庆元年三月的科举看上去似乎跟往年没什么不同，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和副考官右补阙杨汝士顺利完成了任务，将中举人员的名单呈送给了皇帝。

但看到这份名单，有两个人很生气。

一个是即将外放西川节度使的前任宰相段文昌（武元衡之婿），他接受了杨浑之的贿赂找主考官走了门路，还亲笔写举荐信。

另一个翰林学士李绅，他去找钱徽走后门，保举的人是周汉宾。

但放榜之后，二人名落孙山。

段文昌就在临走之前，跑去穆宗面前告了状，说钱徽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徇私舞弊，中举的名单早就内定了，选的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

穆宗便找李德裕、李绅、元稹询问，他们也说确有其事，并且指出中举之人里有李宗闵的女婿和副考官的弟弟。

穆宗大怒，命白居易和王起做主考官重新考试，结果中举的十四人里有十一人被淘汰。

此事一出朝野哗然，穆宗只能举起大棒，钱徽、杨汝士、李宗闵全部都被贬出京。

从表面上看，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打击。

李党的李德裕、李绅、段文昌粉墨登场，打击了牛党的李宗闵、钱徽。元稹倒不一定是李党成员，但他与李德裕、李绅关系极好，常有诗文唱和，时人并称为“三俊”。[2]

但这件事里有不少疑点：

李德裕在事件中是什么位置，是主导者，还是协从者；

在《旧唐书》王起、钱徽、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传里，都没提到李德裕，只说是李绅、元稹向穆宗告发。

可在《旧唐书·李宗闵传》里却认为李德裕是告发的主使人。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用了《李宗闵传》的记载，并强调了李德裕的作用。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李德裕确实在现场，他面对穆宗问询做了回答。但李德裕不应该是事件的主使人，因为告发人是段文昌，其他三人相当于是证人。

后世写史的作者把李德裕提出来，很有可能是以党争为纲了，用之后牛李党争的视角来叙述了这次科举舞弊案。[3]

削藩与反削藩势力的此消彼长；

长庆科举舞弊案还有一个背景值得注意，就是削藩与反削藩的路线斗争。

唐宪宗元和年间，两种执政路线存在激烈的博弈。

主张武力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在元和十年（815年）被当街刺杀，另一个重臣裴度也身受重伤。

等到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暴毙，唐穆宗在宦官的扶持下上位。朝中的政治氛围发生了逆转，主战派大臣纷纷被贬，主战的宦官人间蒸发。

长庆二年（823年），李逢吉入朝，六月升为宰相。

同月，元稹贬为同州刺史。

七月，白居易贬为杭州刺史。

九月，李宗闵重新入朝。

同月，李德裕被贬润州刺史。

次年十月，李绅被贬江西观察使。

到此为止，双方正式剑拔弩张，各种新仇旧恨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党争。

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

也就是说，从长庆元年的科举舞弊案可以看做是两派形成的催化剂。

此时两派的旗手人物分别是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走到舞台中心还要稍晚些。

实际上，在两唐书里并没有“牛李党争”的字样，写的反倒是“二李之争”，指的就是李宗闵和李德裕。

因此我们在看牛李党争的时候，心里要清楚一点。

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后世史家对这场党争的总结，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两党都出现过很多变化。

李党的旗帜性人物，从李吉甫到裴度，再到李德裕；

牛党的旗帜性人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再到牛僧孺。

并不是从李党这群人选一个李德裕，从牛党这群里人选一个牛僧孺，这两人打擂台。

另外，两党的路线斗争也在不断变化：

从对待藩镇，到冗官、科举、佛教，随着皇帝和宦官的变化，两党的议题，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我们不能用一种固化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历经六朝的党争，它在每个皇帝主政的时期都有相应的变化。

比如宪宗死后，支持削藩的大臣和宦官惨遭清洗，但到了开成五年（840），唐文宗上墙，牛党和他们依附的宦官未能把太子扶上皇位。

另一派宦官拥立了唐文宗的弟弟，也就是唐武宗李炎。

牛党因此失势，李德裕入朝做了宰相，李党开始了独掌朝政的时期。

李德裕在唐武宗执政的六年里，做了很多工作，打击藩镇、裁汰冗官、改革科举、禁毁佛教、抑制宦官、储备物资、反击回鹘。

唐朝渡过了一段比较平稳的时间，史称“会昌中兴”。

李德裕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李商隐誉其为“万古良相”；

宋代词人叶梦得，称其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

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

在李德裕的众多举措里，灭佛最被人关注。

唐武宗也因此一直被后人黑，以至于大家更熟悉的是“会昌法难”，而不是“会昌中兴”。

很有意思的是历史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共振，就在武宗灭佛的前几年，吐蕃赞普朗达玛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可以很肯定的说，唐武宗没跟朗达玛商量过。

可远隔千里的两个政权，为何会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做一件几乎相同事情。

这里面是不是存在什么共性？

关于这个远隔千里的共振，我们放到朗达玛的时候再来仔细讲。

现在我们来简单聊几句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身上最显而易见的标签，无疑是灭佛。

但如果公允的评价，武宗算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把他放在中晚唐的政治环境下来考量，李炎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如果要在吐蕃的历代赞普里找一个对应的人，跟唐武宗接近的应该就是赤德松赞。

这两位都是在帝国处于下降通道的背景下，凭一己之力稳住了局势，他们一个相似点，就是都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执政基础。

赤德松赞的继任者是热巴巾，唐武宗的继任者是唐宣宗李忱。

李忱和李炎一样，都有一个中兴之主的标签。

李炎的年号是会昌，史称“会昌中兴”；李忱的年号是大中，史称“大中之治”。

如果对比一下“会昌中兴”与“大中之治”，你会发现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李炎的作用更像一个破局者，史料里对他的性格描述为“性刚而果于断”。他发现了问题会迅速做出判断，并想办法给出解决方案。

反观李忱，史料里的描述是“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描述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李忱更善于利用权术来驾驭臣子。

李忱的性格特点跟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古代皇帝的继位制度里，要么就是父死子继，要么就是兄终弟及。

可李臣既不是唐武宗的儿子，也不是唐武宗的弟弟。

他是唐宪宗李纯的儿子，是武宗李炎的叔叔。

也就是说，别人的皇位继承都是顺流而下，李忱属于逆流而上。

这个诡异的继承顺序，在整个中国历史都属于异类。

唐宪宗活着的时候，李忱就属于小透明的属性。

他的母亲地位很低，跟宪宗基本没什么交集。

甚至，李忱出生都是意外事件，就是宪宗一时兴起，来了个一发入魂。

当时在后宫一手遮天的女人是郭贵妃，她是郭子仪的孙女，李忱的母亲就是郭贵妃的侍女。

这种毫无根基可言的地位，让李忱母子过的战战兢兢。李忱从小就沉默寡言，以至于“幼时宫中以为不慧”。

就是大家都认为，这娃就是个傻子。

宪宗晚年时，宫里上演了夺嫡大戏。李忱跟她妈连参赛机会都没有，只能躲在一边提心吊胆的看戏。

最后的获胜者是郭贵妃亲儿子李恒，也就是唐穆宗。

之后的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都是穆宗的儿子，也就是兄弟关系。

这时候的李忱辈分是上升了，成了皇叔，但地位一点也没改善。由于李忱年纪小，就比武宗大四岁。这几个皇帝都不把他当回事儿，再加上他沉默寡言，脑袋上还顶着个“傻子”的标签，就更加不受重视了。

文宗和武宗经常找机会戏弄他，撺掇他在众人面前说话。

谁也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皇叔正把龟息大法练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等到唐武宗去世，宦官把李忱扶上了皇位。

原因很简单，因为宦官觉得他“傻”，比较好控制。

这一年李忱37岁了，前半辈子都在隐忍中度过，又是一种逆流而上的继位顺序。再加上武宗可不是没有儿子，他的五个儿子都在一边看着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唐宣宗李忱，你会怎么处理？

李忱用了两招：

第一招是挖空了心思来“御下”；

李忱把所有技能点都点在“明察秋毫”上了，大臣犯的任何错误，就算是奏折上写了一个错别字，都会被拎出来批斗一番。

以至于所有大臣在他面前都充满了压力。

时任宰相令狐綯是李忱最信任的大臣，就曾悠悠地说:“我秉政十年，皇上对我非常信任，但面圣奏事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

李忱还让人偷偷编了一本名叫《处分语》的小册子，收录了全国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这种了解基层的方式，用好了自然是个好手段，但李忱的用法是拿它来敲打即将赴任的刺史，表示自己明察秋毫，没有不知道的事儿。

他甚至跟刺史说：“你在外为官远隔千里，但在我看来，就像你我现在的距离一样。”

这一套夹枪带棒的表演之后，刺史都被吓得屁滚尿流。

另外一招就是奠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刚才老布说了，唐宪宗死得非常突然。

对于他的暴毙，一直都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是嗑药嗑多了；

另一种认为宪宗是被郭贵妃和唐穆宗害死的。

李忱坚定地支持后一种说法，甚至有可能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如果穆宗是篡位上台，那敬宗、文宗、武宗的执政合法性就不存在了。李忱作为宪宗的儿子，他继承大统就成拨乱反正了，充满合法性的光环。他当上皇帝以后，曾一度想把穆宗、净宗、文宗、武宗全都从太庙里搬出来，只不过因为动静太大没能成功。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武宗和宣宗的政策出现了180°的逆转。

武宗对藩镇强硬，宣宗就怀柔；

武宗裁撤冗官，宣宗就恢复；

武宗灭佛，宣宗兴佛；

武宗用的人，宣宗就贬；

武宗贬的人，宣宗就用。

宣宗继位当年，李德裕就被贬出长安，之后就是连续被贬，一直贬到了崖州（海南三亚）。这已经贬到最南端了，再往南就到西沙群岛了。

于此同时，在武宗朝被贬的牛党的干将李宗闵、牛僧孺等五人全部回朝拜相，史称“五相北迁”。

在《资治通鉴》里谈到李德裕被贬，给出的解释是宣宗忌惮他专权。公允的说，李德裕在武宗时期确实有专权的问题，有时候搞的唐武宗也很不高兴。但从唐宣宗对唐武宗的清算上看，李德裕被贬不完全是宣宗对他的个人好恶，而是来自于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伸张。

到此为止，牛李党争完成了最后一次轮回。

李德裕被贬至死，牛党的李宗闵、牛僧孺也年事已高，过不久也都死了，绵延六朝的党争宣告终结。

这就是牛李党争的大致脉络。

这场党争瓦解了唐朝的政治生态，恶化了官员素质，等到党争结束了，唐朝也进入了断崖跳水的阶段。

唐宣宗死后，农民起义就开始此起彼伏，直到一个不第秀才，写出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关于牛李党争的影响，以及后代评价，咱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_周浩；

[2]、《元稹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_张润滋；

[3]、《长庆元年复试案的党争背景考论》_涂绪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