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7 . 长庆会盟背后的故事

通俗西藏史（二百三十七）——长庆会盟背后的故事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了，唐蕃最后一次会盟，这次会盟发生于唐穆宗的长庆年间，因此也称长庆会盟。

今天咱们来讲讲这方会盟碑，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每一个来拉萨旅游的人都会去大昭寺，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注意大昭寺门口的石碑。

在大昭寺门口的左侧，立着三方石碑。其中一方没有碑文，故称大昭寺无字碑，相传石碑立于明代，是为了纪念修建大昭寺的工匠们。

另一块石碑的阳面上刻着“永远遵行”四个汉字，由清代驻藏大臣和琳立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1794年）。

这位大臣在藏期间，恰逢天花流行，拉萨地区遭灾尤其严重。他见到百姓对疾病缺乏认识，按照以前的惯例，将患病者驱赶到旷野、崖洞、山溪旁，任其风吹雨淋，冻饿而死。

和琳见状颇为心痛，便积极捐建房屋，调制药物，并传授牛痘接种的技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为巩固天花预防，也为了纪念和琳功绩，特意立了这块石碑。

因此，这方石碑也被称为“劝人种痘碑”、“拉萨痘碑”、“永远遵行碑”、“整饬西藏风俗碑”。[1]

由于这方石碑跟疾病有关，于是就成神迹了。当地百姓认为石碑的粉末能治病，于是就拿石头在碑身上磨，结果磨出了好多坑。

这种事情在中原也经常发生，很多老百姓认为佛塔的砖末能治病，于是就挖走塔砖磨末，结果挖倒了不少塔。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老百姓生活都是一样的苦，没有哪块是天堂。

关于驻藏大臣和琳再多说一嘴，他是和珅的亲弟弟，姓钮祜禄，满洲正红旗人。

一般来说，大家对清朝的驻藏大臣没啥好感，认为都是些吃货。其实也有干的不错的，和琳在藏一共也就两年多，算是干得很不错的类型。

另外一块就是今天的主角——唐蕃会盟碑了，这方石碑四面都有文字，碑身阳面是汉藏两种字体的盟誓文，左右两面上刻着参加会盟的汉藏官员名字，碑身阴面是一方藏文铭文，解释了会盟的必要性。

由于长庆会盟的重要意义，这方石碑广受中外学者重视，各种研究文章、注释有几十篇之多。

这方石碑上的碑文确实告诉了我们很多珍贵的历史信息：

为什么能迅速达成协议；

从我们以前的讲述上可以知道，唐蕃会盟的谈判经常旷日持久，赤岭会盟谈了三年多，才算立碑划界；元和年间的会盟谈了四年多，结果是谈了个寂寞。长庆会盟的进展异乎寻常地快，从开始谈到实现会盟一共只用了几个月。

原因就在于，双方对疆域划分都没啥企图了，阻碍会盟的最大障碍也就不存在了。

在会盟碑的碑文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今汉蕃二国所守现管封疆，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以西，尽是大蕃境土。”

紧接着又约定了交换驿站马匹的地点“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之东，大唐祇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唐蕃控制区的范围，“绥戎栅”的具体位置已经无法考定了，但清水县的位置从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始置以来就没怎么变过。

它的位置在甘肃天水（秦州）与陇关之间，位于陇关古道上，西北不远处的陇城镇（略阳）就是三国时期的街亭。

从这个疆域划分上看，基本就是唐蕃清水会盟的遗产，双方在唐德宗清水会盟之后，又硬桥硬马的死磕了四十年，真是磕了寂寞。

碑文上出现了吐蕃年号

在石碑的阴面有一方藏文铭刻，碑文的开头便写道：“圣神赞普悉勃野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

我们以前讲过，所有吐蕃时期的石刻资料上，赞普家族都会开宗明义的强调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这种基础不来源于佛教，虽然在后世的教法史料里，将松赞干布与佛教进行了绑定。但很显然，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还不能提供强有力的宣传口径，赞普执政性的基础依旧是天神崇拜，也就是天神下凡，代天牧民。

如果深挖天神崇拜的内核，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赞普神圣性的基础来自于原生的本教。因为原始本教（斯巴苯教）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于萨满的原始崇拜，属于多神崇拜的范畴，天神崇拜只是其中一个特别有符号性的组成部分。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曾经说过，藏传佛教后弘期与前弘期（吐蕃王朝时期）的社会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性。

很多在后弘期司空见惯的逻辑，放在前弘期都不适用。

会盟碑上出现天神崇拜的内容，就是在告诉我们，即便到了热巴巾时期，吐蕃佛教依旧无法提供足够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不管是元朝流行的转轮圣王、明朝的观世音转世，还是清朝皇帝的文殊菩萨，都不足以给执政者进行背书。

能给赞普背书的理论基础，还得是天神崇拜。

这就可以看出，佛教在话语权争夺的层面，依旧没能拿下本教，取而代之。

然后这方碑文用大段的文字阐述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说的好像持续一百多年的国战仿佛不存在似的。

“初，唐以李氏得国，当其创立大唐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

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

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庆矣。

然，中间彼此边将开衅，弃却姻好，代以兵争，虽己如此，但值国内政情孔急之时仍发援军相助（讨贼），彼此虽有怨隙，问聘之礼，从未间断，且有延续也，如此近厚姻亲，甥舅意念如一，再结盟誓。”

什么样，读起来是感觉唐蕃关系老好了，那叫一个和睦相偕，虽然中间出了点小波折，但你家出了事儿，我还鼎力相助帮你排忧解难。

这其实也好理解，毕竟是在会盟期间，文字又是写在会盟碑上，你要是写兄弟阋墙，实在有点煞风景。

不过一百多年的相爱相杀，确实也没影响汉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走进。

在这方碑文的最后一段，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

这段碑文写道：“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唐廷主盟；又盟于吐蕃逻些东哲堆园，时大蕃彝泰八年，大唐长庆二年，即阳水虎年（壬寅）夏五月六日也。双方登坛，吐蕃主盟；其立石镌碑于此，为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即阴水兔年（癸卯）春二月十四日事也。”

碑文里出现了“时大蕃彝泰七年”，这地方的“彝泰”是吐蕃王朝唯一出现的年号。

因此，汉文史料里除了称呼热巴巾为“可黎可足”之外，还称他为“彝泰赞普”。

“彝泰” 的意思为“长久安泰”，热巴巾在继位之初设立年号，明显是在效仿汉地制度。

也就是说，战争并没有阻断汉藏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

冯智老师在博士论文里有这样一段评述：“这在吐蕃历史上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它表明赤祖德赞在心理、文化和制度上积极与唐朝靠拢，取得一致性，同时便于与唐朝密切接触，加快当时正在进行的唐蕃会盟准备和友好关系的进程。”[2]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汉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长庆四年（824年），也就是会盟碑树立的第二年，吐蕃使臣来到长安，提了这样一个要求——“求五台山图”。[3]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有点惊悚了？

现在的中国人也未必全都知道有座五台山，可吐蕃人在一千多年前，在当时那种物质条件下，就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山西，有座叫五台山的佛教名山了。

他们应该也知道，五台山主供文殊菩萨。

这就是汉藏交流的颗粒度，它经常会细到让我们大跌眼镜的程度。

僧相的超然地位再次得到了印证；

在碑身侧面的吐蕃参会官员名录上，僧相贝吉云丹的名字赫然居于首位，其下才是天下兵马都元帅同平章事尚绮心儿。

这位大相出身于四大尚族之一的没庐氏，属于一位崇佛的大臣，敦煌文献里有他在敦煌建寺的记载。[4]

相比来说，没庐氏属于比较亲唐的贵族，这次会盟大致可以看做是吐蕃佛教势力与部分贵族合作的成果。

唐朝官员名单里有一个名字值得注意，他叫牛僧孺。

熟悉唐史的小伙伴对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他是牛李党争中旗帜性的人物。

这场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党争绵延六朝，历时四十多年，一会儿在讲到维州之惑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地讲。

另外，排名第一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也是牛党干将，这就在告诉我们，穆宗一朝属于牛党当政的时代。

除了李逢吉，还有三位宰相也参加了盟会，分别是崔植、王播、杜元颖。其中，王播值得拿出来说一嘴。

中国诗词里有两个典故，分别叫“饭后钟”和“碧纱笼”。

这个典故就出自王播，他少年时家境贫寒，只能在扬州的寺院里借住读书。一开始僧人还以礼相待，估计是觉得他读书刻苦，没准儿是个潜力股。

可时间长了，僧人就不这么看了，开始嫌弃王播。

当时寺院吃饭之前先敲钟，自从嫌弃王播以后，就故意搞他，吃完饭才敲钟。等王播急匆匆赶来吃饭，啥东西都没有了。

王播很生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后就走了。

二十年后，王播飞黄腾达，坐上了淮南节度使，镇扬州。

他故地重游来到以前借住的寺院，发现自己写在墙上的诗，被僧人用上好的碧纱覆盖。

王播很感慨，又在旁边写了一首诗：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从此以后，“饭后钟”和“碧纱笼”就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典故，很多诗人，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都在作品里用过。

从唐朝参会的名单上看，来了四位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考虑到长安与拉萨之间的距离，算是相当重视了。

那么唐朝君臣是不是真的认为，这次会盟就要终结百年国战呢？

答案是不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长庆会盟终结了国战，那是站在上帝视角，对于唐朝人来说，他们看过太多墨迹未干，而蕃军又至的例子，甚至这边还谈着呢，那边都打起来了。

《册府元龟》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长庆元年九月，吐蕃请盟，帝许之。宰相欲重其事，请告太庙”。

按说宰相的要求也不过分，唐蕃会盟也算一件大事，跟祖宗唠叨几句，也挺正常的。

结果，礼部官员就出来反对了，他们引经据典的说：“肃宗、代宗的时候，会盟就没惊动祖宗，只有德宗朝告庙了，现在又惊动祖宗，有点不妥。”

于是这事儿就黄了。

礼部官员的逻辑多少有点不合理，德宗朝就已经告庙了，说明跟祖宗说一声也不是不可以。礼部官员没说出口的意思，你丫在祖宗面前一顿白呼，过俩天又打脸了怎么办？

那是打宰相的脸吗？

那是打祖宗的脸！

这件事很能反应唐朝君臣的心态，该有的仪式必须隆重，至于以后咋样，只能走着看。

如果他们要是能预知，这次会盟会终结一百多年的战争，跟祖宗白呼还叫个事儿啊，在祖宗面前翻跟头都不叫事儿。

但不得不说，长庆会盟以后和平是真的来了。

我们回顾一下，宪宗朝到穆宗朝的战争节奏，大家来感受一下长庆会盟的威力。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李纯在宦官的拥立下即皇帝位，原来的皇帝唐顺宗李诵成了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

李纯的屁股还没坐稳当呢，河西党项就在806年引吐蕃入寇。

随后不久唐蕃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和谈，到810年和谈无果而终，吐蕃紧接着就展开了一轮进攻。

812年，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

818年10月，吐蕃寇宥州，灵武节度使杜叔良败之于定远城，破吐蕃三万人，杀戮二千人，获羊马甚众。

同年10月，平凉镇遏使郝玭破吐蕃三万余众，收复原州城，获羊马不知其数。

11月，夏州破吐蕃五万。

11月，灵武奏攻破吐蕃长乐州罗城，焚其屋宇器械。

11月，西川节度王播攻拔峨和、棲鸡等城。

819年10月，唐大将史敬奉大破吐蕃于盐州城下。

820年（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唐宪宗暴崩，唐穆宗李恒继位。

820年3月，吐蕃攻掠青塞堡。

10月，吐蕃军进攻泾州，唐将郝玭血战退之。

10月，吐蕃寇雅州。

11月，夏州节度使李祐领兵赴长泽镇讨吐蕃。

灵武节度使李听领兵赴长乐州讨吐蕃。

12月，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821年（长庆元年）2月，灵武节度使李进城于大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骑，杀戮二百六十七人，驰马牛羊衣甲称是。

6月，吐蕃犯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发兵击退之。

10月，吐蕃寇泾原，唐命中使以禁军援助。

822年7月，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于盐州界追杀吐蕃三百余人。[5]

以上是宪宗、穆宗两朝的战争记载，一共是十八次：

发生在宪宗朝的有八次，穆宗朝十次，看上去似乎穆宗时期数量更多，但宪宗时期的战役规模明显更大。

在这些战役中，吐蕃主动进攻十二次，唐军主攻六次。

这就在告诉我们，吐蕃依旧拥有战争的主动权。

但唐军主攻的战绩，明显超过了蕃军。

在宪宗时期，唐军再给蕃军~重大杀伤之余，还成功打下了原州、长乐州、峨和、西鸡等城。

这在唐军以前的战例上是非常罕见的。

也就是说，战场态势重新形成了均衡，吐蕃拥有战争主动权，唐军拥有反击能力！

这就是我以前说的，唐蕃能坐下来和谈的原因，是基于双方都打绝望了，都不想再打了。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穆宗临朝后的节奏。

821年4月，吐蕃使臣到长安，双方正式开始会谈。

9月，吐蕃使臣再至，穆宗同意会盟。

10月10日，双方在长安三会寺举行盟誓大典。

就在双方谈判期间，士兵在战场上干仗。

822年，双方在拉萨举行会盟仪式，战场上依旧在干仗。

这就是唐蕃交往的节奏，你谈你的，他打他的，谁也不耽误谁。

但是在长庆会盟以后，和平真的到来了。

尤其在双方在边境线上立碑盟誓之后，边将也都消停了。

从822年到831年，唐蕃边境基本保持了宁静祥和的景象。

但在831年9月一个突发性的事件，又把唐蕃关系拉进了危局，因为它涉及到了重要的战略节点，位于川西的重镇维州。

有关维州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又会如何收场，咱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劝人恤出痘碑汉文碑文校注》_张虎生；

[2]、《吐蕃东向发展与融合—赤祖德赞研究》_冯智；

[3]、《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_扎洛；

[4]、《吐蕃金石录》_王尧；

[5]、《吐蕃军事研究》_杨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