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被迫自行搬迁,此后不久,我方检查组人员在新馆舍墙体深处发现了多达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人们常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从相扶相帮到反目成仇,中阿关系发展历程可谓世界外交史上一段经典的“农夫和蛇”的故事。两国于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中国政府从1954年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对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在1960年以前,两国关系可以用“不咸不淡”来形容。就在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联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党发起围攻之际,唯独阿尔巴尼亚选择坚定地维护我党,随着反修斗争的日益深入,两国关系得到了不断加强与发展。1966年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际,康生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两国也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事实上,曾经的中阿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因为我党深知带领新中国艰苦奋斗背后的辛酸,自然更加清楚阿尔巴尼亚这一“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可贵与艰难处境,对其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也就显得义不容辞,这也成了“农夫和蛇”的开场。从1954年到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援款共计75笔,协议金额高达100多亿人民币,此外,援助成套项目共计142个,有91个完全建成,基本建成和在建的也有23个。很难想象,当年并不富裕的中国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遍布大部分重要工业领域,哪怕援助项目超出自身经济、技术负担能力,不惜在国内展开大量试验工作,甚至因此出现过2人牺牲的情况。千里迢迢送往阿尔巴尼亚的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并没有得到珍惜,中国援阿专家因此痛心疾首,两国关系的天平渐渐失衡,这一点在中国老牌外交家耿飚那里得到了印证。他在1969年出任中国驻阿大使,在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接触以及实地调研后发现,两国看似融洽的关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分歧,最可怕的是,当时中国对其展开的军援项目早就超出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需要。“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从当年阿尔巴尼亚最高首脑霍查说出来的,在耿飚的回忆中,李先念访阿之际一度问起对方打算何时偿还援助,对方却不屑一顾地直接挑明,他们借钱根本没考虑还。源于此,耿飚当年针对已然不健康的中阿关系向党中央提出了两点注意事项。其一,援助要按照我国能力开展,做到量力而行。其二,对于阿尔巴尼亚开展“有求必允”式援助,只会加重我国经济困难,还会逐步养成对方的懒惰与依赖心理,根本无法达成助推阿尔巴尼亚经济建设的良好初心。了解新中国当年艰难发展历程的人们都知道,无论对于越南还是阿尔巴尼亚这些曾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都是知恩必报的,也是为了真正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尊严,奈何这一切的背后,人心叵测总会成为最大的变数。相传,当年霍查一度在明面上展现出与中国关系如胶似漆的模样,夜里居然在日记中大肆表达自己对中国的不满,尤其在我党尝试扭转恶化的中苏关系时,阿尔巴尼亚丝毫没有维护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局观,除了大发脾气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就在中美关系破冰之际,阿尔巴尼亚算是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化身“白眼狼”对中国展开猛烈抨击,批判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在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是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1978年,复出并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公,对外交方面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停止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迅速完成撤项目、甩包袱工作,以强势姿态结束了两国早就畸形的外交关系状态。面对中阿关系的正式破裂,霍查丝毫没有反思,不惜拖着病体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与否定,这也标志着此后的中阿外交关系沦为有名无实,至于开篇提到的安装窃听器一事就很好理解了。时至今日,两国关系已经走出曾经的阴霾,可这段往事依旧是我国外交最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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