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创造了大量的新的感受词和情绪词。
起初,造这些词的目的是为了翻译。因为有些外文中的感受词和情绪词在中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所以如果还是用中文中现有的词汇,翻译就会变得很困难。因此,翻译者就用造新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浪漫、幽默等。
随后,这些新造的感受词和情绪词被作家在作品中使用,并汇入了中文,成为中国的感受词和情绪词,进而也影响到了这些书的读者,使这些读者的情绪感受发生了改变。
因此,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情绪感受已与中国古人不同,有很多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西化或是“洋泾浜化”了。然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又通过教育,把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大众。
在遇到一个异己的外邦文化时,为了能够互相理解,总是需要造新词的。不过,如果这些翻译者对原来的中文的纯洁性有所追求,那么所造新词的数量还会有所约束,不会严重冲击原来的中文。这样一来,他们会通过造一些必要的新感受词和情绪词,与原有的感受词和情绪词一起使用。这既能让中文使用者继续理解本文化中的情绪,又能懂得外国人的情绪;既能保有自己文化的根,又能学习异文化的长处,从而让中华文化得以进步。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实现,在历史上,中华文化就曾用这种方式引进了来源于印度文化的佛教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造了很多新词,这些新词中包含一些感受词和情绪词。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过程并没有破坏原来的中文,而是很好地与原来的中文融合,形成了之后的中文。
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情感(这个标签也是西化的词),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多造西化字,故意尽可能地毁坏原来的中国文字,导致新造词数量远远超出了必要的程度,破坏了原来的中文。
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者,比如我们熟悉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刘半农、钱玄同都有意取消汉字,其中钱玄同是取消汉字最坚决的提倡者。他们的终极理想是,完全消除象形的中国文字,用拼音文字替代。因此,他们不仅无意于保护原来的中文,甚至还有意识地想要消灭原来的中文。既然他们把中文当作一种早晚要被拼音文字替代的文字,那么他们对如何造字才更好并不是很上心,这就导致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些感受词和情绪词造得并不理想——大多数都是双字构成的词,基本没有单字词。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字中有很多重音的字。中文古文是以书写为重,所以是不是重音并不要紧,因此古文重音很多。在试图把中文拼音化时,最大的障碍也在于中文重音。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为说明这一点,专门写了一篇短文——《施氏食狮史》。如封面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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