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成帝之【题解】篇

汉成帝刘骜(ào)是汉元帝刘奭（shì)与孝元皇后王政君所生之子，竟宁元年（前33）以皇太子身份登上皇位。他在位二十五年间，虽能容受谏言，使公卿称职，在文化方面亦有所建树，但沉湎酒色，骄奢无度，致使朝堂上外戚擅政，民间妖妄之言纷起，在依旧“承平”的表象之下，西汉王朝已走向深度腐朽和没落。
在汉成帝统治时期，外戚王氏家族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开启了外戚擅权的序幕，也为后来的王莽乱国埋下了伏笔。西汉亡于外戚，是历史上许多史家和士人的共识，但成帝、元后等各自对西汉灭亡负有何种责任，则众说纷纭。王夫之在本篇中阐述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孝元皇后王政君对于西汉灭亡负有极大的责任，“元后之罪通于天”。他指出，汉朝本有防范外戚专权的制度，宣、元时期外戚虽盛，不过以恩泽封侯而已。但到了成帝时期，元后利用成帝的软弱，将朝政大权交给王氏外戚，并以各种手段压制反对王氏专权的大臣；在其后哀帝和平帝时期，元后又极力扶持王莽，放纵其一步步篡夺汉朝社稷。王莽篡权后，元后虽表现出对汉朝的留恋，但终究不能掩盖其篡夺汉室的罪责。王夫之这一见解允当与否，有待读者见仁见智。不过他直言“妇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为刚，虽恶易折”，虽出于对“女主专政”历史的总结，但其对女性参政的理解未免有些偏颇。
成帝时，何武提出分丞相之权而建三公，这一建议其后得到施行。西汉中期以后，丞相职权本就大为削弱，王夫之敏锐地察觉出，何武的真实用意并不在丞相，而在于将权力日益膨胀的大司马（前身为大将军）一职与司空、司徒之“闲职”置于同等地位，“冀以分王氏之权”。虽然从结果看，此举并未取得效果，王莽依旧以大司马身份篡夺了大权，但“三公之制”却一直被东汉统治者沿用。王夫之认为，其原因正在于这种“防微杜渐”的制度安排，是君王独揽大权所“乐用”的手段。王夫之其后又从“古今之通势”的角度梳理了三代以来宰辅制度的分合演变，引用孔子“所损益，可知也”的名言，肯定了何武根据时势调整制度的尝试，倡言“汉以后之天下，以汉以后之法治之”。这种因时而变的制度观，体现了王夫之一贯的历史通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