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献帝去旅行》：把历史书写作为方法

何谓旅行，有何风景？

2024年初，复旦大学徐冲教授《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论衡”丛书之一种。全书除自序外，收录了先前刊载于各处的15篇文字。

书名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旅行”与“风景”二词，难免会让读者联想到旅游、参观、游览。主标题“带献帝去旅行”取自书中所收的同题作。2020年读到这篇最初刊载于《文汇报·文汇学人》的文字时，我也曾先入为主地以为是要带汉献帝去哪里出游，或者讨论汉献帝在东汉末年实际的颠沛流离中的见闻。事实上，此处的“旅行”，更接近于近时国内学者频繁使用的“文本旅行”之“旅行”。

“文本旅行”，很可能是借鉴自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如今常常被国内学人运用于翻译领域，以检讨某些经典文本的跨国、跨文化、跨语言过程。在本书的语境下，“旅行”是指一种历史过程。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受书写者、叙述者、读者等滤镜影响而呈现的内容，则是“风景”。据作者所言，这种“风景”的定位，也受柄谷行人在名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对“风景的发现”之讨论的影响与启发。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讨论了“旅行”是如何呈现特定“风景”的问题，即“途径”。如人物、文本、理论等各类对象，在这种“旅行”过程中出现了何种变异，遭到了何种对待，被赋予了何种意义，又是以何种目的书写、如何被书写下来等问题，最终才呈现出这样的“风景”。

本书展现了什么样的“旅行”“风景”和“途径”呢？

且从书名同题作《带献帝去旅行》来看。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以献帝本人或献帝时代为核心对象的三种文本，形塑出了何种人物或时代面貌，背后又是出于何种目的与立场。首先是《献帝起居注》，这是在献帝即位后，由士人精英主导撰写的作品，书写的内容与方式更具献帝的立场，明显与曹魏保持了距离。其次是《献帝传》。从书名上看，这似乎是献帝的个人传记。但通过分析佚文，可知这是一部献帝朝史事的综合记录文本，可以谓之“献帝本纪”，并且能够判定是基于曹魏王朝立场的作品。最后是最为著名的范晔《后汉书》。书中记录了一些献帝对抗曹魏的精彩、生动场面，立场既非献帝也非曹魏，而是“敌国”视野。

这三种文本，分别站在了不同的，甚至乎敌对的三个立场。本书称之为是不同作者“带着献帝去经历的一场时空之旅”，只不过这些作品的重点都不在献帝本人，而是“路径”与“风景”。

既然献帝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政治符号，可以被“旅行”，其他的历史人物自然同样具备这样的可能性。与献帝始终的曹操自不例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受到后世正统论的变迁，诸葛亮形象的凸显，以及《三国演义》的影响力等多重“旅行”，曹操作为“汉贼”“奸雄”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至少在曹操在世及曹魏政权时代，他确实是作为汉代“功臣”而存在的。书中所收《何以“汉贼”》，是对曹操“旅行”关键环节的剖析，同时揭示出一种独特的风景：曹操的陨落、黑化，实际上是曹魏政权整体的陨落。陈寿《三国志》看似以曹魏为主，但并列魏、蜀、吴三国就已经凸显曹魏地位的危机，表现出西晋朝廷为了“尊晋”而“贬曹”。在这样的需求下，原本属于“敌国”视野的文本如孙吴文献，以及被曹魏压制的记录，就获得了新生，进而被后世文献采纳，同步形塑了曹操的负面形象。

不仅是历史人物，众多历史现象的理解也受历史过程的影响。通过对这些“旅行”的分析，同样可以揭示出风景。

赫连夏在今日被归类为“五胡十六国”之一。不过相较于其他“成员”，赫连夏有些异类——它手握关中之地十年之久，还自称为帝，显然是将自己定位为继承汉晋法统的“天下国家”。《赫连夏历史地位的再思考》揭示出整个“五胡十六国”的概念，是隐含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所塑造的历史观念。北魏需要与这些朝代的历史作切割，置于“非主流”，才能让自己成为直接继承汉晋法统的正统。赫连夏不仅是这些“非主流”朝代之一，更是与北魏具有密切敌对关系的政权，就更需要打压了。将赫连夏赋予“铁弗”这样的蔑称，也是手段之一。北魏对赫连夏历史地位的特殊处理，揭示出北魏对前代史的“旅行”。

一般认为魏晋存在“碑禁”，当时立碑属于负面行为，禁止立碑与反对“厚葬”、推行“薄葬”相关——这种旧说对“碑禁”的认知，其实就是对“碑禁”现象的“旅行”式解读。实际上，追本溯源，当进一步梳理“碑禁”本身的原理时就会发现，“碑禁”有着权力回收的意味。即统治者将立碑的权力收回，压制门生、故吏这样的团体不经朝廷批准就擅自立碑的情况。本质上，“碑禁”反对的是私人立碑，朝廷官方不在此范围内。而且它也不属于薄葬，而是与薄葬并列，同属于清流士人的一种理念。这是清流士人在掌握政治主导权以后，将自身秉持的理念提升到皇权层面进行再创造的结果。

通向风景的途径：历史书写

前文提到的，只是本书为读者呈现的大量“风景”及其“途径”之一斑。在此不禁想要追问：究竟如何才能同样寻觅到风景，是否有什么关键法门呢？也就是回归到这样的问题：作者是怎样寻觅到这些风景的？这就需要关注书名中最为专业的学术词汇——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古史领域——一般指魏晋南北隋唐，并可上攀汉代，下达五代——近二十年来的关键论题，成果繁衍，蔚为大观，颠覆了大量的旧有认知。本书的作者，既是这一领域的开风气者，又是领军人物，长期投身且成果斐然：包括本书在内，作者已有的三部著作的题目都包含了“历史书写”。

何谓历史书写？在本书《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一篇，作者将“历史书写”区分为狭义与广义：

狭义的“历史书写”，指成形的、可见的史学作品；这一意义上与传统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重合。而广义的“历史书写”，可以理解为一种即时性的人类行为，即人们在行动之际无时无刻不在脑中对与己相关的过去进行理解和形塑，以此获得现实行动的正当性与安全感。

也就是说，人们一旦开始对过往，哪怕就是过去一天、一小时的事情加以记录甚至思考时，都无可避免地会灌注自身的意志，只提取事件的某些方面来形塑，以达到那一时刻的某些目的。作者在文中认为，其内涵就如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字面意义。遵循同样的“字面”逻辑，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可以“表达”同样的内涵。

历史书写可以说既关注“旅行”，又关注“风景”，因此本书的内容自然与历史书写密切相关。前文已经提到的不同势力对汉献帝的书写，曹操形象的演变及崩溃，北魏对赫连夏的处理等，都是基于历史书写的理念做出的讨论。而针对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皇权起源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本书也有从历史书写角度的剖析。《“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就指出，在《三国志》中，董卓、袁绍等汉末群雄的列传被归类在《魏书》，夹在本纪与曹魏诸臣传之间。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禅让体制下，这些人物承担了王朝起源的历史书写功能。通过标示新王朝的“驱除”所在，先最大化处理创业之主——在《魏书》中就是曹操，对旧王朝功臣的身份，才能正当化“由臣而君”的过程。

本书除了“汉魏革命”之外的另一大主题“北魏墓志”，也与历史书写紧密联系——北魏后期墓志本身，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特殊创设的，墓志文本的核心特征就是历史书写。墓志内容的书写最为明显。如北魏宗室元融与元渊皆死于孝昌二年葛荣之乱中，但由于朝廷认定元融是战死，元渊为降贼，两人的墓志在叙述死亡和哀荣上，就一目了然地完全不同。此种历史书写的主体是朝廷。同时，北魏后期墓志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所谓“异刻”，是在一方墓志内出现的“非正常”刻写，比如留白、挤刻、空缺、补刻等。这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书写，只不过主体很可能转换成了丧家自身，但不少情况同样也是权力的互动。

其实，历史书写既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态度，套用当下的时髦句式，就是“把历史书写作为方法”“历史书写是思考的一种方式”。作者在采访中曾言，“历史书写的渗透要广泛得多”，“历史书写不只是有形的、写出来的东西。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对于历史的认知，都在规范我们的行为”。通过历史书写揭示出有形文本乃至无形记忆的诸多形成因素，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追寻历史事实本身大约是不可得之事。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要把风景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许是一种奢望。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切入去寻求风景，即便只是可能的风景之一。

学者学术的“旅行”

本书揭示出的“旅行”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古代史本身。书中所收《京都学派？——学术史中的川胜义雄》就揭示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代学者的成果、思想，也足以“旅行”。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被定位为京都学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谱系中，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论争话语下的一般认知。但实际上究竟是否存在如此非此即彼的决绝划分呢？渡边信一郎很早就注意到，川胜义雄的代表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第三编与前两编的理路存在偏离，并没有那么贯彻京都学派的长期观点。本书则认为，京都学派的标签，无法提供足够的理论资源以理解川胜乃至二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从“时代”而非“学派”的角度，才能深度把握学术史中的川胜史学。无论是先前贴标签式的分析，还是后来反标签的切入，这种过程的的确确体现了川胜史学的“旅行”。对川胜史学的种种剖析，也足以看作是“风景”。

基于这样的理解，重新关照《带献帝去旅行》，便能发现全书“隐含”的视角。书中收录的每一篇文章之后，都附有原始出处，而且往往还提示读者可以“详参”作者某些纯粹的学术专著或论文。比如《带献帝去旅行》，就是“详参拙著《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第一章《哀歌与诗史：〈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和第二章《名、实之间：〈献帝纪〉与〈献帝传〉》”。这表现出全书普及化的文本，是基于作者的深厚学术积累和既有论著，试图突破“无法用‘学术论文’的专业方式来完整地记录和表达”困境，“尝试和更多并不具备专业身份的朋友分享的一些研究心得”。这无疑是成功的，昭示了将学术推向普及的可能。而这种对原本严肃的学术成果的改造，在为普通读者展现历史风景的“旅行”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作者对自身的“旅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