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在信息的洪流中，讲故事的精神已经溺亡

从故事到信息，这背后被扭曲的究竟是什么？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叙事的危机》中的第一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信息撤销了遥远

使世界失去了光晕和魅力

法国《费加罗报》的创办人伊波利特·德·维尔梅桑给信息的本质下过一个定义：“在我的读者看来，拉丁区阁楼上的一把火远比马德里的一场革命重要。”在瓦尔特·本雅明看来，此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们最想听的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报道，而是有助于了解近旁的信息。”报纸读者的注意力不会超出眼前的事。注意力削减为好奇心。现代的报纸读者从一条消息跳到另一条消息，不再看向远方，不让视线在远方驻留。他们的注视不再悠长从容，目光不再流连忘返。

报道总是被嵌入一个故事里，它具有完全不同于信息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报道“来自远方”，“远”是其本质特征。现代的特征之一是距离感的逐渐消解。遥远让渡于无间隔，它把一切都变得可支配。信息便是无间隔性的一种天然现象。与此相反，报道的典型特征是不可支配的远方。它预示着一个不可支配也不可估测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任其摆布，如同服从命运。

信息的停留时间不会超过它为人所知的那一刻：“信息的价值只体现在它尚且为新的那一刻。它只在那一刻存活；它必须完全依附于那一刻，并且刻不容缓地向那一刻表白自己。”与信息相比，报道具有超越瞬间、看向来临之物的时间宽度。它富有历史感，蕴含着叙事性的震动幅度。

信息是在各地搜寻新闻的记者所使用的工具。讲故事的人与记者截然不同，他不提供信息，也不做解释。讲故事的艺术要求隐瞒信息：“讲故事艺术的一半奥妙就在于讲述时要避免解释。”隐瞒信息即不解释提升了叙事张力。

无间隔性既摧毁远方，也摧毁近端。近端并不意味着无间隔，因为近端被刻写在远方之中。近端与远方互为前提，相生相成。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光晕：“ 痕迹是近端的现象，无论它留下的痕迹多远；光晕是远方的现象，无论它产生的光晕多近。”光晕是叙事性的，因为它充盈着遥远。相反，信息撤销了遥远，使世界失去了光晕和魅力。信息摆置世界。它就这样把世界变得可支配。指向远方的“ 痕迹”则充满暗示，引人讲述故事。

不提供解释才是讲述的真谛

信息的漫溢是造成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罪魁祸首。在信息的巨浪洪流中，讲故事的精神已经溺亡。本雅明指出：“如果说讲故事的艺术已至乏人问津的程度，那么信息的广泛传播则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祸首。”信息取代了不可解释而只可讲述的事件。故事往往带有奇妙和神秘的色彩，它与处在神秘对立面的信息无法共容。“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但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原因在于，我们获知的事情无一不经过解释。换言之，如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对讲故事无益，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助于信息的传播。”这说明，解释与讲述相互排斥。

本雅明奉希罗多德为旧时讲故事的大师。关于萨米尼忒斯的故事是其讲述艺术的一个范例。埃及国王萨米尼忒斯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击败并俘虏。为了羞辱埃及国王，冈比西斯强迫他观看波斯军队凯旋。他还刻意安排萨米尼忒斯看到已沦为女仆的女儿。所有站在路边的埃及人都为这一场面悲叹唏嘘，萨米尼忒斯则孑然伫立，一言不发，眼睛紧盯着地面。他看到他的儿子在被押去处决的队伍中时，仍然不动声色。

然而，当他在俘虏中发现自己年迈力衰的仆人时，却双拳击头，悲恸至极。从希罗多德这个故事中，本雅明认识到了讲故事的真正要领。他认为，所有试图解释为何埃及国王只在看到仆人那一刻才发出哀叹的做法，都会破坏叙事张力。唯有不提供解释才是讲述的真谛。讲故事不需要任何解释：“希罗多德没做解释。他的叙述就那么平平淡淡。正因如此，这个古埃及的故事历经数千年后仍能令人称奇，发人深思。这就好比种子，在金字塔密不透气的墓室中放置了千年，今天依旧保有破芽生长的力量。”

本雅明认为，故事是“耗不尽的”。它“凝聚、存储自己的能量，即使漫长的时间过后，仍能释放出来”。信息的时间性则完全不同。它的实效范围极窄，稍纵即逝，很快便会消耗殆尽。信息不是永保“破芽生长之力”的种子，它更像一粒粒尘埃。尘埃没有任何发芽的力量。一旦信息为人获知，它就会像录音电话上的留言一样变得无足轻重。

在本雅明看来，近代初期长篇小说的兴起是讲述走向衰微的最早端倪。讲述源自经验，并将经验代代相传。“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或他人的转述，转而又把这些经验变为听故事人的经验。”故事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懂得如何向世人提出忠告，而小说则揭示“生命的深刻困惑”。讲述能够塑造共同体，小说的诞生地则是孤独、孤立的个体。

小说研究心理、提供解释，讲故事则重在描述：“它能把极怪诞和奇妙的事情讲得细致入微，但事件发生的心理动机却不强加于读者。”然而，长篇小说并非讲述衰落的决定力量，资本主义时代信息的到来才是其终结者：“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完善和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新闻业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应运而生。无论其源头多么久远，在此之前，它从未真正影响过叙事文学的形式。然而现在，它开始施加影响了。和小说一样，它也是讲述所面临的陌生，但其威胁远非小说可比……这种新的传播形式就是信息。”

讲述需要一种放松状态。本雅明视无聊为精神放松的顶点。无聊是一只“梦之鸟，孵化经验之蛋”；无聊是“一条温暖的灰色布巾，内里有最炽烈多彩的丝绸衬里”，“我们做梦时可以用它裹住自己”。然而，“纸页森林沙沙作响”，这是信息的噪声，将梦之鸟惊飞。纸页森林里“ 不再有纺线织布”，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信息被当作刺激，不断被生产和消费。

讲述和倾听互为前提。一个讲述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听众的同盟。倾听具有一种特别的注意力。倾听者忘我地将“自我”沉入所听到的内容之中：“越是忘我的倾听者，越是能将听到的内容深刻地印在记忆里。”我们越来越失去倾听的禀赋。我们只顾自我生产和自我窥探，不再醉心于忘我倾听。

新自由主义下的信息统治

在网络这一数字化纸页森林里，梦之鸟已被信息猎人驱逐，它们的巢窠荡然无存。当今社会的过度活跃不能容忍无聊，因此我们绝不可能达到某种深度的精神放松状态。信息社会开启了一个精神高度紧绷的时代，因为惊奇带来的刺激乃是信息的本质。信息海啸持续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知器官，导致其无法切换到沉思模式。信息海啸导致注意力的碎片化，阻碍了对讲述和倾听起决定作用的沉思性的驻留。

数字化启动了一个本雅明当时无法预见的过程。本雅明将信息与新闻业联系起来，它是继讲述和小说之后的又一传播形式。但在数字化进程中，信息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真实本身以信息和数据呈现。当真实被信息化和数据化之后，我们对真实的感受成了信息本身，或说信息成了我们感知真实的主要方式。然而信息是一种表象，或说是一种再现。真实被信息化，导致在场的直接经验逐渐枯萎。数字化与信息化不分彼此，真实就这样被严重稀释了。

本雅明身后的一个世纪，信息正发展成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即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一种信息统治逐渐形成。它不是压制性的，而是诱惑性的；它不通过指令和禁令发挥效用，也不强迫我们沉默，而是采取了一种精明的方式。这种精明的统治不断地要求我们分享自己的观念、需求和偏好，讲述我们的生活，分享、发帖和点赞。如此这般，自由并没有被压制，而是被剥削殆尽。它转变为控制与操纵。精明的统治十分高效，因为它不必现身，只需隐藏在自由和交际的外表之下便能应对自如。我们在发帖、分享和点赞之时，已经屈从于这种统治关系。

当下，我们陷入对信息和交际的痴迷，彻底被其裹挟。我们已不再是交际的主人，加速的信息交换超出了我们的意识控制。交际越来越多地由外部控制。它似乎服从于一个由算法操纵的自动化机械过程，可我们对此却不自知，任由算法黑匣子摆布。人退化成了可被操控和利用的数据记录。

在信息制度当道的时代，格奥尔格·毕希纳的话依然有现实意义：“我们就是被未知力量操控的提线木偶，一丝一毫都不是我们自己！”只不过，这“力量”变得更加微妙和隐蔽，以至于我们对它的存在浑然不觉，甚至将其与自由混为一谈。查理·考夫曼的木偶动画电影《失常》诠释了精明统治的逻辑。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所有人的长相和说话声音都相同的世界，再现了一座新自由主义的同者地狱。在这个地狱里，人们呼唤本真性的同时却又渴望创造性。主人公迈克尔·斯通是一位励志演说家。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木偶。嘴巴从他的脸上掉了下来，他拿在手里，惊慌失措，因为掉落的嘴还在咿咿呀呀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