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十七章6节公版书

轮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言时，他说：他和我的看法距离不太大，他可以和我私下协调解决。以后所有其他省主席均仿效熊主席的做法不再发言。委员长在结束会议时说：“我认为的确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预算照原案通过。”



会后，熊主席到我办公室说：他缩短了讨论时间，有功于我，实在应该给江西增加一点预算。



当预算在国防最高会议中讨论时，浙江省黄主席的朋友们都替我讲话。但考试院长戴季陶发表意见说：对浙江的预算编得不公平。粮食部长徐堪支持戴的意见，他提议：由于整个预算不便增加，可以用变通方法拨给浙江省府一笔钱转用于省内各县。这时，委员长说：他已经详细看过浙江的预算，他认为用不到再改了。他又进一步说：他认为把指定用于县的款项拨给省府尤其是不合适的。如果此一建议付诸实行，无异是薄于县而厚于省了。



说到中央各部，对我最不满的是交通部。当时中国对外仅有一条交通线须要经过缅甸。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商讨，决定在云南修一条铁路，连接缅甸。我以为如果决定付诸实施，就要全力以赴。所以我提议先搁置其他铁路建设工作，集中全力修筑滇缅路。但交通部长张嘉趝要同时把湘桂路延长到贵州，并且要从西安将陇海路延长。在我草拟的预算中，为了修筑到缅甸的铁路我曾编列了八千万元，但对延长铁路却没有编列一文钱。张部长提议把我编的预算一半用于修筑通往缅甸的铁路，分一半用于延长其他路线。由于委员长和孔祥熙支持我，预算案未被修改，但张部长立即展开有力的游说。利用中国人爱妥协的天性，最后他终于将修缅甸铁路的预算弄走一部分去延长其他的两条铁路。这两条路对抗战说都毫无贡献。



新加坡陷落后，我认为英国的力量已不足以保住仰光，因此我建议委员长修筑缅甸铁路的工作应该立即停止，因此，可以节省下七千万元。开始时委员长是同意我的建议的。但是缅甸铁路建设局局长曾养甫利用委员长巡视昆明之便，说服委员长继续拨款修筑。委员长电令我：停修缅甸铁路的命令暂勿发布。于是又白花费了三个多月的工夫。



珍珠港事件后，经济部长翁文灏请求特别拨款七千万元在重庆建设一座新炼钢厂。当我看到他的呈文时，我很赞成，因为我认为战时增加钢的产量显然是必要的。为了确定我的立场，我去看兵工署长俞大维将军。出我意料的，俞先生反对此一计划。他说：因为原料、燃料、技术工人，在重庆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增加新钢厂只不过是转移现有工厂的人力和原料而已。他又进一步说：军队需要的是特种钢，新厂不能炼。经与俞氏晤谈后，我改变了我对翁氏提案的看法。当院会辩论此一提案时，孔祥熙欲想平息大家的争论，他一开始先对翁的忠于职守大加赞赏，接着说明财政部的困难。然后，转身向我，也夸赞了几句。他就好像调处两个人间的争端一样。最后他说：“因为你们一方要拨七千万，另一方认为一分钱都不能拨，我不偏袒你们任何一方，我决定拨四千万。”



对大多数类似的事，孔先生的决定是聪明的。但对我说，我却希望他：要干就拨给翁七千万，要不干就采纳我的意见一文不拨。因为七千万还可以生产一些钢材，四千万就等于白白浪费。抗战时期中国的妥协精神往往就导致上述的结果。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从事一件事的习性所造成的结果。虽然人们口头上叫“军事第一”，但他们心里却想从事许多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事。



我们常听人说委员长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我知道：委员长左右的人，的确有些本身根本就没有定见，有些即使有，又深恐委员长对某事事先已经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不合于委员长的腹案，岂不尴尬？因此干脆就不发表意见。不过，我听人说过，也曾有人向委员长进过逆耳忠言的。谈到我自己的情形，只有一次是例外，那就是答复近卫文麿声明的那一次，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至于他对我所发表的不合他意的意见，是否表示过不快，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