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曾希圣因责任田被免职，邓小平却支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1961年，诞生在江淮大地上的“责任田”制度，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的序幕。虽然拉开这一序幕的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随着序幕的降落而过早地离开了历史舞台，但他播下的改革火种，却在20年后燃遍了神州大地。

1960年，在天灾人祸的共同作用下，安徽出现了灾难性的局面，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粮食极为短缺，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出现了大量“饿、病、逃、荒”的情况。曾希圣对这样的形势深感痛心，他决心带领安徽人民闯出一条适合恢复农村经济的新路来。

1961年2月，曾希圣在蚌埠主持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这天中午，曾希圣和参会的同志一起吃了午饭，饭菜非常简单，只有两碗萝卜、两碗白菜、两小碟酸菜，每人3两米饭。曾希圣十分感慨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啊！我们大家也都是大官了，却吃着这样的伙食！老百姓呢？他们恐怕连糠粑粑都难吃上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让老百姓吃肉，才有脸把这官当下去！

在此次会议上，曾希圣正式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

工业的生产责任制是非常严格的。工厂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台机床，实行按件计酬，超产奖励。这种责任制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呢？

一位地委书记对曾希圣的想法表示担忧，他说：“曾书记，这样搞对发展农村生产力确实有好处，但我们不能不担心包产到户会不会犯方向性错误，中央会不会同意这样搞？复辟资本主义这根大棒，会不会打到我们头上来？”

此时曾希圣突然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使人民渡过难关，我曾希圣就领着全省人民走这条道！”

曾希圣的这一灵感来源于一位叫刘庆兰的老农，刘庆兰家住安徽宿县褚兰公社光华大队，曾任农会主任，他的儿子有肺病不能劳动，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社员们建议刘庆兰去养老院养老，但他却自愿带着儿子上山垦荒种粮，向生产队缴纳非包产的粮食。

从1958年开始，刘庆兰在山上一干就是4年，共向集体无偿缴纳粮食4716斤，尤其是在1960年，他向集体交纳了1473斤粮食，相当于生产队一年的征购任务。

刘庆兰的这种干法，实际上是种没有“包工包产”的“责任田”。曾希圣在了解了刘庆兰的事迹后，称赞他说：“这位老农觉悟高，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曾希圣认为责任到户来自于群众的创造，只要能推广下去，肯定能解决当前农民饿肚子的问题。

1961年2月，曾希圣派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田”试点。农民们对此非常拥护，劳动积极性特别高。曾希圣由此看出“责任田”是可行的，他决定继续进行推广，并制定了这样的原则：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

1961年3月中旬，中央在广州召开解决农民问题的工作会议，有人在会上指责安徽的“责任田”，说这是“倒退”、“复辟”。曾希圣在会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会议间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曾希圣说：“老曾，我很钦佩你的胆识，你的责任田，我和中央许多领导都是赞同的。但这一重大改革，与当前反‘右’倾是多么不协调啊！我想，你必须通天了！找主席，他支持，你就放心大胆搞；他不表态，你就三思而后行；他反对，这事只好收摊了！”

曾希圣于是亲自来向毛泽东汇报“责任田”的情况，以寻求他的支持。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爽快地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曾希圣听后大喜，马上给安徽省的领导打电话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正当曾希圣为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而兴奋不已时，5天后，毛泽东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他：“责任田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不要大搞。”

曾希圣不禁困惑了：主席不是当着自己的面对“责任田”表示支持了么？怎么才5天，就又通知自己不要大搞呢？

这天晚上，曾希圣一个通宵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责任田”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处，一再申明所有制没有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是拥护的，希望能再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这封信发出去以后，却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

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蚌埠，曾希圣抓住机会，再次向他汇报了推行责任田的情况，曾希圣说：“过去生产队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都关心，甚至比队长还急。农民都说责任田好。”

毛泽东终于被曾希圣说动了，他说：“你们确实认为责任田没有毛病，就普遍推广吧！”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后，“责任田”在安徽省以最快的速度推行起来了。“责任田”推行一年，便大见成效，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产量达900多万吨，比建国后粮食产量最高的1959年还多200万吨。当年不仅全省城乡人民都能吃饱饭，安徽省还拿出相当数量的粮食支援给了邻近省份。

1961年12月，毛泽东找曾希圣谈话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变回来？”

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但毛泽东对此没有明确表态。

此时的曾希圣或许没有想到，他已没了这种机会。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曾希圣的“责任田”受到了批判。这年3月21日，曾希圣被免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当时沉闷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了曾希圣，他还通过“责任田”，引申出了著名的“猫论”。1962年6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责任田”时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

曾希圣在听说了邓小平的“猫论”后，深受鼓舞，他对有关同志说：“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对‘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国农村改革，有了小平同志这位帅才，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70年代末，安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又在全国率先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激发起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浪潮。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曾希圣作为推广“责任田”的先行者，他的功绩将永远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