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未成年罪犯判死刑，美国和日本是如何做的？

今年1月18日，日本“甲府市杀人放火事件”迎来最终判决，凶手远藤裕喜被判处死刑，该案件也因此成为日本首例以“特定少年”判处死刑的案件。短短2个月过去，邯郸3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件震碎了国人的心，大家为13岁的鲜活生命悲惨陨落痛心不已，有关于三名凶手的后续审判也因此备受关注。自古国人就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奉为真理，生命也的确是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根本与最高价值，可是，当“杀人”与“未成年”放在一起，审判显然变得棘手起来。之所以笔者以日本未成年人凶杀案作为开篇，原因就在于此案审判官曾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理由。“凶手作案手段极为残忍且预谋已久，作案后从未有过道歉、忏悔、反省表现，即便不判处死刑，他日后的改过自新可能性也不大！”给未成年犯罪判死刑？如此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却又满心狐疑的问题，就在笔者了解过当代世界死刑发展趋势、美日等国对于未成年犯罪判死刑的趋势与态度才发现，这个问题既深邃又沉重，也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因此在生命、仁慈、死刑、理性、感性中不断拉扯着。先来看一组数据，早在10年前，世界上就有96个国家明确废除死刑，34个国家达成了事实废除死刑（近10年未执行过死刑），9个国家只对战争犯执行死刑，由此，仍旧保留和执行死刑的国家仅剩58个，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等等。在世界多国看来，死刑判决太过残忍、太不人道，是对生命权的极不尊重，一个文明的国家不应存在这种审判执行方式，尤其在欧洲人眼中，哪怕一位外国人因为杀了本国人而判处死刑，也是一件值得强烈抗议的事情。对于保留且至今还在执行死刑的国家，总体上也是朝着废除死刑、暂停执行死刑或是限制死刑的趋势发展的。可就在死刑趋于被废止的大环境下，笔者认为，“给未成年犯罪判死刑”的问题才更应该展开深入思考，罪犯“未成年”的身份绝不是为所欲为的合法理由，而应是敲响死刑审判人性化、合理化的警钟。有关于“未成年人死刑制度”的艰难践行，美国与日本有着很强的代表意义，观人照己，我们也才能对中国“给未成年犯罪判死刑”问题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先来看美国，在“2005年西门斯案件”之后，自由主义大法官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取得多数并撰写法院意见，至此，美国未成年死刑制度相当于在事实层面被废止。与此同时，以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大法官撰写的反对意见引发了更大的轰动。“未成年死刑制度具备存在的必要，在某些边缘性案件中，该制度确实能够体现刑罚的正义感。”在美国自由主义刑罚学者们看来，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为中心，法律对于未成年做出的危害行为需要秉持一种必要的宽容，对此，轮奎斯特给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宽容并不意味着需要法院放弃一种特定的、严厉的处断方式。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一开始只是对终极人性关怀的一种理想化的幻想而已。”事实上，以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为核心的量刑原则已经足以确保量刑者对犯人相关因素进行充分考量，在此基础上才会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判处未成年人死刑，以宪法的名义处死未成年人针对的仅仅是极为残忍的、令人发指的谋杀行为。可想而知，如若美国在未来真的出现了极端残忍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给未成年犯罪判死刑”极有可能还会成为现实。再来看日本，如开篇提到的死刑案件，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对于极端残忍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依旧保持着公正、严肃的审判态度。说起日本在“未成年人死刑制度”方面的践行，一定绕不开发生于1999年的“山口县光市18岁少年行凶案件”，一对母女被18岁的凶手福田孝行残忍杀害，并不复杂的案情却经历长达9年的审理过程，被害人丈夫也因此经受了漫长的上诉过程。最重要的是，这场案件审理引发全体日本国人对“给未成年犯罪判死刑”问题更加深入的反思。就在福田孝行几乎要逃脱死刑惩罚之际，他的卑劣至极、冷酷残虐、毫无悔意以及由21位辩护律师组成的“世纪奇葩律师团”毫无底线、颠倒黑白的荒唐辩护，终究击穿了日本国人最后的忍耐底线。2008年4月22日，广岛高等法院做出死刑宣判，参照标准正是发生在1968年的一起19岁未成年人凶杀四人案件，也被称为“永山标准”。由此，开篇提到的“特定少年”判处死刑案件几乎可以看作是日本司法在践行“未成年人死刑制度”方面的延续，最重要的是，这些案件十分鲜明地展现了日本对于未成年人极端残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所以说，面对这些特殊的未成年极端犯罪案件，人们总会不禁发出的感慨，很难想象身为未成年人的凶手能够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径，从人性之恶的角度看，他们远比成年凶犯更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当犯罪行径的残忍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未成年”这个身份也终究不是他们逃脱死刑的理由，这也才是坚持践行“未成年人死刑制度”应该保持的基本态度。看到这里，大家自然会想到目前依旧在调查、审理阶段的“邯郸初中生杀人埋尸案件”，相信我国司法部门会在未来做出最令人信服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