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大领袖之一，1978年被被捕入狱，晚年感慨：毛主席没有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爆发之际，许多思想“左倾”的青年学生响应领导人号召，纷纷走上街当起了“红卫兵”。这些学生虽然身无官职，但有部分人的实际权力却远超中央高官，许多无辜老同志都遭到过他们的无差别迫害。接下来要说到的王大宾就是当时学生中影响力最大的几人之一，他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蒯大富四人还曾被列为文革“五大领袖”，可以说只要谈到文革中的学生运动，就一定避免不了提及这五人。王大宾出生于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幸运的是，王大宾虽然家庭条件很差，但他的父母却十分重视教育，想方设法借钱也要供王大宾读书。而王大宾也非常争气，自幼就勤奋好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被老师们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的王大宾凭借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成功在大学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常来说，如果当年王大宾能够正常从学校毕业，那么他大概率能够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从此踏上“读书改变命运”的逆袭之路。可惜，没有如果。1966年，王大宾在认真研究过中央下发文件后开始怀疑北京地质学院的领导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于是带头在学院内给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提意见。然而学院领导并没有听从王大宾等人的建议，还对学生们提出了批评。受到挫折的王大宾并不死心，他又向主管地质学院的上级部门反映意见，但仍然受到了冷落和警告。不久后，由于王大宾等学生组织的斗争活动严重影响了校园秩序，上级下派了工作组来到北京地质学院平息学生动乱，王大宾又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不过就在王大宾同时被学院和工作组批判，感到前途无望之际，事情又迎来了新的转机。1966年7月，中央认定派工作组指导运动是错误的，于是撤销了各地工作组，其中也包括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组。王大宾瞅准时机，以被工作组迫害的革命学生的身份重新开始在校内活跃，并组织学生对工作组发起进攻。由于工作组已经被否定，王大宾的行为获得了更多师生的支持，而他也顺势建立起了一支造反队伍——“东方红公社”。组织起东方红公社后，王大宾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曾经批斗过自己的地质部，他带领着公社一千多名成员扛着红旗和横幅，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地质部大楼，要求批斗曾经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地质部为了保护干部安全一直拒绝交出邹家尤，为了逼迫地质部就范，王大宾带头在地质部绝食抗议，此举还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得知王大宾和东方红公社的情况后立马表示了支持和同情，还专门派人到现场表达了“中央文革”的意见，邹家尤也因此被迫答应接受学生批判，王大宾“一战成名”。不过王大宾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彻底打倒地质部的领导班子并继续扩大东方红公社影响，他又先后带人三次进入地质部抓人、搞破坏。王大宾两个月内“四进地质部”，并打倒了所有地质部领导干部的“壮举”轰动了全国，各地造反派争相效仿，江青等人也对王大宾的“功绩”做出了肯定。除了四进地质部，王大宾当年还有许多劣迹，他曾带领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在首都抄了肖军、老舍等文化名人、老专家以及民主人士的家，还抢走、打砸了不少文物。此外，他还参与了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彭德怀等活动，打倒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对国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8年，由于王大宾等人行事过于嚣张，在北京四处寻衅生事、挑起对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专门召见并严厉斥责了“五大领袖”。由于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王大宾逐渐受到领导冷落，慢慢淡出了红卫兵活动。1969年1月，大学毕业的王大宾被分配回了四川一家工厂工作，临行前，周总理还特意找到他，让他以后低调生活，切莫再生事端。回到四川后的王大宾谨记总理教诲，一直兢兢业业工作，不再参与文革活动，安静闲适地度过了多年正常生活。然而善恶终有报，文革结束后，王大宾遭到许多曾受他迫害的群众、干部举报，1978年，他被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抓捕入狱。在王大宾受押的几年间，经过有关部门清查，最高检认为王大宾虽在文革时期犯过不少错误，但鉴于情节较轻便不予起诉，于是在1983年，王大宾又获释重返了原工作单位。在狱中的那些日子里，王大宾深刻反省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出狱后的他竭尽全力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争取弥补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每当有人称赞他在工作上的成绩时，他总会苦笑着说：“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晚年的王大宾回忆起过去那段岁月时仍觉得非常羞愧，离世前不久还在向妻子念叨着：“毛主席没有错，是我们这些人当年太年轻，没有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