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罪臣原来是功臣

移风易俗：罪臣原来是功臣
“九州异俗，六合同风”，九州异俗是现实，六合同风是理想。古往今来都倡导移风易俗，将“异俗”向“同风”扭转。
蛮夷戎狄，地处岭南的合浦属于南蛮之地。《后汉书》的“南蛮传”称这个地方彼此语言不通，需要翻译；人跟禽兽一样没有长幼之别，披头散发，不穿鞋子，衣服就是一块布，从头包到身体。
（“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
秦朝统一之后，实行郡县制，相配套的就是“书同文、车同轨”。除了制度建设，更根本的是“文化建设”。俚风土俗害国害民（“不便于民，害于邦”），要以“圣王作为法度，矫正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
对移风易俗影响最直接的是军队征伐。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征集兵马，继灭六国后开启了统一岭南之战。
这支远征军并不是人们想象训练有素、军容齐整的所谓正规军，士兵大都是招募的流窜犯、倒插门女婿、买卖人。共同的特点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平时不待人见，都盼望立下军功让命运“拐弯”。
秦始皇却另有打算。长达七年的战争结束，他将百越地区设为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这些原来属于“社会异类”的士兵打完仗就在当地解甲归田。秦始皇又将包括失职、渎职的狱吏在内的大批谪民送往岭南，“与越杂处”，负责守卫南疆。
可以想象，这些兵士和谪民与越人“亲如一家”的耳鬓厮磨中，当地的风俗习惯会发生怎样的潜移默化。
说“亲如一家”并不错。第二次征南时，秦始皇曾批准赵佗的请示，在越地征集了一万五千名未出嫁的女子和寡妇“以为士卒衣补”。

如果你以为她们只是做些针线活，那就错了。
秦始皇似乎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一不担心这些人落户当地会心生异志；二不担心他们被越人同化，只会反客为主将越人转化。
从秦到汉，中原朝廷征伐岭南，移风易俗当然不只是加强“男女关系”这一招。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侧、征贰姐妹领导的交趾叛乱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的措施包括在兵马所过之处设置郡县，修筑城池；开凿水渠，引水灌溉；还用汉律与当地实行的越律相比较，上奏朝廷批准修改相关条款，广泛开展普法。
马援这套“组合拳”效果显著。史书称，从此之后，骆越地区都遵从马援定下来的规矩。（“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官员流放也是合浦地区移风易俗的重要推手。汉代以降，朝廷的罪人经常扔到这个“瘴疠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仅汉代宫廷斗争的失败者或他们的亲属，至少有三十人流放合浦郡。
这些见过“大蛇屙屎”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是“有影响的社会人士”，他们的言行直接“感染”越地的民风，促进了语言交流，将中原的婚葬嫁娶礼仪和农令节气等传播到了合浦。（“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汉朝之后，岭南作为罪臣流放地的情形一如旧贯，唐宋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廉州府志》记载唐宋流放廉州、钦州的名人有李邕、张说、宋之问、陈瓘guàn、曾布等。有人统计，仅宋朝被贬到岭南的朝官达四百九十一人次，其中钦州五人、廉州四人。
合浦东坡井
这些贬官在岭南或著书立说，开坛讲学；或推广技术，励农劝耕；或普及礼义，摒除陋习，对岭南的移风易俗起到了很大作用。就以苏轼为例，他获得大赦从海南回到大陆，在廉州寓居仅两个月，“接人无贤遇，皆得其欢心”，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留下东坡亭、东坡井等有形的遗迹，还有东坡笠、合浦月饼的传说。
这些朝廷罪臣以自己的儒学修养、人品个性以及所作所为，在岭南地区言传身教，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历史角度，他们无疑是“中华民族融合”的有功之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