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陈云要求包产到户，毛主席很生气：这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做了半个月的调研。

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以来就是富足的鱼米之乡，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农民在吃不饱饭的时候，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

陈云首先来到一个公社的养猪场参观，公社的干部向他报告说：“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7万元。”

陈云在了解了养猪场的情况后，算了一笔账，此前公社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但在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如此强烈的对比，让陈云不禁大吃一惊。

此次调研结束后，陈云经过思考，认为农村应该制定“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儿自留地，他马上给中央写了题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研报告。

几天以后，陈云来到上海，找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副市长宋季文了解上海养猪的情况。宋季文此前也下乡搞过关于农民养猪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主张，宋季文还向陈云汇报，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办的国营养猪场全部亏本了。

柯庆施听了宋季文的话后，很不高兴地说：“你懂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

陈云却笑着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那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你柯庆施那样壮！”柯庆施听后无言以对。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央、省、市、县、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计7000余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参会人员急切地想听一听党内经济专家陈云的意见。不过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更没有谈经济，但他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时讲话了，讲的内容是关于党内生活的。陈云说：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

1962年夏天，陈云在外地休养时，听说安徽省搞了“责任田”，并制定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的原则，全省在1961年取得了大丰收。陈云高兴地说：“这叫做‘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他决定尽快回北京，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此事。

但“责任田”这个话题在当时非常敏感，有人劝陈云应该慎重一些，不要马上向中央汇报，陈云却说：“我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怎能延误时机？”

7月9日晚上，陈云来到中南海，和毛泽东就“包产到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但陈云在事后听说，毛泽东很生气，还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不久以后，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用半个月的时间集中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不过毛泽东始终没有在会上批评陈云。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解开了这个谜团，他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是富有远见的，“包产到户”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