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汪道涵到上海工厂视察，注意到江泽民：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到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在视察中，汪道涵发现这家食品厂虽然陈旧，但十分整洁，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江泽民。

当时年仅23岁的江泽民任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同时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江泽民在向汪道涵汇报工作时，提供了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其中就包括创造光明品牌、用光明牌冰淇淋和美国的美女牌冰淇淋竞争的过程，汪道涵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汪道涵曾这么评价自己对江泽民第一印象：“江泽民充满了活力，他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个工作勤奋的专家。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更巧的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是上海益民食品公司的下属企业，公司经理戴锡可是汪道涵的夫人，因此戴锡可可以说是江泽民的直接上司。因为这层关系，汪道涵和江泽民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汪道涵家里的常客，汪道涵夫妇都把他当成小弟弟看待。

后来汪道涵更是了解到，原来江泽民的继父江上青是他在战争年代的战友！抗战时期，江上青被组织派往安徽，从事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经过江上青的协调，上海地下党派出了一批党员充实到皖东北担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为参加中共活动而毅然放弃学业的汪道涵，他被江上青委任为嘉山县委书记。

1939年，28岁的江上青在执行统战任务时不幸壮烈牺牲，汪道涵得知后放声大哭，极度悲痛，他决心在皖北一带继续完成江上青的未竟事业，领导革命活动。江上青牺牲后，他的兄长江世俊考虑到他没有儿子，于是把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他为子。

汪道涵和江泽民相识一年以后，江泽民被提拔为益民食品厂的厂长，这个厂直属华东工业部，他的被提拔自然离不开汪道涵的赏识。又过了一年以后，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肥皂厂，他把这个厂的国有化任务交给了年仅25岁的江泽民。

1965年，不到39岁的江泽民在汪道涵的推荐下，担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从此迈进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60年代末，汪道涵受也到了冲击，这位曾经的副部级干部的处境一度十分窘迫，一家人的物质生活用品全部只能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江泽民坚信汪道涵是无辜的，他经常去看望汪道涵。有一次江泽民从罗马尼亚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汪道涵，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和糖果。

当时曾有人提醒江泽民注意和汪道涵的交往，江泽民却回答说：“他当领导在位时我不去打扰，人家有难时我就要关心，我不担心自己丢这顶乌纱帽！”

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江泽民的母亲也把汪道涵当作家人，经常为他做“狮子头”和“煮干丝”等扬州家常菜。江泽民的母亲平时爱读古典史书，她特别喜欢看《东周列国志》，平时遇到一些不认识的难字，她就密密麻麻地记在一张单子上，请汪道涵帮忙查《康熙字典》。汪道涵下次过来时，便将结果告诉江母，然后又从老人家手里接过新的单子，这样的生活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正是在江泽民一家人的支持下，汪道涵挺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1979年10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级别为正部级。

汪道涵复出后不久，便向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两个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不久以后，江泽民被任命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1981年4月，汪道涵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并于1983年连任。1985年，汪道涵的任期将满，北京方面开始物色他的接班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征求汪道涵的意见时，向他提出了好几个很有竞争力的人选，但汪道涵坚持推荐了江泽民，最终江泽民成功接任上海市长。

江泽民上任前，汪道涵告诫他说：“不要期待桂冠，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

江泽民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江泽民上任以后，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他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招待会期间，他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就这样，江泽民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新的生气，也很快打开了在上海工作的新局面。

1989年，江泽民已年满63岁，一般的省部级官员在这个年龄都会退居二线，但江泽民想彻底地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尽管江泽民完全可以通过行政职务来确保自己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自己曾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于是再次恢复了这项工作。

但当江泽民刚完成书稿翻译工作的一半时，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在心里想：好吧，我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江泽民在前往北京上任前，专门去拜访了已经退休的汪道涵，并征求他的意见。汪道涵深知江泽民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也知道他信心不足，于是他专门写下了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江泽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汪道涵的意思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江泽民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放弃这份责任，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他的鼓励也使江泽民恢复了信心。

江泽民果然没有辜负汪道涵的期望，他顺利成长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汪道涵后来回忆说：“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选中了年高德劭的汪道涵担任“海协会”会长。从此以后，汪道涵又有了“发挥余热”的去处，在中组部的花名册上仍然属于“在职领导干部”。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道涵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著名的“汪辜会谈”，签署了四项协议，推动了两岸协商，也带动了两岸交流的蓬勃发展。因而很多人认为，汪道涵从此开启了退居二线后的“第二次政治青春”。

2005年，汪道涵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90岁。江泽民悲痛不已，专门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江泽民和汪道涵，一个有才，一个识才，由此创造出了一段忘年之交的佳话，他们将会永远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