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约谈陈云1小时，22天后陈云：心脏差，请求不去开会

在著名的《陈云文选》中，第3卷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陈云昔日的政治轨迹，令人意外的是，从1962年3月7日到1973年6月7日，没有一篇文章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陈云是唯一一位在十年动荡来袭前就不再参与中央决策的政治局常委，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恢复方面，党中央始终都在贯彻他的真知灼见。

了解陈云的人都知道，他是作风稳健的新中国顶级经济学家，还曾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就是这样一位“新中国经济发展领军人物”，居然在1962年无声无息地被“雪藏”，在那段国家经济发展内外交困的阶段，他也遭受着极为坎坷的历程。

一方面，他想要顾全大局，一方面，他难以接受党中央上下对经济工作的错误估计，更不愿与毛主席出现正面冲突。

如此一来，在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下，陈云本着对国民经济高度负责的态度仗义执言，还是被扣上了“黑暗风”、“单干风”的帽子。

当时，他曾被毛主席约谈过1个小时，随后不久便主动以身体问题缺席会议，从此阔别政坛10年之久，这一切的缘起又是为何呢？

这段往事还要从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说起。

在这场对“大跃进”运动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大会上，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仅有陈云没有公开发言，当时的他身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国民经济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

即便如此，哪怕是毛主席力邀陈云讲话，他还是婉拒了，一再坚持调研清楚后发言的原则，毛主席对此很是理解。

在一些史学家看来，陈云的如此沉默是很明智的，正如他在1988年回忆往昔时感慨的那般。

“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2月8日，就在大会闭幕之际，陈云突然打开了话匣子，不但在会上多次发言，还针对财政平衡、市场平衡等多个民生问题都表达了意见。

要说陈云的主持经济工作方面的独到之处便在于，他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也会给出相应的策略，比如，当时的他就提出了减少行政管理费、文教等事业费5亿元，推迟3年归还国家给农民开的退赔期票7亿元，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等等。

从紧闭牙关到畅所欲言，凸显了他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更加重要的是，陈云很清楚自己在国民经济方面的讲话的分量，从坚持党性角度出发，他谨慎地选在大家意见相对同意、范围相对较小的场合来发表意见。

2月末，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因故未能出席，陈云在会上对财政经济情况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做了细致阐述，再度彰显了他不和稀泥、敢讲真话的风骨。

他的针砭时弊震撼了参会人员，不久之后，在刘少奇的力挺下，他的经济工作主张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认可，中央决定恢复财经小组，陈云出任组长。

从这一点看，当时的陈云面对党内政治生活氛围的明显改观还是非常欣慰的，可惜的是，之后的中央工作形势并没有按照他意见方向发展。

因为心脏病复发的缘故，陈云勉强参会后便去了南方疗养，国民经济调整继续按照他的规划思路进行着，而他也利用疗养的空闲深入农村展开调研，随即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想法。

就在他6月份返京之后，与政治局常委们就“包产到户”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准备冒险向毛主席力荐，殊不知，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对此极为反感。

7月6日，如前文所言，毛主席与陈云在中南海游泳池约谈了1个小时，对于陈云的谏言，老人家当场并未表态，第二天会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对于毛主席的如此反应，陈云听闻只是久久默默不语，此后不久发生了两件事终于让他感觉到事态发展的不受控制与严重性。

其一，毛主席将《波兰农村社会化》批给陈云等人阅看。

其二，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至此，这位新中国顶级国民经济专家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且不可避免。

7月28日，就在与毛主席约谈后的第22天，陈云郑重向中央致信，表达了自己对于草案完全同意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一个简短的请求。

“心脏差，请求不去开会！”

请求得到批准后，陈云没有参加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也因病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刻意淡出中央核心工作。

正如他的预判那般，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对“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评，只是没有点名批判陈云，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虽几次肯定了陈云的经济思想，可对于“包产到户”问题依旧是避而不谈。

源于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情景，长达10年时间里，陈云都处于靠边站的境地，即便如此，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成功，他依旧功不可没，淡出最高决策，他的经济主张还是得到了认可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