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珍珠的积聚-2

穆斯林、印度人、东南亚人、中国人等许多不同的人群在贸易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意大利人——尤其是热那亚人——甚至发现了从印度和伊朗买进、再向欧洲和金帐汗国售出的商机。[注]尽管如此，蒙古时代绝大部分的贸易，毫无疑问掌握在穆斯林商人手中。他们对非穆斯林国家贸易的统治地位日益增强，可从1281年马八儿国派遣的来华使者的简短表述中窥见一斑：“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注]这段文字对于穆斯林商人逐步接管印度海上贸易做出了简要说明。许多信奉印度教的统治者任命穆斯林管理主要贸易中心，这种方式始于10世纪，一直持续到现代早期。[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蒙古人为促使穆斯林在贸易网络中获得支配地位，付出了很多努力。


因此，穆斯林商人被蒙古宫廷强烈吸引，自然不足为奇。现有信息充分地说明了蒙古统治者愿意投资珍珠的数额。据说，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承者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以总价8万金第纳尔收购了12盘的珍珠。[注]1253年，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Batu)向蒙哥合罕（Möngke，1251—1259年在位）请赐白银万锭采购珍珠。然而，蒙哥仅拨给拔都1000锭白银，并申以节俭克制之义。[注]


印度洋作为这些珍宝的主要产地，此时已经形成互动交流的网络。菲利普·博亚尔(Philippe Beaujard)称之为“统一空间”(a unified space)。一系列的周期和脉动促进了“统一空间”的产生，而“日益增强扩张”(incrementally increasing expansion)是其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共有特征。[注]拉施特(Rashīd al-Dīn)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蒙古时代这一整体市场的最全面认识。作为合赞汗经济改革的首席顾问和总设计师，拉施特对南部海洋的商业财富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对这方面知识的掌握令人印象深刻。拉施特尤其熟悉诸如“码头”等汉语技术用词，而且准确地用波斯文记音“mātū”。[注]更为重要的是，拉施特在他编著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中对这种贸易形式有独一无二的记载。拉施特描述了以基什和霍尔木兹为中心，涵盖巴林、阿曼、亚丁、红海海域以及位于非洲海岸的摩加迪沙(Moqadishu)等地在内的极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市场向东拓展至古吉拉特、马拉巴尔、锡兰、马八儿、爪哇、苏门达腊、占城（Champa，即越南南部）及中国南部的港口。[注]


尽管拉施特的记述中并未提及，但地中海世界也通过知名的埃及卡里米(Karīmī)商人与印度洋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来。这些商人直接接触的范围扩展至南印度，然后在那里获得来自中国的商品。成书于1315年前后的一部佚名作者的意大利商业手册，证实了地中海地区与整个印度洋海域存在着卓有成效的联系。该手册指出，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和开罗(Cairo)，“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东方珍珠”。[注]


珍珠在大量流通的东方商品中的地位，可以从一个相关术语中得到最佳的理解。意大利商业术语“spezierie”派生自拉丁文“specie”（即种、类之意），又引申出硬币(specie)和香料(spice)的含义。对于中古时期的欧洲人而言，珍珠通常被纳入这个广泛的商品类别中，此外还包括贵金属、硬币、芳香剂、香水、药材、蔗糖、香料、染料、颜料、纺织品、象牙、首饰和宝石。由于所有这些产品的价值—重量比都很高，因此这种分类具有完美的经济意义。正如彼得·马丁内兹(Peter Martinez)多次强调的那样，这些是当时主要的奢侈品。作为长途贸易的支柱，它们连接、刺激有时甚至是改变了区域经济。[注]在部分学者看来，上述商品的海上贸易于元代和明代前期达到了顶峰。[注]他们的论点与我的发现完全吻合，我将在之后的章节介绍蒙古宫廷获取和分配珍珠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