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珍珠的积聚-1

蒙古与起源于内亚地区的政体类似，最初通过抢掠的方式从草原之外获取奢侈品。蒙古人征收战利品的形式系统而集中。每一件抢掠而得的物品都记录在册，然后由统帅参照规定的方案依据地位、等级和战绩重新分配给追随者们。

第一次大规模获取战利品发生在1215年。当时蒙古人占领了中都，“得金府库珠玉锦绮”。此后不久，成吉思汗派遣他的首席民政大臣断事官失吉忽秃忽(Shigi Qutuqtu)“籍中都帑藏”。[注]在征服突厥斯坦时，全新且同样令人满意的回报再次到来。1218年，蒙古人从巴达赫尚（Badakhshan，又译巴达哈伤）取获了巨额现金(naqūd)以及大量的宝石和珍珠(javāhir)。[注]


一段尤其残酷的小插曲发生于1221年阿姆河(Amu Darya)上游的铁尔梅兹(Tirmidh)，充分说明了蒙古人对珍珠的强烈追求。当一名女俘虏承认吞下珍珠，她立刻被蒙古人开膛破肚。找寻到几颗珍珠后，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注]无怪乎一百年后，突厥斯坦的居民们仍然记得蒙古人组织搜寻藏宝时的冷酷和彻底。[注]


蒙古人1259年从巴格达带走的珍珠数额之巨，极有可能是前所未见的。首任伊利汗旭烈兀获得了阿拔斯哈里发国(ʿAbbāsid Caliphate)丰饶的宝库——“宝石和珍珠就像他面前的海沙一样”。[注]根据一则同时代汉文材料的记载，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当地称作“太岁”的特大颗珍珠。[注]但这些并非全部，在旭烈兀下令洗劫城市期间，这支胜利之师运走了从平民处掠取所得的更多宝石和珍珠。由于巴格达曾经是专为波斯湾和印度群岛实施珍珠穿孔的中心，当地自然拥有数目巨大的珍珠。[注]


蒙古人抢掠城市中心的方式非常明确。首要的是，蒙古统治者麾下的统帅与普通士兵之间存在明确的分工。普通士兵通常劫掠平民，而蒙古统治者和军事统帅则以敌方地位相当的人为抢夺目标。通过攫取所有的宝库、宫殿、城堡、武器库、官署以及贵族宅邸等达成目标，所掠之物一应编目在册。[注]


除了国库帑藏之外，教会机构尤其是东正教的相关设施同样成为蒙古人抢夺的目标，良有以也：他们的教堂和修道院在王侯的慷慨赞助之下，以大量使用珍珠来装饰圣像、十字架、圣经、圣骨匣、圣器、主教法冠和圣衣而享有盛名。[注]其中许多珍宝是1230年代末蒙古人最早征伐罗斯诸公国(the Rus principalities)以及之后发动的零星袭击和报复性战役中抢掠而得的。[注]那么，旭烈兀完全有可能向格鲁吉亚大主教(Georgian Catholicos)展示镶嵌珍珠的金十字架，和其他由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赠与东正教教会的礼拜用具，这些都是得自其他东正教机构的战利品。[注]


蒙古人获取珍珠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向处于军事压力之下的各政权征收贡物作为臣服条件。这种方式起始颇早，1210年，成吉思汗便已向畏兀儿部首领索取“大、小珍珠”，该部次年即来输诚纳款。[注]蒙古人在1230年代初期，同样向高丽王朝和巴格达哈里发国提出了类似要求。[注]1243年，塞尔柱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the Seljuqs of Rūm)向蒙古人投降时全盘领会了归顺协议，立即向新主子奉上宝石和珍珠，也就不足为奇了。[注]


1260年代帝国分裂之后，蒙古人对珍珠的追求并未减弱。彼时，蒙古人向中国西南地区推进，开始向安南(Annam)施压，索取珍珠一类的贡物；1292—1293年的远征中，忽必烈汗强行向爪哇征收黄金、珍珠等实物税(kharāj)。[注]与此同时，元廷向西拓展，从马八儿获得了品质上乘的贡珠。[注]虽然马八儿属于蒙古军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政权，但此类“贡物”往往与国王献礼及外交礼物合并。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欧亚大陆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组成部分，不仅作为外交礼节或友谊提案，而且可以借此向外国宣传本国的自然资源与商业产品。在这些交流中，珍珠经常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注]


蒙古王子们乐意遵循这些规则，与外国宫廷交换大量珍珠礼物。[注]1260年以后，成吉思汗后裔所建立的诸汗国之间的关系通行着同样的惯例。这究竟属于朝贡、皇室成员之间的礼物互换，还是该划归到外交主动权的范畴，常常很难区分。可以确信的是，忽必烈汗在1288年为了寻求盟友对抗盘踞在内亚地区的同属成吉思汗后裔的敌对势力，将珍珠赐予金帐汗国东翼诸王火你赤(Qonichi)和兀都儿(Udur)。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Esen Buqa，1310—1318年在位）同样使用珍珠改善了与元朝和伊利汗国的关系。伊利汗不赛因也于1326年和1327年输送珍珠至元廷，重申两国长期同盟的约定。[注]这种礼物经常被记录为“贡品”，往往预示着四大汗国之间复杂关系的新变化和转折点。

在1303年举办的大会上，伊利汗合赞（Ghazan，1295—1304年在位）和金帐汗国的使节之间的交换，充分表明这种珍宝馈赠具有相互性。金帐汗脱脱（Toqta，1291—1312年在位）的代表将21只鹰鹘(gyrfalcons)送给合赞汗，而合赞汗的回礼则是同样数目的珍珠，每颗价值1000金第纳尔。[注]互赠当地特有的珍稀物品——譬如亚北极地区的猛禽和产自南部海域的珍珠——是整个欧亚大陆皇室之间交换礼物的典型方式。


长途贸易是蒙古人获取珍珠的第三种方式。在时序上，它与前两种方式重叠并行。随着13世纪最后数十年蒙古人的富有成效的“战利品边地”(booty frontiers)几乎枯竭，长途贸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如下所论，政府垄断商业渠道和征收关税相结合的形式，从长远来看，是获得珍珠的最佳来源。这一点至少是可以论证的。

珍珠贸易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而且产业完整，在海洋和陆地之间一系列相互贯通的网络中运行。珍珠贸易的范围和体量，可以通过人们对产自远方的珍珠的普遍了解以及深厚兴趣来佐证。在中古早期，中国人和印度人对国外珍珠的来源和用途所知颇深，这些商业智慧后来也为穆斯林和欧洲商人汲取。[注]由于具备美学、经济、宗教、政治等多个层面的吸引力，珍珠才能跨越市场之间的隔阂，而且通常拥有极大的需求。因此，像印度南部那样的地区，几百年来能够通过交换宝石和珍珠获得外国商品。[注]


从事珍珠贸易的商人群体通常由具有相同民族或社区隶属关系的个人组成，这是远程贸易的另一个特性。其供给方通常是试图对当地生产保持垄断的统治者，或处于初级生产者、地方当局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商（banyan，chetty之类[注]）。而且无论何时，只要机会出现，中间商就会买进特定来源的产品，进而支配区域市场。[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是成功的。早期葡萄牙观察者认为，在泰米尔商人chetty阶层中，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是经营宝石、珊瑚和珍珠的商人。[注]


地图3 中国人所知域外珍珠产地的知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