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澶渊之盟与国家的财政危机

澶渊之盟与国家的财政危机

公元1004年的阴历正月元旦，真宗实施了即位后第二次改元。新年号为景德。以瓷器名闻世界的那个江西小镇，就是根据这个年号起的名。刚过完年的正月十一日，北边传来契丹企图入侵的情报。真宗命令严加防御，不要轻举妄动。到了春天，又谣传秋天会有大规模入侵。华北连续发生地震，夏天发生蝗灾。“天高马肥之秋”的闰九月，契丹终于大举南下。这次是其皇太后与皇帝率兵亲征，军司令官是萧挞览。宋朝刚就任宰相的寇准进言真宗也到黄河北岸亲征，迎击契丹。但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却暗中建议真宗避难江宁（今南京）、知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同样建议避难成都。这些地方都是他们自己的出身地。寇准虽然察觉到这些举动，但是他表面上却假装不知，仍用坚定的语气说：“谁敢妄言，斩！”主张坚守黄河防线。真宗无法，只好率军亲征，宋朝主力布阵澶渊一带，与契丹军对峙。时为十一月末。开始，双方小范围交战，契丹司令官萧挞览竟中流箭而亡。契丹军士气因此大跌。其实寇准本来就没有真正开战的意思，他出兵就是为了议和。但是如果自己独断专行决定议和，害怕事后被骂为卖国而受到弹劾，所以他硬是把皇帝也拉到阵地，使皇帝也成为交涉的直接当事者。真宗本来厌战，根本就没有对战的勇气。人在军中，每日战战兢兢，寝食不安，害怕敌人袭击。看到这种情况的寇准同文人官僚杨亿每天晚上故意喝酒作乐。真宗通过近臣的报告知道后，才安下心来，上床入睡。宋朝派曹利用为使者到契丹阵地议和。这次交涉的焦点是议和条约中宋朝每年应该向契丹提供多少财物。无论如何想回避战争的真宗对曹利用说：“只要能议和，一百万都行。”但是寇准叫住刚出门的曹利用吓唬道：“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算寇准没白吓唬，曹利用还真交涉成三十万。曹利用回朝复命，真宗急切地让宦官问到底是多少。曹利用知道事情重大，要直接给皇上回答，就对宦官只举了三个手指。没想到这笨宦官进去就给真宗上奏道：“举了三个手指，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大叫：“太贵了！”在外边等候接见的曹利用只听到真宗喊叫，所以吓得浑身发抖，满头冷汗，进去就给真宗磕头：“臣下无能，吃下大亏。”“到底是多少？”“三十万。”曹利用跪在地上，浑身哆嗦。他当然没想到真宗听到他的回答喜出望外。不用说，曹利用得到了巨额奖赏。于是，契丹撤兵，两军合计几十万人的武力冲突被和平解决。两国指挥者具有通过交涉解决武力冲突的智慧和撤兵回朝的勇气。如果用儒教或者佛教思想润色一下来表现的话就是，他们都具有不忍心因战争使一般民众受苦的仁爱、慈悲之心。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一千年过去了，人类不但没有变得聪明，反而更显愚蠢。这次议和意味着石重贵撕毁石敬瑭缔结的盟约以后，契丹与华北政权持续五十余年交战状态的终结。议和条约双方互称“大契丹国”和“大宋国”，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两国皇帝互称兄弟。宋朝每年向契丹赠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偿经济援助。用这么一点财物换来和平，其实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被称作澶渊之盟的这个议和条约，直到徽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时被撕毁为止，双方遵守了一百二十年。盟约缔结时按罗马的历法已经过了年，严格地说澶渊之盟应该是公元1005年的事件。但是，与西历的对照一般是“阴历某年相当于西历哪年”，只有以年为单位比较才有意义，所以本书还是把此事件定在公元1004年。这次最大的功臣其实是寇准。如果真宗到南方避难，那么宋朝会比实际早一百二十年失去华北，而且即使开战宋朝胜利的可能也微乎其微。既回避了战争，还保全了国土，这需要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每年的无偿经济援助，防止了契丹对宋朝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援助其实并不是“无偿”。但是，任何时代都是这样，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拉后腿的家伙。这家伙就是王钦若。王钦若早忘了自己当初给皇帝进言放弃华北、避难南方的事，现在反过来咬定这次的议和是结了“城下之盟”。说这是被敌人攻到城下，被敌人逼迫签订的屈辱的协定。实际和议内容正如我们上边所说，根本不是他说的什么屈辱协定。但是从形式上看，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看法。本来兴高采烈的真宗被他这么一说，情绪大落，又反悔这次议和，进而罢免了寇准。真宗还是觉得郁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为了恢复和宣扬业已坠地的（真宗自己觉得）皇帝权威，真宗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仪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书降临和封禅。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臣下报告说宫殿门楼屋顶挂有不知从哪儿飘来的黄帛。真宗马上招集王旦、王钦若等臣下，给他们说去年十一月发生在自己寝室的一件奇异事件。有天晚上突然进来一个神人对他说：“在宫中做一个月道教的黄道场，就会有天书大中祥符降临。”他说现在出现的这个黄帛肯定就是天书。他让宦官爬上屋顶取下黄帛，只见上边开头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恒”是真宗本名。臣下是绝不允许直接写皇帝名字的，所以这毫无疑问应该是神人写的。天书都降临了，当然马上就改元。年号干脆就是“大中祥符”。有一个韩国总统名叫“大中”，那是儒教经学中表示“皇极”的意思，自古就是象征王的一个词。蒋介石字“中正”，也是取自“大中至正”。真宗为了奉安天书修建了庞大的宫殿群。既然有神暗示的天命降于皇帝，所以就出现了劝进皇帝封禅的运动。首先是泰山封禅祭场一带民众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自发（当然是地方官僚支持的）上京上奏劝进。真宗说自己不够资格，所以回绝。第二次，规格提高，当地的进士率领八百四十六人上京请愿。真宗还是没有点头答应。那么下次就该更高级别了。第三次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州县官吏、附属国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共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的大规模请愿团请求真宗封禅。真宗终于说“既然大家如此抬举朕”，遂答应十月封禅。为了封禅，真宗精心策划了一场可与禅让比拟的大戏。封禅，按当时的儒家经学思想，是只有实现天下太平的皇帝才有资格实施的一个仪礼。上古的帝王们都实施过，后来的社会脱离儒家之道而中断，秦始皇那样一个没有资格的暴君，用被神仙思想毒害的形式封禅，曲解了这个神圣的仪礼。汉武帝的封禅也被儒家指三道四。后汉光武帝恢复了本来的形式，唐高宗、唐玄宗以及稍稍不合规范的武则天也继承了这个形式。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儒教的神学学说，实际上秦始皇按神仙思想搞的才是最古的形式，而上古的那些，都是他们捏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儒教非常重视的神圣仪式。本来前皇帝太宗在平定北汉后雍熙元年（984年）也曾计划封禅，却发生了皇宫火灾，觉得是受到上天的谴责，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只要宋朝以汉朝、唐朝的王权为模范实施统治，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人们期待什么时候一定应该实施的仪礼。天书降临，人们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上天的暗示。南宋李焘编纂的北宋编年记《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这一年的记载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封禅准备的情况。真宗数次指示不要花太多经费修缮沿途道路和所要通过的城门。其实这是例行伎俩，只不过是想要表明“皇帝慈爱，遍及天下民生”而已。朝廷派学者官僚孙奭出使契丹，向契丹通告封禅一事。护卫真宗去泰山将有大量部队移动，怕被契丹误解为军事行动。孙奭出发时，真宗叮嘱曰：“我们每次派使节去，人家都要盛情接待，太给人家添麻烦了。你这次就在国境把朕的手书传给人家就行了。”孙奭回来报告说契丹说“收取岁币以外的礼物违反盟约”，所以没有接受带去的大量礼物。真宗听后大赞道：“异域常能固守信誓，良可嘉也。”《长编》描写的真宗，简直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明君。事前在开封的宫殿认真进行了演习后，十月四日，真宗一行浩浩荡荡向泰山出发。二十三日，开始登山。同行的近臣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可是年已四十的真宗却视蜿蜒无尽的石阶于不见，兴致勃勃如履平地。昨日的坏天气无影无踪，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第二天拂晓，在山顶举行了封禅仪礼。唐玄宗以来二百七十年，终于又举行了一次。这是一个宋朝终于与自己引以为范的大唐王朝并肩看齐的瞬间。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归途，真宗到曲阜，在孔庙隆重祭祀了文宣王（孔子的谥号）孔子。同时，给孔子的称号前追加了“玄圣”二字。虽然出典是《庄子》，但是后来的儒教文献都使用，说明绝不是根据道教思想命名的。后世再也没人搞过封禅——徽宗时蔡京准备搞，但是徽宗完全没兴趣——其原因，是因为封禅被从儒教教义中抹杀了的缘故。一百年后的苏轼如下记述真宗封禅的起因：真宗因为“城下之盟”郁闷不欢，王钦若建议征讨契丹。但是真宗说，“想到民众将要受苦我不能发动战争”，拒绝开战。王钦若又生一计，建议封禅。真宗很为难说：“没有天瑞怎能封禅？”王钦若马上反问道：“难道陛下相信上古圣王时代的‘河图’和‘洛书’是真的吗？”他暗示真宗奇迹是人创造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捏造天书。后边我们还要论及，苏轼的时代正是儒教开始变质的时期，封禅被当作迷信批判。真宗成了追求汉代以来的皇权形式的最后一个皇帝。从那以后，开封城外南郊的郊祭和利用宫殿举行的明堂祀两种上帝祭祀，皇帝亲自担任祭司每三年周期性举行一次。虽然大中祥符元年声势浩大的封禅活动随着真宗返回开封告一段落，但真宗开始的国家祭祀庄严化行动并没有到此结束。首先，针对封禅祭祀上天，在山西汾阴又举行了对土地神的祭祀。他还把上天最高神的名称定为“玉皇”，作为皇家的祖先神崇拜。认定“玉皇”和儒教一直称作昊天上帝的上天神是同一的。直到现在，民间还把玉皇大帝当作天神信仰祭祀。真宗还新设了祭祀出现在自己梦中给自己种种启示的神人的仪礼。他说神人就是宋朝皇家远祖名叫“赵玄朗”。按他所说的时间计算，此神人应该是生存在春秋时代晋国臣下始称赵氏以前的人，但是莫名其妙却姓赵。正像日本的《古事记》所记载的神代的事情一样，是不能用“汉意”来衡量的。真宗营造了祭祀赵玄朗的宫殿玉清昭应宫，还把赵玄朗的画像挂在供奉皇家祖先遗像的景灵宫里。真宗还给赵玄朗追赠圣祖庙号。玄朗的意思就是“黑亮黑亮”。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的宗教风气。“玄”是汉代末期开始受到重视的一个哲学概念，含有这个字的词语很多，经常被使用。但是，因为真宗的梦，以后这个字被禁止使用了。因为是皇家祖先的大名，所以应该避讳。日本也知道的四神之一玄武，被改称为真武。因此，本来是龟和蛇合体的一个神，经常被误解为“真的武人”，连神本身的特征都发生了改变。孔子的庙号玄圣，也被改称为至圣，这个用法今天在日本的汤岛圣堂等处还能看到。唐玄宗也去其尊号中的一个字，称作“明皇”。连真宗自己，如果能用玄字的话，说不定也能得到玄宗庙号。除此之外，几百年来惯用的许多“玄×”全都被禁止和废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限度继承和发展了玄学思想的真宗，却葬送了玄学思想。代替“玄”字，在思想界开始风光的字是“理”字。其实这个字，也是为了避讳唐高宗的名字“治”，七世纪以后才开始频繁使用的文字。当时有一个官僚上奏说：“我们大宋继承的是大唐，所以我们不应该是火德，而应该是金德。”真宗要遵守太祖决定的事项，所以没有采纳。但是官僚说“还有很多人持有同样意见”。可见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实际上太宗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上奏记录。这也是一个说明当时人认为大宋是继承了大唐的王朝和时代，象征当时人自信的事例。这个自信，后来竟发展到凌驾大唐之上的高度。与万事自理的太宗不同，真宗也许因为是第三代皇帝，所以比较重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如此一来，宰相们的权力就增大了。这里我们根据最新研究，介绍一些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群像。太宗预料到太子元侃将来会成为跟自己不太一样的君主，所以他给安排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辅佐，这个辅佐就是李沆。李沆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进士，做翰林学士的时候被太宗看中，曾经当过一段时间参知政事。后来太宗任命他专门辅佐皇太子，等将来再任参知政事。果然真宗即位后，即刻提拔他，等到吕端引退后马上就让他接班。李沆得到真宗的全面信赖，率领文武百官治理国家，被称为“圣相”。替代李沆、从三司使升进为宰相的是寇准。寇准一手策划并指挥了澶渊之盟。但是，正如前边所述，真宗听信王钦若谗言，罢免寇准，接任宰相的是王旦。王旦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的政绩，其实这正说明他主政的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秩序安定。天书、封禅主要是王钦若他们在搞，王旦只是作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在他们上边监视管理长达十二年。其任期后半，向敏中担任副宰相。天禧元年（1017年）至天圣元年（1023年）之间，宰相更换频繁。王旦、向敏中、王钦若、寇准（再任）、李迪相继担任宰相并引退。天禧四年，丁谓和冯拯就任宰相。丁谓淳化三年（992年）与王钦若同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历任重要地方的长官，真宗即位后调回中央，任三司户部判官。后转任四川路官，再任三司盐铁副使、山东路官。后被任命为权三司使事，相当于财务大臣临时代理。数年后，正式成为三司使。关于三司，前边已经述及，为后唐时把户部、度支、盐铁三个部门统合后设立的财务官府。从寇准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个官位是一个将被任命为下任宰相的重要职位。丁谓被任命为路官，也是与财务有关的职位，虽然与三司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职务内容基本上相同。就是说他是作为财务官僚显露头角的。在这点上，与前辈寇准相异。负责庞大的天书、封禅费用筹措的就是丁谓。相当于国防大臣的枢密使兼宰相衔时被称作“使相”，而三司使则被称作“计相”。级别上枢密使比三司使高，议和后枢密使的实务比重转移到财务上后，从枢密使升任宰相的事例就多了起来。由此，与原来科举进士从翰林学士经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晋升之路并列，财务官僚的晋升之路也得到确立。后来新法、旧法党争的王安石虽然走的也是从地方官提拔成翰林学士的路子，但是事实上他属于财务官僚系，所以与正论派欧阳修、司马光等走不到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丁谓的存在很受注目。有些研究认为他和寇准以及王钦若的矛盾，就是后来党争的前奏。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五岁驾崩。根据遗诏，皇太子祯即位，即仁宗。仁宗年少，母后摄政。女性不能在男性官僚面前露相，所以隔着帘子参加政务会议，这就是垂帘听政的由来。当年丁谓就被罢免了宰相，第二年冯拯也因病引退，由此，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们几乎都从前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参知政事王曾。而填王曾参知政事空缺的，则是吕夷简。吕夷简后来升任为宰相，实质上操纵了整个朝廷。王曾与吕夷简展开权力斗争，一个时期两人都被解任。因为王曾与吕夷简对立，所以后世史家评价他为君子，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建树。仁宗时代前期，权倾朝廷的是吕夷简。他也是因科举中进士而开始从政，历任地方官，后被调任中央高官。他当地方官的时候，废除对农机具的课税，延长道观建设资材的缴纳期限等，旨在涵养民力，被真宗夸奖为“有为国爱民之心”。仁宗时，真宗修建的玉清昭应宫因火灾被烧毁，皇太后曾试图重建，吕夷简借故天灾说服皇太后放弃了重建主张。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主政。吕夷简去世的时候，仁宗痛哭：“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夷简的儿子们也都出息成政府高官，特别是吕公著，成为与司马光齐名的旧法党代表人物。一直到南宋，这一族还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出了朱熹（朱子）盟友吕祖谦等许多高官。但是，在吕夷简主政时期，政治停滞，腐败严重。至少在少壮官僚看来是这样的。其时，西北边境地区党项族势力渐强，自称“夏”，与宋交战。通过在前线指挥的文人官僚韩琦、范仲淹的努力，议和成功，他们也都被调回中央政府，遂在中央政界掀起一股新政之风。此时因为是庆历三年（1043年），所以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改革或者庆历之治。从范仲淹的奏书可以看出，这次改革首先从官界开刀，严正纲纪，改头换面，吸引人心。他们希望打破吕夷简执政期间的因循守旧风气，不拘前例，清新大胆改革政治。庆历改革，是迎来创业八十周年的宋朝，摆脱大唐帝国以来的束缚，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从改革旗手们的年龄来看，改革领头人范仲淹那样的重要人物姑且不说，其他的，比如学术方面的指导者石介是景德二年（1005年）生、青壮年官僚精英欧阳修是景德四年（1007年）生、蔡襄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生。就是说，他们都是澶渊之盟以后出生的，都没有直接感受过契丹的威胁，他们属于“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主义政策，与他们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他们缺乏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战略战术。其结果，使庆历改革最终成为一个以改革计划而告终的未完的政治运动。有观点认为，是当事者意识到他们的计划的危险性，所以自己停止了实施。可是，为什么后世却经常把这个当事者以自发停止而告终的运动当作开辟了理想的政治文化而回顾宣扬呢？那是因为，这个运动，孕育了以后各种改革的所有萌芽。从此以后，宋代的士大夫们超越政治上、学术上的立场差异，一直以庆历为模范。不仅宋代，甚至可以说从明代到清代的近世士大夫的灵魂寄托，就在这个庆历改革中。有关情况，留待别的章节介绍，我们这里还是先引用一下庆历士大夫领头人范仲淹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六百年后，德川光国（1628年—1700年）接受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年—1682年）的建议，把自己的庭院取名“后乐园”，其出典就是这篇《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也。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宋朝梁柱逐渐被腐蚀。欧阳修写有《原弊》一文，警告只知贪图安逸的官僚们。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的弊害之一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大约有三。其一是军队。宋朝采用常备军体制，国境沿线和首都开封驻屯有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这些军人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完全是吃白饭的。不过又不能没有军队。况且，把他们解雇了，又没有能安排的工作，这么多闲杂人员进入社会，将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正像后来的谚语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朝兵卒的素质实在够呛。《水浒传》的头目中落魄军人很多，可说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现象。不论将校还是士兵，没有一个能当正经八百的良民。仁宗时代，因拖欠军饷和待遇恶化暴动的地方驻军，比因饥馑和恶政暴动的农民起义军还多。在当年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都要找出农民“起义”的那个时期，把这些也说成是当时阶级矛盾的表现，现在看来相当勉强。其二是官僚组织。为了抑制节度使的跋扈而确立的文官优势的政治体制，通过太宗扩大科举得以完成。但是，并没有静态地“完成”而止，而是发展到过剩。官僚的位子是有限的，科举中举的官僚候补生年年产生，所以就出现了大量虽然中举却没有官僚位子坐的人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宋朝扩大和复杂化了权力机构，结果只能是增加国库没有必要的负担。官僚机构只要建立，就会自我繁殖，增势难挡。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在没有任何长远规划的情况下设立的宋朝官僚机构，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士大夫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极端危险的状态。其三是节税。资产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等钻法律的空子，名义上放弃自己所有的资产或土地，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典型例子就是把资产或土地在名义上捐给享受税金减免待遇的寺院、道观，以及赠送给官僚特权阶级。当然，名义上接收赠送的一方肯定要拿回扣了。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把本来应该上交国库的税金私下瓜分了。该缴的不缴，所以没有后门的普通百姓的税赋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存在的那种“老实人吃亏”的构图。庆历改革，开始是着手整顿官僚的纲纪，可是不久就中止，后来二十余年，到仁宗时代后期，又进入了因循守旧的时期。本来仁宗就是一个无能的人，连真宗那样积极强化皇权的兴趣也没有。不知道与他没有后继者有无关系。已经到了生理上生孩子不太容易的年龄时，他还不选定接班人。这种时候有关皇位继承的问题，本来臣下们是忌惮不说的，但是欧阳修等几个高官实在是忍不住了，建议从皇族中选一个男子作养子。仁宗也许觉得自己还行，或者是后宫的女人们为了生个能继承皇位的太子而阻碍此事，反正这件事一直没有着落。等到自己病倒后，仁宗才终于同意选一个皇族的男子进宫作为养子养育。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了，这个养子应该出宫回自己的家。后来选上的，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后改名为赵曙。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治世长达四十年的仁宗驾崩。刚被立为太子的赵曙即位，即为英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作为仁宗的皇太子继承皇位的。这时的宰相是韩琦，参知政事是欧阳修，所以本来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只要年轻皇帝发号施令，针对淤积百年的各种制度疲弊的构造改革就会开始。翌年正月，改元“治平”，取自《礼记·大学》。但是，比改革更重要的问题，此时却占领了士大夫和官僚们的思维空间。这个问题就是新皇帝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已经死去的亲生父亲。世称“濮议”开始了。争议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宗的生父濮王应该作为“养父仁宗的堂兄”来对待，还是作为“英宗皇帝的生父”来对待。当初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根据前者，建议称作“皇伯”。但是韩琦、欧阳修等中书门下的长官却认为这个称呼没有前例，根据后者，建议称作“皇考”。对此，司马光、吕诲等谏官认为这会搅乱“继承仁宗先帝的正统性”，批判政府的方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廷几乎所有高官都被卷进这场论争中。用现在的价值观看，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毫无意义的争执，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抛开上述各种紧要问题不管而来议论的事情。因此，这件事要么是在历史记录上被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作为世代之间的抗争，或者政府与谏官之间的制度上的、构造上的对立关系，甚至是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解读。议论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争论本身，而是放在说明造成这个争论的原因上。但是，在近代价值观确立以前，濮议本身，一直被反刍和议论。这是因为，濮议中的意见对立，包含了中国政治秩序，也就是礼教秩序的根本问题。仅用我们今天的视线和视点判断属于异文化人们的言行是非是很危险的。无视与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存在的“普遍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无限对抗与混乱，我们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战争等就能看出。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在各种领域令今天的我们深思的时代。濮议使士大夫们的精力消耗殆尽，欧阳修也失去了实行政治改革的精力和热情。范仲淹、欧阳修等梦寐以求的宋朝新政，只能留待下一世代的士大夫们来实现了。但是他们绝没想到，未来的改革，将带来更为广泛更加激烈的党派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