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林三土：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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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稿

你好，我是林垚，我们继续来谈《信任》这本书。

后来的学者们对这本书从很多角度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我这里也只是举一些例子，我也不可能一一都涵盖到。举几个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当年刚开始读博士，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些疑惑。

第一个疑惑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现代大型企业或者经济模式是不是以现代大型企业为主导，真的是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指标？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一定要走上同样的模式？有没有可能一种健康的经济体可以是以大量小型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主导力量的？比如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一次高速发展是以大量的小型的乡镇企业为主导。相比于现在的中国的经济，以某某几个特大企业作为拉动的经济，哪一种经济模式是更为健康的经济模式？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当然福山这时候有可能退一步说，那我就算把野心缩小一点，我不用去声称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或者是超出家庭的社会纽带的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它是建成大型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没有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的情况下，它是建成现代大型企业的重要条件。

那我做一个稍微野心小一点的论述是不是可以？但是这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在一开始说的，福山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理论是要放在历史终结论的大框架之下理解的。因为历史终结之后，历史不再存在了，没有大的事件，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的事件，这些小的冲突、小的矛盾，是需要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的，比如说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型的现代企业真的是相比于蓬勃发展的大量小型家族企业来说，真的是更好的化解所有冲突事件的药方吗？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在某些由大型企业主导的、所有就业机会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社会中，有可能由于这些大型企业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能量和影响力实在太大，造成了对政治生活的扭曲，所以可能反而促生了种种社会矛盾，包括民粹潮流的兴起。

假如这样的猜想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去重视，到底应该选取什么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或者前景，而不是满足于把这个理论的野心从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缩小到解释大型现代企业的诞生。因为我们要记住，福山的《信任》这本书的理论野心是必须放在它对历史终结论的阐释的脉络之下，才能够完全看清楚的。

第二个非常常见的对福山这本书的批评，就是福山的社会文化分析似乎在视野上、在时间段上有很强的局限性。一方面它非常受在写作当下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比如刚才提到的福山定稿的时候，可能正好是日本的经济处在发展最迅猛、最高峰的时候。全天下都在说日本NO.1，日本第一，日本要超越美国了，但是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日本就开始陷入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所以假如这本书晚写五六年的话，在讨论日本经济的时候，它的基调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与此同时，一方面福山好像又非常受写作当下的经济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相对来说比较忽略中时段的分析，直接把当下的经济表现归因到历史上曾经的长期的家庭结构，或是社区结构，或是封建割据的地方结构上去。反而忽略了比如在战后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的共运对日本后来的大企业内部的雇员终身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实际上一另外一些学者在对这本书的书评里面就经常会提到这一点，在福山的描述中，好像日本当时90年代的大企业雇员终身制，完全是来自历史传统上的同族文化，好像是大家签订一个非常神圣的契约，你照顾我，我照顾你，大家一起慢慢变老，非常和谐的一个景象。

但是我们只要往上追溯几十年，就会发现日本战后的雇员终身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血腥的公运斗争之中才被迫建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公运的成果之一。所以我们一旦看到了二战战后这一段历史的复杂性的话，就会对福山做的这种文化上的、长时段的因果归因产生一定的怀疑性。

类似的，当福山把日本社会与韩国社会或者台湾社会相对比，然后说韩国社会只有在政府产业大力扶持的情况下，才发展出大型现代企业，而台湾社会由于华人文化的固有缺陷，家庭至上的观念，而导致只有家族企业没有大型企业。当然这个情况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台湾现在我们知道有不少的芯片企业。

但是回到90年代的时候，可能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即便韩国和台湾确实没有能够发展出大型的现代企业，至少在没有政府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自发地发展出大型的现代企业。这真的是他们各自文化的后果吗？

和日本相比，我们可以想到一点什么呢？现代的台湾史或者韩国史和日本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日本其实并没有被外国殖民，反过来日本是殖民了韩国和台湾。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清朝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以及日本在世纪之交占领了韩国，把韩国殖民化之后，日本的统治者有可能放任韩国的商人或者台湾的商人，自发的发展出大规模的现代企业吗？

显然他们对此是不放心的，相反，他们要把韩国和台湾作为日本的后备战略资源基地，要发展他们的农业、制糖业，等等，大型企业只能掌握在日本政府的手中。日本政府对待日本本土的大型企业萌芽的态度，显然和对待韩国社会或者台湾社会的大型企业萌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韩国社会或者台湾社会缺少这种自发性，而日本社会拥有这种自发性的。显然，如果我们抛开殖民史去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变得不得要领，所以在这一点上，福山的历史叙事也是成立的。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福山对美国文化的分析上。福山在讨论美国的时候举了好多不同的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黑人不擅长做生意，尤其不擅长跟陌生人、陌生社群、非黑人社群发生生意上的往来。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比较黑人跟白人，或者黑人跟亚裔，或者黑人跟西班牙裔，会发现黑人经营的店铺主要卖东西给黑人，跟外界的商业往来就要小很多。由此他倒推上去，说黑人历史上就缺乏这种超出家庭的、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的社会文化，就导致他们在经商方面是不行的。

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近30年之后，有了更多对于20世纪初、19世纪末黑人商业的研究，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发现福山这一套叙事是非常受当时“白人至上”的这种主流话语的影响的。现在历史学家勾沉出了更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往事，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南方解放之后的许多黑人是成功地成为企业家的，他们聚集起不少财富。比如20世纪初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城市叫作塔尔萨，是黑人聚居的城市，这个城市在20世纪初被美国人称为南方的华尔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的繁荣，但是这些南方的白人、3K党等就是看不惯黑人拥有财富，所以在1921年策划了一场塔尔萨大屠杀，杀了非常多的黑人。具体的数字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这些白人暴徒不仅杀人还纵火，包括动用了飞机来烧掉了整个城市，尤其烧掉了塔尔萨最繁荣的那条商业街，许多黑人辛辛苦苦积累下的财富就此毁于一旦，重新陷入贫困。

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实际上发生过好几次，所以如果声称黑人是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缺乏信任，没有办法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起大型的企业，这个说法其实就倒果为因了，因为实际上黑人在历史上有能力也有机会，也确实曾经做到过这样的事情了，只不过每一次的努力都会招来无情的摧毁，可能也不断的摧毁了黑人群体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信任。

这样倒果为因的分析，在具体到美国这个语境之下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会发现从这本书开始到后来福山的写作，他实际上非常担心所谓的身份政治问题，因为他认为一个社会要建立良好的互信，必须摒弃族群的成见。黑人不能太把自己当黑人，白人不能太把自己当白人，因为如果你太想到自己是某个族群的人的话，你就很难跟其他族群的陌生人建立起一种互信的关系，所以你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在过去几年，福山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这本书应该也翻译成中文了。

在这本书里面，福山就对所谓的当代身份政治运动有很多的批评，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福山就认为这些运动太强调黑人的族群身份了，太强调黑人历史上被白人欺压了，等等，破坏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纽带、信任纽带，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是这样一种批评它恰恰是建立在倒果为因的基础上。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身份政治运动，恰恰是因为历史上黑人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积累一点财富，就被人一把火烧干净了，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激烈的回应也好，平和的回应也好，它是一种回应。那么只有把现实里面的种种弊端纠正过来，真正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

所以你如果对现实闭目塞听，实际上只会让社会的主流群体受惠，因为少数族裔被边缘化了，他们有没有办法跟外人建立互信。但无所谓，因为白人相互之间可以做生意，他们跟外国之间做生意等等，他们可以不断的聚敛财富，但是这个种族矛盾会越积越深，最后会以另外的形式爆发出来。

所以只有去正视历史上的问题，然后去纠正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牢固的信任纽带。但是从福山的角度说，由于他把因和果颠倒了，所以他认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强有力的信任纽带，不行只是因为某些少数族裔内部不行，你们的文化不行，现在你们不能来破坏既有的信任纽带，你们不能搞身份政治运动，你们一搞，原有的纽带就没掉了，那么美国整个社会就要不行下去了。

这实际上忽略了美国历史上表面的信任纽带是建立在对少数族裔的欺凌和压迫基础之上，对他们既有财富的攫取和破坏之上的，只是主流群体内部的信任纽带。所以福山在书里面对具体历史文化的归因错误，实际上和他对现实政治的分析与批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招错，那就是满盘都错。

最后再这回头说这本书本身要讲的东西。我们刚才讲的，福山提出的主要的论点是信任，陌生人之间的相互的普遍的高度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这一点可能本身并没有错。前面我提了这么多批评，到底怎么和他的主要论点相调和起来呢？这时候就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制度主义流派和文化主义流派，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东西？实际上制度主义流派的一些支持者并不是要否认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文化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一个中间变量的看法，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变量，一个长期的动因。

在福山这一派学者看来，文化是最根本的，而且文化起的作用是长期性的，不是中期或者短期。但是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可能文化仍然会起作用，但是文化本身，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所影响甚至决定的。制度对经济有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它在中期去改造文化、影响文化，而文化又在中期或短期去影响经济发展表现来体现出来的。

所以福山认为，在有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里面，比如法国长期经济表现疲软，意大利长期经济表现疲软，德国经济表现强劲，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这就说明大家都有类似的制度，那么制度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大，真正的要回溯到几百年、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但是一个制度主义者可能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可能会说法国经济疲软有很多种原因起作用。

即便法国在某时某刻的具体的文化影响到了经济表现，这个文化可能也是在那之前几十年的某一套政治或者法律制度所塑造的一个文化。而我们只要找到了这个痛点，去纠正这个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制度的隐蔽漏洞，文化可以慢慢的随之发生变化，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经济的表现就会迥然不同。

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感觉到90年代中国民间的信任度，可能和80年代、2000年以后或者现在，会有很强烈的区别。这还只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某些基本的政治制度，而只是对法治上的一些细节或者经济条制度上、经济政策上的一些细节进行了改革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假如你听到我刚才总结的学术界对福山这本书的种种批评之后，感到失望或者感到绝望，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公民社会没有用，或者信任没有用？那么我的回答是大可不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福山这本书遭到了这些批评，我们反而能对公民社会的自我生发的能力有更多的信心，因为实际上福山这本书所想暗示的就是，社会的文化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一开始有了家庭至上的文化，在未来漫长的几百年中是很难走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我们会发现意大利或者法国的经济表现与德国或者美国的经济表现有有那么大的差别。而日本在他看来和华人社会和韩国有重大的差别。因为在福山看来，文化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文化一开始就是高信任的文化，那么它会持续的影响未来几百年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果它是低信任的文化，它会在未来长时段里面从另一个方向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正是因为学者们对福山的种种批评，尤其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的种种批评，让我们对这个公民社会相对快速的在中期或短期内的自我修复能力有了更多的信心。假如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到位了之后，或者说给公民社会让出了更多的空间之后，它实际上是能够相对稳健地进行一种自我修复，蓬勃生长，我们就由此又可以看到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找到新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也受到其他很多条件的约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至少，假如我们跳出了文化至上的框架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心头卸下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沉重的负担，那种千百年的家庭主义的文化对经济扣上的无形的枷锁。所以对福山的这本著作的批评，实际上恰恰可以从这种更加光明的、更加充满希望的角度去理解和阐发。

以上就是我对福山《信任》这本书的综述、解读和批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