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商兆琦：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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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基于桥本明子在书中所述的观点，你认为日本直面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二战罪行、并为之表达真正的忏悔，是一种不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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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文稿

大家好，我是商兆琦，我们来继续讲讲桥本明子的著作《漫长的战败》。我们上一集讲到了，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这三种叙事类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战后日本战争记忆的多声部演唱，也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认同的基础。对于 1931-1945 年间发生的对外战争，民族主义叙事将其描述为 “美好的、英勇的集体记忆”；和平主义叙事将其描绘为 “凄惨的、黑暗的集体记忆”，而和解主义叙事则将其描绘为“罪恶的、愧疚的集体记忆”。

我们上一次介绍了乔治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讲述历史，很多时候是为现实需要，为未来的诉求寻找正当性的根据。不同类型的历史叙事，其实代表了不同的现实需求和未来诉求。第一种民族主义叙事要求以“国家”“民族”和“传统”塑造日本国民认同，修正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自虐史观”（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过去，自己不断反省和批评自己过去的历史观），以增强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文化自信心，进而修改宪法，以使自卫队符合宪法，使日本作为已经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从漫长的战败中重新站起来。

与之相对，第二种和平主义叙事要求继续将和平和民主确立为战后日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阻止保守势力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反对修改第九条，即“放弃战争、放弃武器的持有以及放弃用交战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反对使自卫队符合宪法。通过努力与黑暗的过去保持对立，通过彻底否定军国主义的过去，使日本一个“和平国家”的形象从漫长的战后中恢复过来，获得国际立足点。然而，虽然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能军队，但是实际上，日本有自卫队。虽然日本很自豪地宣称：自卫队军费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但考虑到日本经济的体量，也能知道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军事支出。因此，就现状而言，日本社会将和平主义的原则、拥有自卫队和武器的现状以及对交战权的不同解释拼凑在一起，引发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复杂问题。尤其是涉及同美国武装部队或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合作时，“和平国家”的说辞也遭到了怀疑。

第三种和解主义叙事主张通过国际对话，通过道歉和反省，与中国韩国和朝鲜等近邻建立关系，最终达到互相信任，通过这种途径在摆脱漫长的战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承认其侵略历史并承担罪行、努力纠正错误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必须为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行径，做出彻底的谢罪和补偿。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漫长的战败》这本书逐一篇章的分析，看看究竟哪一种叙事主导了战后日本的舆论，然后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为历史罪过道歉到底有多难？

为什么日本人为二战道歉那么难？

《漫长的战败》这本书共分五章。在全书中，桥本将文化创伤的理论与有关历史记忆的文献联系起来，展示了在“日常生活的三个领域”家庭、媒体和学校之中，如何讨论三种相互冲突的创伤叙事，也就是英雄视角、受害者视角和加害者视角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作者先总体指出，由于战后日本作为侵略者和战败方的名声扫地，日本的创伤记忆已经成为国民集体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为了重现出发，日本人的集体生活必须从战败和耻辱中重生。为了修复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道德脊梁，日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来解释战败的悲剧，编织一段连贯的故事来悼念死者和推卸责任，最终目的是从耻辱与罪责的重负中恢复正常。这项艰辛的工程其实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

然后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作者分别从家庭、媒体和学校这三个领域探讨了日本战争记忆的多种表现形式和特质。

首先在第二章中集中介绍的家庭记忆，展示了战时几代人如何记忆和解释他们的战争经历，以及后代人如何从中发展和想象出他们的战争记忆。与学校教科书和文化表述相比，家庭对战争的记忆往往更深入人心，这主要是因为代际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日本家庭长期奉行父权制，以长幼有序和孝道为美德，子女在面对战争记忆中的某些空白和模糊时，通常会以父母的正面、无助和无辜的形象来填补。为尊者讳，除了家庭归属感之外，结构性无助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日本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都不如上一代人，变得越来越消沉，甚至出现了“昭和男儿，平成废柴”的讲法。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如果自己生活在父辈所处的极权社会和军国主义社会中，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此，没有必要责怪父辈。

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媒体对于战争记忆的影响。通过对政治仪式、报纸社论、电视和电影等记忆制造者的调查，桥本明子发现，在战争认识的问题上，政治表演和大众媒体讨论，不仅没有统一民众对战争的理解，反而放大了分歧，造成民族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与和解主义的叙事类型并存的局面。以历届日本政府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例，中曾根康弘和安倍晋三推动了阵亡英雄叙事；村山富士则强调了加害者叙事，而小泉纯一郎则扩大了受害者叙事。

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无法统一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同一人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故事中的受害者在那个故事里就成了加害者，再在另一个故事中又被视为英雄。比如说，一名日本士兵可能是实施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同时又是在军队中遭受虐待的受害者，但也可能是不愿服从杀害战俘的命令的好人和英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发现“撰写历史”从来都是一项异常复杂的任务。

在第四章，作者通过研究和平博物馆、历史教科书和教育漫画等各教育材料，解释了日本学生是如何在校内和校外活动中了解战争的。通过分析46本历史教材的内容，作者区分了两种战争发生机制的叙事框架。一种是“主动选择的、不必要的战争”。这一类的教科书特别强调日本对平民所犯下罪行，而另一种框架认为，侵华战争和太平战争是“别无选择的、必要的战争”，倾向于自上而下地讲述历史，将叙事焦点集中在国际政治上的。

作者指出，虽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未能深入描述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但它们对帮助青少年树立和平主义的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有这些历史教材，学生们学习到了最强力的教训，那就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国家会抛弃自己的人们，政府会背叛他们的人民，不负责任的统治阶层不仅会让国家一败涂地，还会牺牲掉全体国民的生命，而这一切的一切的唯一目的，仅仅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

作者指出，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帮助塑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于和平的普遍信念，即只要日本是处于和平状态，只要日本不参加战争，国家就不能再拿人民的生命和生活进行赌博。除了研究学校教科书，本章还分析了漫画的作用。

在日本，被称为“学习漫画”的书籍一直是非常有用的和平教育工具。但另一方面，一些想让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叙事的漫画和书籍也开始出现，这主要是因为新的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的推动。

为何日本人觉得自己才是战争受害者？

在第五章中，作者讨论了当前日本围绕非军事化的公众辩论。这一章以战后德国的经验为参照系，探讨了日本超越战败文化的三种选择路径：民族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与和解主义的。相较而言，民族主义的路径要求通过提升国家实力，重构对国家的归属感来摆脱过去，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和平主义路径要求以人道主义和反战思想塑造国家认同感，从而与过去一刀两断，恢复道德威望；和解主义路径主张承认侵略罪行，为侵略历史赎罪，与东亚各国重新修好。

在过去几十年中，民族主义、和平主义与和解主义的路径彼此竞争，争夺主导权。总的来说，强调受害者视角的和平主义路径，在家族记忆和学校课程中尤为强势，并且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势力较大的一方。与此同时，作为和平主义路径支撑的受害者叙事也在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占据主流，使得战后日本人普遍于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愿以作为加害者为战争罪行道歉。那么，为什么多数战后日本人选择支持这种受害者叙事呢？为什么为历史罪过道歉特别困难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通常只涉及战争的后半段，也就是日本的损失惨重、战败在即的时段，而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动战争，在中国各地烧杀抢掠、四处肆虐的阶段，却在相关记忆的生产和再现过程中逐渐消失。换句话说，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而日本人所理解的战败，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军的惨败，而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既然败给中国的意识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总结，只局限在美国的战争观与正义论中。正因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作为侵略者的记忆往往被遗忘，仅有太平洋战争的惨痛记忆被保留下来。

第二，受害者叙事也比较符合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安慰的慰，灵魂的灵）：那些年轻的男性士兵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甚至他们的埋骨之地都不为人知，这就为日本战时国民的苦难赋予了深重的悲剧色彩。而且，正如之前介绍的，与学校教科书和文化表述相比，家庭记忆更加深入人心，很多日本人会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和战场上的英雄。

第三，誓言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是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割裂”的重要标志，而恰恰是受害者叙事为和平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受害者常被描述成奠定和平基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牺牲者。那么只有放弃战争，坚持和平主义的发展路线，国家才不能再次以数以百万计的国民生命进行赌博。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帮助塑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和平信念，这进一步为受害者叙事披上不容质疑的金色外衣。

可是，正如之前所说的的，如果日本社会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那么即使主张和平主义也不足以探究战争责任，反而很可能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1955年6月，有一位日本政治家在被追问战争责任时回答说：

“与其苦苦追究战争责任究竟由谁承担的问题，不如放弃战争，避免战争再次发生，这才是更可取、更必要的做法。”

这套说辞至今仍在流行，因此追寻战争真相的重要性往往在被神圣化的和平主义言辞面前相形见绌。

如何才能让日本为二战道歉？

然而，要修补破碎的关系和抚平历史的创伤，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和平主义的倡导和实践。日本只有赢得曾经的受害国的尊重，才能挽回失去的道义。从德国战后和解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建友好关系最终需要的是令人信服的道歉和承认错误，然后才能就历史问题达成一致。但是，鉴于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经常出现紧张局势，要实现这个目标将更加困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和解之路依然漫长。

为什么日本在国家层面上进行道歉如此困难呢？借用美国基督教历史哲学家尼布尔的话来说，那就是社会群体比个人更加不道德，国家、民族和集体比个人更加自私，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把个人的无私奉献变成了国家、民族和集体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群体的利己主义同个体的利己冲动纠缠在一起，表现为更为顽固的群体利己主义。夸张一点说，如果国家也有自我，也有人格，那么他的行为就难免骄傲自大、自私自利和自我膨胀，他也很难进行自我批评，更难以向他国道歉。具体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问题上，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和遭遇的痛苦的了解是间接的、二手的和想象的，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和深刻共鸣。对于他国家的同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自身需求的理解。换句话说，如果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才会表示同情，如果不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则会漠然无视。

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想让日本社会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为自己的罪恶历史彻底道歉，单靠道德与理性的劝告是不够的。必须将制度性的手段和理性的道德说教结合起来才能奏效。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战后德国亟需进行彻底的历史和解，以构建与邻国的合作框架，重新融入欧洲，并建立欧洲的身份认同，而且德国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是战后日本在冷战格局下，根本不具备这些结构性条件。至于未来是否存在这样的机会，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我是商兆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