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疯女人”，让人类摘下口罩

当你深入到地下，亲自挖掘黄金时，它们会发出多么不一样，更明亮的光辉。

撰文 | 王亚坤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5次被解雇，从未获得终身教职，很难拿到研究经费，连个稳定的实验室都没有——这是202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卡塔琳·卡里克65岁前的人生。

或许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培养出独生女苏珊这位两届奥运会赛艇金牌得主。

在40年漫长学术生涯中，卡塔琳忍受着失败、轻视和屈辱。这和她的研究方向有关，信使RNA一直不被学术界看好，也鲜有人问津。但卡塔琳坚信它可以拯救人类，改变世界，不断向人推荐，因此被称作“那个mRNA疯女人”。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卡塔琳的研究成为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得以问世的基础。

截至2023年10月，全球有130亿人次打过这些疫苗，上千万人的生命被挽救，人类得以提前结束新冠大流行。

疫苗的问世，不是卡塔琳一个人的功劳，是许多科学家的共同成果，但卡塔琳在其中居功甚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能够摘掉口罩，需要感谢卡塔琳。

卡塔琳开始横扫各大医学奖项，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大学的荣誉博士，入选《时代》杂志2021年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直到这次获得诺贝尔奖，声望达到顶峰。

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个苦尽甘来的故事，但在卡塔琳看来，自己的坚持和外界评价无关，这只是一段热爱之旅。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1955年，卡塔琳出生在匈牙利中部一个人口约1万人的小镇，父亲是屠夫，会拉小提琴，懂心算，母亲是会计，也喜欢音乐。

卡塔琳2岁时，爸爸亚诺斯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而失业，此后只能在酒吧、建筑工地和农场打零工，一家人住在芦苇做屋顶的土坯房里，没有自来水、电视或冰箱。

幼年的卡塔琳目睹过邻居家母牛的分娩，也时常去森林深处远足，对鸟类、植物和自然感到好奇。

14岁时，卡塔琳在全国生物竞赛中考取第3名，并在16岁时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时，卡塔琳读了匈牙利科学家汉斯·谢耶写的关于紧张和焦虑对身体健康影响的书。谢耶认为，消极情绪也是一种能量，人应该将其转化为积极情绪，过一种远离怨恨和悔恨，内心没有压力的生活，小卡塔琳感到强烈的共鸣，并誓言终生践行这一原则。

她牢记谢耶“你必须专注于你可以改变的事情”这一座右铭。

卡塔琳随后考上匈牙利最古老和顶尖的研究性大学之一塞格德大学，那里曾培养出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阿尔伯特·吉尔吉。卡塔琳一直念到博士毕业，在生物学系一次迪斯科舞会上，遇见了比自己小5岁的贝拉·弗兰西亚，两人随后结婚，并很快育有一女。

在大学读书时，有一天，卡塔琳听了一场关于mRNA潜力被低估的讲座，她深深着迷了。当时，科学家对用基因编辑治疗疾病的想法感到兴奋，但流行的研究方向是使用DNA分子。

mRNA并不是受欢迎的分子，除了很难制造，也极不稳定。DNA由两条链组成，而mRNA是单链，在进入细胞后很快就会消失，来不及发挥作用。

连1961年率先发现mRNA的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都不看好这个分子。他们在自己的代表性论文中指出，mRNA这条路，就像是“哥伦布费尽千辛万苦抵达美洲，但随后就写下标题为‘新大陆，不值得一游’的家书，打道回府”一样。它太难制造，进入细胞后又很快会消失。

但卡塔琳对mRNA着迷，相比于要进入细胞核才能发挥作用，并会对人体产生永久性影响的DNA，mRNA只要进入细胞质就能发挥作用，对人体更安全。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卡塔琳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条，哪怕之后40年，她为此穷困潦倒。

二等公民

确定研究方向的卡塔琳很快遇到了第一个挫折。1985年，塞格德大学生物学研究所因为缺乏资金，将卡塔琳解雇。为了找到新工作，卡塔琳四处投简历，最终收到了美国天普大学的博士后邀请。

卡塔琳上大学才开始学英语，和丈夫两人英语水平都很差，但为了能继续研究，还是决定移民到美国。

当时匈牙利政府实施管制，卡塔琳夫妇按规定只能携带100美元出境。他们在黑市卖掉自家汽车，把换来的900英镑缝进2岁半女儿的毛绒玩具泰迪熊里，怀着忐忑的心情登上飞机，然后踏上美利坚的土地。

最开始的日子很艰难。卡塔琳的年薪是1.7万美元，她的母亲随后也来到美国，一家四口靠这笔钱度日。公寓里没有洗衣机，卡塔琳每隔几天要把全家衣服带到隔壁大楼的地下室里洗。

丈夫贝拉没能继续自己的工程师生涯，他随后在一家公寓找到维修经理的工作，负责修暖气和下水道，收入和卡塔琳差不多。

卡塔琳在罗伯特·苏尼亚教授的实验室工作，她很快犯了年轻学者中常见的错误。1988年，卡塔琳在苏尼亚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打算跳槽。

苏尼亚得知情况后勃然大怒，威胁卡塔琳称：“要么留下来工作，要么回匈牙利。”卡塔琳不打算屈服，她随后被举报为非法移民，在花大价钱请律师后才摆平官司。期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因为担心惹上麻烦，取消了邀请。

这是卡塔琳第二次失业，运气好的是，她之后遇到同样和苏尼亚有过不愉快经历的一位研究员，被对方邀请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工作。

1989年夏天，卡塔琳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进入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直到2013年被辞退。

在宾大，卡塔琳的头衔是“助理研究教授”，做这个的很多是移民，他们被称为“外星人”，拿着微薄的薪资，给掌控实验室的教授们打工，只为能在世界一流大学实验室工作，并且拿到绿卡。

“二等公民”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一次，卡塔琳因为没有爬5层楼去另一个实验室，而是直接用了同实验室一位资深研究员准备的实验用水而被骂。

对助理研究教授们来说，“隧道的尽头”在于尽快出成果，能申请到资金，有自己的实验室，成为教授，但卡塔琳始终没有熬到这一天。

mRNA疯女人

卡塔琳一直为研究资金发愁。她用蹩脚的英文写申请书总要花更长时间，而且通常石沉大海。终其一生，她都没有获得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最常见的R01型研究资助。

mRNA太冷门了，实验室里很少有人愿意碰。研究人员都知道，渐进的、可预测的成功，才能申请到经费，而不是那些风险太大，看起来不可能的想法。

卡塔琳却在钻牛角尖，对她来说，想获得终身教职，最好换一个方向，而不是死磕mRNA。卡塔琳动过这个想法，但被丈夫贝拉制止了，他说：“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卡塔琳继续蹭研究经费，先后在巴纳森和兰格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但因为实验室解散等原因，先后失业。

系主任朱迪·斯温不喜欢这个不能带来经费的研究员，觉得她性格不好。

有一次，她把卡塔琳叫到办公室说：“每个人都对你不满，你不合群。”身高180cm的卡塔琳站起来质问斯温称：“每个人是谁？现在就打电话……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也想知道。”

斯温没有打电话。卡塔琳是个热情的，会把自家做的匈牙利菜带到办公室和同事分享的人，但她会在工作中挑战别人。

同事做研究演示时，只要卡塔琳发现错误，她就会当即指出。卡塔琳事后称，她并不是有意让人难堪，只是觉得有必要纠正。

有一次，在听一位知名学者演讲时，卡塔琳提了很多很难的问题，以至于斯温当面制止她，说她在制造混乱。

1995年，斯温给卡塔琳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离开，要么降职。

这其实是解雇通知书，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降职，但卡塔琳同意了。她的头衔变成“高级助理研究员”，这在宾大是一个全新职位，此前从没有人做过。

2022年1月8日，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卡塔琳和女儿苏珊出席《时代》杂志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庆祝典礼。

一个原因是，卡塔琳的女儿苏珊要上大学了，如果辞职，就不能享受宾大教职工子女的1/4学费待遇，而卡塔琳家负担不起学费。

那时候，卡塔琳每年的工资是4万美元，过得很辛苦。她总是开着老旧汽车进学校，这是丈夫从垃圾场里找回来修好的。在女儿苏珊的记忆里，假期就是在母亲的实验室里一天天晃荡，因为卡塔琳家没钱外出度假。

卡塔琳不是不喜欢钱，有时候想起自家的贫穷，她会偷偷流眼泪。

擦干眼泪后，卡塔琳继续着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她不停地向同事推荐mRNA，希望能蹭进别人的实验室。“你需要mRNA吗？我可以替你制造。”同事们看卡塔琳的表情愈发奇怪，有人在背后叫她“那个mRNA疯女人”。

直到在打印机旁碰到德鲁·韦斯曼，卡塔琳才又一次脱困。

无人知晓的胜利

韦斯曼是个沉默寡言同时爱猫成痴的人，曾经因为追着贫血流浪猫打红血球生成素而差点错过前往重要会议的飞机。

1997年他和卡塔琳在打印机旁认识，沉默相对几次后，卡塔琳主动和他搭话：“你是新来的吧？我是卡塔琳·卡里克，我可以合成RNA，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合成RNA。”

没人想到这次邂逅会成为科学史上一次伟大合作的开端。韦斯曼当时在尝试用DNA分子制造艾滋病疫苗，卡塔琳建议他用mRNA试试。

第二年，两人开始合作。他们把mRNA输入小鼠的细胞，但意外发现小鼠们变得病殃殃的，没精神，也不跑，有些还死了。人造mRNA进入细胞后，意外地引发免疫系统反应，以自伤为代价，杀死这些入侵者。

卡塔琳决定“修饰”自己的mRNA，让它们能“骗过”免疫系统，这正是她博士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经历过几百次失败的尝试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

两人的研究2005年发表在著名期刊《免疫》上，韦斯曼意识到了这项发现对医学的重要意义，满心欢喜地等待医药公司打爆他家的电话，但一个电话都没等来。

科学界仍然对mRNA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卡塔琳和韦斯曼并没有用这项重要发现做出过响当当的产品。

卡塔琳和韦斯曼用专利在2006年成立了研发公司，获得了美国政府给中小企业的贷款，但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是件烧钱的事，他们玩不起。

有一次，卡塔琳拜托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高管提供一种脂质物质给她和韦斯曼，因为他们发现可能要包裹mRNA才能运载足够的基因来治疗疾病，但对方直接拒绝了。

“我差点跪下来了。”卡塔琳说。

这家小公司后来破产，卡塔琳和韦斯曼依然相信mRNA，但逐渐被人们遗忘。

2013年，卡塔琳最后一次被解雇。她被宾大评定为“不具备教师素质”，遭到强制退休。为了继续研究mRNA，卡塔琳接受了德国生物制药公司BioNTech的邀请，担任副总裁，这家公司当时甚至连网站都没有。

卡塔琳被迫离开年迈的母亲和一直支持自己的丈夫，前往德国，每年在那儿工作10个月。做出这个决定后的整整一个星期，卡塔琳每晚哭着入睡。

母亲戈兹非常支持卡塔琳的工作，她在2018年去世，此前每年都会听诺贝尔奖得主公布的消息，并对卡塔琳说：“也许你的名字会被念出来，你工作非常努力。”卡塔琳会苦笑着跟母亲解释：“不可能的，我甚至不是教授，也没有团队。所有科学家都很努力。”

钻石和黄金

卡塔琳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让mRNA疫苗一战成名，为此作出关键贡献的卡塔琳也走到聚光灯下，财富和荣誉蜂拥而来。

但她并不是为了钱、荣誉和地位工作，她甚至不是在工作。

在宾大一次圣诞节晚会上，一位教授提到“卡塔琳正在为我工作”，卡塔琳听到后脸色铁青，扭头说：“我不为你工作。你认为周六、周日我会在这儿等你吗？我来这里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了解更多，更多。”

卡塔琳每天6点到实验室，绝大多数周末也待在那里。丈夫贝拉调侃称，按照卡塔琳的工作时长，她的时薪可能只有1美元。每次卡塔琳出门上班，贝拉会笑她“你根本不是去工作，你是找乐子去了”。

16岁时，卡塔琳读到谢耶写的“你必须专注于你可以改变的事情”，在半个世纪的科学旅途中，她做到了这一点。

卡塔琳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贝拉在工作结束后会修理自家房子，并制作了大部分家具。卡塔琳工作很忙，但还是每天抽出时间烹饪匈牙利菜，烘焙巧克力蛋糕。苏珊做作业，在听到妈妈把花生巧克力豆倒进盘子里时发出的独特的嘎嘎声后，她会跑下楼，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并不富裕，但互相支持，并为各自的工作感到自豪。

卡塔琳夫妇都身材高大，热爱马拉松，苏珊继承了父母的运动基因，在高中时就是明星排球运动员，但并没有一开始就确定职业。直到在宾大读到大二时，她才最终决定投身赛艇，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接下来的伦敦奥运会两次夺取金牌。

在奥运会选拔过程中，当事情变得非常艰难或令人沮丧时，卡塔琳会给女儿唱一首匈牙利民歌《钻石和黄金》。歌词大意是：当你深入到地下，亲自挖掘黄金时，它们会发出多么不一样，更明亮的光辉。如果这些黄金只是交到你手里，你的感受会大不一样。

卡塔琳在地底挖到了自己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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