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商兆琦：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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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在你看来，同样是二战时期的战败国、同时也是战争的发起国，为何现在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面对二战历史的态度上有诸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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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商兆琦。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书是理想国M译丛中的一本，桥本明子的《漫长的战败》，副标题是：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

桥本明子 1952 年生于日本，幼年和青年时期曾在日本东京、德国汉堡和英国伦敦生活，1975 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位，1984 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她在匹兹堡大学任教 25 年，目前是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研究员。

了解桥本明子的生平对于理解她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可以帮助她超越民族、语言和国界的藩篱，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日本社会和文化。正所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走出日本，才能真正了解日本。此外，作者对历史文化和田野调查的偏爱，也有助于她摆脱当下视野和文献研究的束缚，以更加灵活的方法和视野探讨与当下相关的学术问题。

历史记忆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日益繁荣，理论也日趋成熟。根据相关理论的讲法，尽管历史是对于过去的记忆，那么这些记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现实的需要，每一代人都可以构建出各种各样关于“过去”的记忆。正因如此，任何历史文本都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历史记忆也不是对“过去”的客观如实的反映，而是一个对于过去的选择性的再现过程。

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要孜孜不倦地重新讲述历史呢？《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很早之前就点明过了原因：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人们究竟如何思考、认识和解释历史问题，可以成为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之中集体行动的指针。换句话说，不同的历史认识代表了不同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而不同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也会塑造不同的历史记忆。

桥本的职业生涯一直在探索人们构建文化和记忆的不同形式，并分析这些不同形式所各自具备的社会功能。在《漫长的战败》这本书中，桥本综合运用民族志、访谈和大众记忆的资料，探讨了日本在二战惨败后形成的三种战争记忆，以及它们在话语权方面的相互竞争。这本书展示了战败如何以及为何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并描绘出关于战争的分裂性记忆，如何影响社会的政治想象，国家认同和对外关系。

这本书的主标题是“漫长的战败”，意指日本战败的影响持续至今，副标题是“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众所周知，“创伤”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的是生活经历中的剧变或打击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霾。所谓文化创伤是指经历战争、屠杀、侵略等大规模暴力和死亡事件之后，在社会和文化上留下的心理阴影和后遗症。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间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罪恶和灾难，它不仅残忍地夺去了3000万人的生命，还给数以亿计的东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肉体和精神伤痕。那么，战后日本人要如何解释这段惨痛的历史？如何悼念战争中的死者？如何面对战争责任？如何洗刷国家罪名以重获道德立足点？如何修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战后日本人的对于战争的记忆，还关系到如何重新认识自我、构建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等重要问题。

为何日本不愿直面二战行径

读这本书时，我想到了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的一次演讲。2005年，沟口雄三访问北京大学时发表演讲说，影响中日关系的关不仅是两国之间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矛盾，还有两国人民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以历史认识问题为例，尽管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数位日本政治家就侵华战争进行过“口头道歉”，但这些道歉始终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究其原因，一是日本政治家道歉的力度和诚意不够，总是犹犹豫豫，遮遮掩掩，不够干脆，有时候还出现反复。二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两方面的事实加在一起，使中国人得出这样结论：日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中国的侵略，没有遵循两国交往中日本应遵守的道德底线。

除了日本政治家的不作为和右翼势力的兴风作浪之外，沟口还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影响日本人历史认识的两个因素。

首先，日本人缺乏历史感。在多数日本人眼中，历史更多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一种与现在没有太多联系的遥远存在。与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相比，日本文化更倾向于强调当下。日本就像是一个灵敏的雷达，敏锐地跟踪世界，社会变革很快，但却没有厚重感。关于沟口提到的这一特征，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也有类似的说法。丸山说：

日本人倾向于拒绝历史发展的观念，不太愿意相信遥远的过去与当下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这种历史观的帮助下，新事物的获胜往往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过去并不能作为过去而自觉地面对现在，它要么被推到一边，要么沉降到下面，并逐渐从意识中消失，进而被“忘却”（《日本的思想》）。

如果沟口和丸山所指出情况属实，那么这种历史认识模式，自然不会使日本人有过重的历史包袱。面对战争罪行、战争责任等“不愉快”的过去，他们抱有的是一种尽快忘掉，尽快付之东流的想法。

其次，日本人缺乏责任感。日本文化倾向于认为责任不在个人，而在于环境或者说环境中的团体。日本社会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是一个以团体为导向的社会。按照丸山真男的讲法，日本是个“章鱼壶”型的社会。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作为成员被所属团体牵引，埋没在团体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由于团体占据了成员的全部生活，那么任何成绩都是团体的成绩，任何责任也都是团体的责任。此外，日本文化中也没有忏悔的传统。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西方是“负罪感文化”，日本是“羞耻感文化”。罪恶感来自内心深处，而羞耻感则来自环境和周围人的评价。日本人如果背叛自己所属的团体，就会感到内疚，如果被所属团体谴责，那就是莫大的耻辱。在团体中，日本人希望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别人也保持沉默。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薄弱，缺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有罪或无罪，而是是否公开出丑，制造紧张，尴尬和丢面子。

沟口雄三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和单一性，会妨碍我们从更加实证的角度来探讨日本人历史记忆的本质。特别在客观真理标准广受质疑的“后真相时代”，又是在一个多元化价值主导的社会之中，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声音和解释，才更加符合当今日本的现实。

日本人自己如何理解二战

桥本在《漫长的战败》中写道，日本人并没有患上了历史健忘症，也没有拒绝回忆战争；恰恰相反，战争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的问题在于，日本的战争记忆是如此复杂，以至于至今仍没有一种可称为社会共识的“元叙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在彼此竞争。它们以不同道德框架争夺道德优越性和话语权，从而导致了僵局的出现。那么，战后日本存在哪些战争记忆的模式呢？桥本认为，通过分别对战争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强调，可以区分出三种相互矛盾的创伤叙事，即民族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与和解主义的。

第一种民族主义的叙事，强调阵亡士兵是民族英雄，由阵亡士兵遗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遗留的遗，族群的族），是制造和传播这种叙事的主要力量。这种叙事以 “事后诸葛亮”的方式为侵略战争辩护，主张二战战败是“幸运的失败”。他们说，正是由于日本士兵的牺牲，战后日本才得以享有和平的发展环境和经济繁荣。因此，对于战后日本人而言，阵亡士兵是英雄、烈士和恩人。其实，如果我们站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时点来看就能发现，日本在二战中付出了310万人死亡、近千万人伤残和国家财富耗尽的代价，换来了却是两颗原子弹、东京审判和被美军占领七年的后果。从这一后果来看，阵亡士兵的牺牲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白白送死，或者说只有负面价值，也就是说日军死得越多，国家命运越糟糕。

其实也正因如此，战后那些阵亡士兵的家人和亲属，只有将那些阵亡士兵进行烈士化和英雄化，才能让他们的死亡变得有意义。所以，这些阵亡士兵的遗属主张，日军不是在东亚各地烧杀抢掠的罪犯和恶魔，而是为国奉献，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才使得日本的未来更加进步、更加美好、更加光明。为此，日本遗族会要求官方肯定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正当性”，敦促政府高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拒绝对中国和韩国就历史问题进行道歉。通过这种方式，并培养日本年轻人对于国家归属感和自豪感，以及对于战前日本的认同。毫无疑问，这种叙事模式不仅避免了将阵亡士兵视为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转移人们对日本政府挑起和发动战争的罪责的关注，而且还意味着拒绝对战争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然而，我们不禁想问：这场输得倾家荡产且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难道付出数以千万宝贵生命的沉重代价，只是为了让不负责任的政客、官僚、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幡然醒悟，放弃战前的法西斯主义，选择战后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吗？如果日本不发动战争，没有让这310万人白白送死，没有在亚洲残害数以千万的无辜生命，日本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健康的国际关系呢？战后日本在经济、国家建设上获得的成功，究竟应该归功于战前的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要归功于战后的自由民主体制呢？对于这些问题，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出现了选择性的失明。

接着来看第二种“和平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模式选择从受害者的视角来看待战争和战败的历史。在这种叙事中“灾难”的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和平主义的叙事可以激发人们对战争杀戮的强烈反感，从而树立和平主义的道德基准。这种类型的叙事常见于家族史、流行文化故事以及广岛、长崎的核爆受害者的叙述之中。和平主义的叙事尽管极力谴责战争，但它仍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于身处千里之外、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人民的关注。

和平主义叙事的典型代表就是1973年—1985年出版的反战漫画《赤足小子》。《赤足小子》以广岛核爆为背景，将战争控诉为绝对的罪恶，主张二战是日本帝国和军队挑起的鲁莽而不必要的战争。不负责任的政客、官僚、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分子无情、无能地误导民众，将他们带向了致命的毁灭与苦难。假如战争早一点停止，假如由军人统治的日本能早些醒悟，那么原子弹造成的一切苦难便有可能避免。《赤足小子》虽然强烈地谴责战争，但它只是把广岛这座城市作为了战争的受害者，而忽视了其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事实上，广岛自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来一直是日本的军事重镇。城市中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设施，一直享有“军都”之称。正因如此，美军才将其列为原子弹的主要攻击目标。另外，从这部作品中日本人也无从认识到，当时被日本入侵的亚洲国家对于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大多持欢迎态度，因为原子弹提早结束战争，终止了他们长年忍受的侵略苦痛，从而拯救了更多生命。

第三种“和解主义”的叙事类型与前两种类型明显不同，它强调日本在二战中的“加害者”形象。这种叙事主张，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是罪孽深重的加害者和罪犯。日本必须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责，才能真正与过去一刀两断，才能重新确立道德立足点，才能与东亚邻国实现和解。

这种叙事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纪录片、学术出版物、学术讨论会以及一些老兵的回忆录。与前两种叙事模式相比，这种叙事要求将战争中的最黑暗侧面和战争责任的问题揭露出来，引导公众一再对其进行反思。这些最黑暗的侧面包括，在中国屠杀、掳掠；731部队的生物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此外还包括对殖民地人民和战俘的强迫劳动；以及对冲绳居民的迫害等等。这种叙事明确主张，日本发动的非法的侵略战争，其动机是控制中国和奴役中国的野心。在不断追究国家的罪责的过程中，倡导与东亚各国进行和解的市民运动和团体应运而生。和解主义叙事将日本视为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或英雄，并将通过对话与昔日敌人和解作为优先事项，从而恢复日本国际形象的愿望。

上述三种叙事的内容很少重叠，充满分歧和对立，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复杂叙事图景。究竟是哪一种叙事主导了战后日本的舆论？它又为何能够成为主流叙事？这两个问题我们将留待下一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