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真实状况及其当今需求（4）

一个巡抚一级的官员并不会每天都向皇帝正式禀报，说法律不断地遭到许多人的蓄意违反，地方官员不敢过问这些人，反而要用油和大米来安抚他们，一点儿小钱就可以使他们交出偷来的铜矿石。正是由于这种对皇帝及其官员们的蔑视，皇家铜矿的状况才会“令人欣慰”。这也就难怪要让户部“记录在案”了！——原注
可以通过把中国领入“国家间的姊妹关系”而使中国获得复兴，这是不久之前在西方各国家得到了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中国被领入“姊妹关系”的这个过程，其结果却的确无法给出一个民族复兴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他们的存在对帮助中国消除各种弊端究竟发挥了什么有益的作用呢？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谁也不可能占上风。中国人是敏锐的观察家，他们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中所看到的东西难道能够让他们相信，那些国家的改革动机要比他们“改革”这个国家的愿望更为高尚？如今，中国本身也成了一个“大国”，她正忙得不可开交，试图让外国的利益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却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中国而没有教给她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些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
也有一些人坚信，中国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有自由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兄弟般的友谊。商业的福音，是满足中国各种需要的一副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过境税。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或许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在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比以往更为充分地渗入了澳大利亚和合众国，其结果却并非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和“兄弟般的友谊”。说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儿的质量不符合要求，这样的大声抱怨难道没有过吗？这一缺陷不是也可以和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某些低劣产品相提并论吗？
作为文明的一种附属物，商业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插图]，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曾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是假设狗会这样做，假设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所，那么这会对狗们的性格产生什么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的那些贸易大国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糟糕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却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因为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就像基督教，其目标广阔无边；而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的一边。
看一看非洲大陆及其朗姆酒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两者都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这就足以说明，商业是无法带来改革效应的。
有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现状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朋友，他们开出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些都更加全面。在他们看来，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所谓的“基础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森林中寻觅食物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化了很多个世纪。正是在中国，而不是这地球上任何一个别的地方，这个处方得到了忠实的试用。这样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改革属性。文化是自私的，它的一句有意或无意的格言就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每天都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在遭受嘲笑，这并非一种智性上的蔑视。如果中国的文化对那些完全沉湎于嘲笑和蔑视的人无法施加一定的约束性影响，外国的舶来品可能会遭遇怎样的结果呢？
中国人无疑最为迫切地需要科学。他们需要每一种现代科学，以开发这个强大国家中那些还没有得到利用的资源。他们自己也开始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能对这个帝国施加有力的道德影响吗？这个过程该如何展开呢？就与我们当代进步之联系的密切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超过化学。那么，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能成为一种复兴民族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新的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而且也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国家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人们难道还能感到十分安全吗？
“基础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造就的各种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所需，也是中国所需的一切。将每一座城市都连接起来的铁路，航行在内河上的蒸汽轮船，完善的邮政系统，一家家国有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幸福新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半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诸如船员之监守自盗”。那么，基础文明的积聚就一定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吗？铁路就能保证其雇员甚至其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插图]吗？该书写道，州与州之间的干道被完全侵占，股东们十分无助，而且“无人可被指责”。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来，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干得更加出色吗？基础文明是一个始初原因，还是一个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过长期缓慢的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呢？把选举投票箱引入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使他们适应共和制度了呢？基础文明在中国创造不出它在西方创造出的那些条件，除非在西方创造出了那些条件的各种原因也能在中国产生出同样的结果。这些原因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目睹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一些直观实例，中国人为何还不把“模范租界”引入中国的内地城市呢？因为他们不愿看到这样的变化，即便引入了，也难以忍受。目睹中国海关近三分之一个世纪诚实管理的直观实例，政府为何还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中国人对中国人采用这样的税收方式，这在道德上是绝对行不通的。不列颠人的品格和良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才达到当前的水准，这样的品格和良知不可能一下子就被中国人接受下来并加以运用，就像一门从埃森[插图]运来的克虏伯大炮那样，一架起来就能随时开火了。
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培养出了品格和良知的那些力量，就像恺撒登陆不列颠、征服者威廉[插图]的入侵这些史实一样，是确凿无疑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普通民众心灵中的扎根，这些力量所创造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请听一听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修·阿诺德[插图]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旗手，就如同犹太人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当今的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对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擎举，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品行却成了一件寻常的家庭小事。这个辉煌的希腊就因为不注重品行而消失了，因为，对品行、坚韧和品格的向往……不仅如此，在当今，即便是在当今，在这个时代，当人们需要更多的美和更多的知识，当任何一门知识都受到了如此之高的尊重的时候，凯旋般地统领当今世界的却不是希腊的启示，而是犹太人的启示，不是艺术和科学的卓越地位，而是正义的卓越地位。”要改革中国，就必须在品格方面追根溯源，良知必须得到实际上的推崇，不能再像一代又一代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当代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很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