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译后

译后
一个外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一番品头论足，居然曾引起包括辜鸿铭、鲁迅在内的中国思想大家们的广泛关注，直到如今仍能激起国人的阅读兴致；一个美国传教士从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立场出发对中华民族的一阵指手画脚，居然成了西方汉学中最重要的“奠基作”之一，在西方人的中国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持久而又巨大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阿瑟· 亨德森· 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明恩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尔农镇，毕业于贝洛依特学院和安多沃尔神学院。1872年作为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来华，在上海、山东等地传教。1905年，明恩溥辞去教职，定居北京附近的通州，专事写作。明恩溥在中国总共度过了半个世纪的传教和写作生涯，留下多部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如《汉语谚语熟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1888）、《中国乡村生活：一个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 1899）、《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1901）、《基督王：关于中国的概括性研究》（Rex Christus: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1903）、《中国的上升》（The Uplift of China,1906）、《今日的中国和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前往中国的年轻传教士手册》（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1918）等。而在他的著作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本《中国人的气质》。（其实，此书名译为《中国人的性格》更好，故文中仍多将characteristic一词译为“性格”）
在山东一个叫庞庄的地方生活、传教期间，明恩溥作为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陆续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受在华外国人的欢迎，便于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取了“中国人的气质”这样一个总题。此书经过删改于1892年在英国出版，此后陆续在英美等国出了十几个版本，直到本世纪初还有再版。
在上个世纪之初的1903年，《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就被译成了汉语，不过，这本题为《支那人气质》的书是从日文转译的。这个中译本看来销量不是很大，因为连鲁迅都不知道它的存在。1936年10月5日，在去世前的十四天，鲁迅先生还在刊于上海《大公报》上的《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26页）然而，鲁迅的这个“遗嘱”却长期没有得到执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对外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与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探讨国民性的思想潮流相关，有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不无偏见和歧视的西方中国观的心理承受能力作后盾，对于此书的关注才突然空前地多了起来，各种译本竞相出炉，达到了有些学者所称的“狂译”地步（黄兴涛语，见《中国人的气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据说已经有了近十种版本。
我们如此关注的这样一本书，自然不会是毫无价值的。无论是此书出版之后在国人中间一度引起的不满，还是它之后在我们这里所遭遇到的有意或无意的忽略，都说明此书有可能触到了中国人的某些“痛处”，扬出了某些“家丑”。而无论是西方汉学界对此书的推崇，还是我们如今对它的关注，又都论证了此书有可能包含着某种真实，提供了某些能站得住脚的归纳。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译者时常能感觉到其作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矛盾态度，以及由这种矛盾态度所导致的矛盾论述，最后，是我们面对这种矛盾态度和矛盾论述时所产生的矛盾心情。
写作此书时的明恩溥，与中国人已经朝夕相处了二十余年，毫无疑问，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是有感情的。一个传教士所应该具有的善良和宽容，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理性和公正，在他的书中都有所体现。国人也应该记住，明恩溥曾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让中国利用此款发展教育事业。190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白宫接见明恩溥，专门商讨此事，后来终于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议案。可以说，对于后来利用庚子赔款远赴海外留学的众多中国学子，对于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在19世纪末的艰难起步，明恩溥是功不可没的。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作者自己也曾自勉道：“永远都要在反面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正面评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却又始终没有放下他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他在面对中国人时所怀有的优越感，这就使他在面对中国的人和事时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偏见或误解。比如，他显然熟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对这种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东方人的儒雅”表示赞赏，可他又觉得中国人的“礼节”是恼人的折磨，中国人宴席上的饭菜“一口也咽不下去”，连中国人端上来的茶水都像是“苦药”；比如，他的中文水平显然不差，甚至精通中国的谚语和俗语，可他却认为没有西方语言中那些语法变化形式的中文是一种“落后的”语言，甚至是造成中国人智力混沌的“事前从犯”；再比如，他在书中多次先知般地发出这样的预言，诸如“‘中国问题’在20世纪会显得更加迫切”, “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必定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但是他又认为，中国的一切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译完全书，我们感觉到这似乎是一本善意和傲慢并存、真相和偏见同在的书，或者说，这本书三分之一是事实，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误读。在本书辟出专章予以论述的二十多个“中国人的性格”中，绝大多数都是缺点，如死要面子、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善于误解、拐弯抹角、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和缺乏宗教精神等，能称得上优点的却只有区区几个，如节俭、勤劳、忍耐和坚韧、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等，而那些被作者当作“优点”来写的某些性格，最终却被写成了“缺点”，如注重礼节、知足常乐、孝顺、仁慈和富有生命力等。可见，在明恩溥看来，中国人即便不是一无是处，也是短处多于长处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疑都是既有其长也有其短的，而且或许都是长处多于短处的，否则就难以解释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中华民族如果的确像明恩溥的“速写”所呈现的这样，大约也难以繁衍生息到如今，更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翻译、阅读此书，主要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去与其作者辩论和较劲，我们似乎更应该在这些方面展开我们的思考：
首先，以一种自信而又虚心、坦然而又警觉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不是蓄意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叫“旁观者清”，一句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它们用作阅读此书时的座右铭或许是贴切的。平心而论，明恩溥举出的一些实例，的确是中国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感到似曾相识。比如死要面子活受罪；比如神秘地环顾左右，然后贴着别人的耳朵根子传话；比如为了敲诈勒索而有意指错路，甚至把路挖断（译者之一就曾在天津乡村亲眼遇到这样的场景，只不过挖路的工具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挖掘机；各种各样的“碰瓷”活儿，如今更是不鲜见）；比如在任何一次交易中都要相互欺骗；只要有了别人想要的东西便不肯轻易出手；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所谓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生动描绘。译者之一同样以研究外国文化为职业，读到明恩溥书中的这些段落，每每不禁感慨于他对中国人及其文化之理解的细腻、深刻和独到。译者甚至以为，读《中国人的气质》，更应该关注的恰恰就是其作者为我们描绘、归纳出来的这些“缺点”，而无论其作者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带有什么样的情感。因为，较之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正面评价”，这些“揭短”更能让我们正视自己，反思自己，进而改正我们的确可能具有的那些不良习气。
其次，要注意到《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写作、发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应该意识到，明恩溥笔下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贫弱的时代，清政府后期的无能统治，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连年的自然灾害等，使亿万普通中国人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换句话说，明恩溥所接触的中国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生活得最为贫困、最为屈辱的一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不无感情的明恩溥，却又是以一个文化征服者、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观察视野和他的解读方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位仁慈的传教士为什么也会不时暴露出这样的刻薄乃至冷酷来：“在那些敌视外国人的地区，可随身携带的喷水枪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最佳的防身武器。我们确信，两英寸粗细的水管里喷出的冷水能在五分钟之内驱散外国人在中国见到过的最凶狠的暴徒。霰弹的效果也会相形见绌，因为很多人会拥过来捡弹壳，而冷水却是自汉朝以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感厌恶的一种东西，就像猫怕水一样。”邻居幼小的孩子被马蜂蜇了居然没事，这也成了他的嘲讽对象：“孩子剃了个光头，头皮通红通红的。蜂群不知是被这非同寻常的入侵激怒了，还是把孩子的光头误认成了一朵大大的牡丹花，它们迅速地落在这颗光脑袋上，使劲儿蜇了起来。”明恩溥尚且如此，当时在华的其他外国人对中国人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就不难猜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指责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性格”，岂不荒唐！在那个年代一直遭受着外国列强欺辱、盘剥的中国人，内心充满着的不仅是“轻视”而且是“仇恨”。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带回那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去，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书中的种种误读找出一个更加客观、合理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那个时代同胞们的生活“真相”有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印象，并在心底生出相应的警醒。
最后，时过境迁之后再读《中国人的气质》，一种比较的目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时空之后，我们不妨再来盘点一下明恩溥笔下的国人“性格”，有哪些依然如故，有哪些荡然无存，又有哪些改头换面了。比如，要“面子”、商业活动中的缺乏诚信、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社会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慈善事业的表面化和形式化等，如今仍旧是我们所面临的人性和社会顽疾。这些已经为他人所指出、为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性格弱点”，为什么就能经久不衰呢？这恐怕要更多地到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中去寻找深层的原因了。不过，我们也要欣喜地看到，明恩溥所罗列出来的一些“缺点”，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改正”了，比如中国人的不守时和不精细如今就大有改进，中国人的“保守”也似乎无从谈起了，大到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开放，小到对外国文化潮流和消费风尚的追逐，中国人毫无“保守”，甚至“接轨”过了头，反而让人担心起民族文化传统的捍卫和延续问题来了。再比如，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人不关心儿童和妇女，如今的“小皇帝”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警觉；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人冷淡外国人，如今的外国人则变成了中国人竞相接近、追逐的对象；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人勤俭节约，如今的中国人则大手大脚……这样就引导出了另一个问题来，即对那些所谓“缺点”的修正是否一定都会给民族的健康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民族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构成，其中孰优孰劣，哪些该继承哪些该扬弃，哪些会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浮上表面，哪些又会逐渐沉降为历史的积淀，这些问题都是发人深省的。明恩溥先生的这本《中国人的气质》或许无法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如果带着比较（中西的比较、过去和当下的比较）的目光来阅读此书，或许能促进、深化我们的相关思索。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已有多种汉译，译者之所以冒昧再译，原因有三：一是叶渭渠先生和周晓苹女士的信赖和邀请，蒙叶先生不弃，我们斗胆上阵，其间又得到了周晓苹女士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二是由于某些“旧译”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译者没有去刻意收集已有的译本，但手边的两种译本却十分粗糙，每一页上几乎都有原文理解和中文表达上的错误，甚至连“张之洞”“通州”这样的人名、地名都译错了，这让我们感到实有重译之必要，以免以讹传讹。当然，作为“前车”的某些旧译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译本也同样可能是漏洞百出的，衷心希望每一位读者给我们以指教。最后，这也是我们父女在翻译方面的第一次合作，我们所学专业不同，但对语言文字的爱好却很一致，在长达数月的翻译中不断切磋，不仅深化了对英文和中文的理解，对翻译之甘苦的理解，而且也深化了对我们民族之性格的理解，对西方人的中国观的理解，甚至还深化了我们父女相互之间的理解，这或许是一份翻译之外的收获吧。
翻译所依据的原文，是由爱丁堡和伦敦的Oliphant, Anderson &Rerrier于1906年推出的“新版”。
译者
2007年5月4日于京西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