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状告”中国最忠实盟国，毛主席却说：你是个好大使

自红军时期起，耿飚就是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在毛泽东的培养和多年战斗的历练下，耿飚迅速成长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后来更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也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09年8月26日，耿飚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他7岁时就跟随父亲到常宁县的矿上当了童工。1922年，蒋先云、毛泽覃等人受毛泽东的委派，来到常宁县开展工人运动，耿飚积极响应，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革命活动。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他只比耿飚大4岁，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毛泽覃经常给耿飚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在他的引领下，耿飚的思想进步非常快，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在毛泽覃的介绍下，他已经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了。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耿飚积极响应，担任了中共浏醴县游击队长。1930年9月，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到达醴陵后，耿飚带着30多名游击队员正式参加了红军，并被任命为红三军九师侦察参谋。

1931年4月，蒋介石纠集20万大军，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5月16日，已任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的耿飚和师长徐彦刚、政委刘英带领全师快速行军，准备到前线和敌人作战。此时红军总部的一个通信员跑了过来，让几位师领导前往总部，毛泽东要见他们。

这是耿飚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对徐彦刚等人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直插中洞，聚歼敌人！”

耿飚对这条小路并不陌生，他此前在侦察地形时曾多次走过这条路，他马上向毛泽东报告自己很熟悉这条路线，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对，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你们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们的捷报！”

耿飚于是带领九师沿小路及时赶到前方，和兄弟部队一起围歼了敌军公秉藩的一个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大捷。

取胜以后，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上阙是这么写的：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其中“飞将军自重霄入”说的就是耿飚沿这条小路直插敌后，大败敌军。

长征时期，耿飚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他带领四团作为全军的前卫，一路斩关夺隘，为红军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开路。红军在渡过乌江时，耿飚组织人扎竹排、搭浮桥，经过36小时紧张的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横跨乌江的浮桥终于搭起来了。

1935年1月3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正式过桥，毛泽东过桥时高兴地说：“了不起呵，了不起呵，除了我们红军，世界上哪里有人架起过这样的桥呢！”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耿飚任一纵队一大队参谋长。10月初，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来到了一大队的驻地，耿飚招待毛泽东等人吃了饭，又在饭后弄来了几个西瓜。毛泽东见到西瓜很高兴，便把辣子、米醋、酱油一齐抹在切开的西瓜上，一边抹一边说：“这叫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吃起来香得很哩！”大家围在一起，高兴地拿起来就吃。

当晚毛泽东等人在此住宿，为了确保毛泽东等人的安全，当晚耿飚亲自在他们住的地方站哨。

半夜时分，毛泽东从住处走了出来，他发现耿飚就站在外面，于是叫他：“哟，这不是耿飚吗？”

耿飚马上跑到毛泽东向前，对他说：“主席，您这么早就起床了呀？”

毛泽东问他：“你怎么没有休息呀？”

耿飚回答说：“我得为首长们的安全负责啊！”

毛泽东笑着说：“没什么，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耿飚却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4个连啊！”

毛泽东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我们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毛泽东的话令耿飚非常振奋，他隐隐感觉到：一个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东进抗日的伟大计划，已在毛泽东的胸中酝酿并逐渐形成。

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耿飚奉命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军委决定调他到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任参谋长，但耿飚认为自己不熟悉四方面军，希望能够继续留在一方面军工作。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亲自找耿飚谈话，他问：“耿飚呀，听说调你到四方面军工作，你不愿意？”

耿飚点点头，毛泽东说：“已经决定了嘛，不愿去也得去哟！”

耿飚问毛泽东：“主席，叫我去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说：“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飚感到有些奇怪：“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太合适。”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同志啊，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四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飚见毛泽东这么说了，也就不再推辞，他又问：“主席，我到了四方面军后，该怎么开展工作呢？”

毛泽东说：“送你两句话：开始跟着走，然后赶上前去。”

耿飚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愉快地去第四军上任了，并很好地完成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耿飚任129师385旅参谋长，并带领770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1941年，边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耿飚也带领770团进山开荒屯田。当时野兽出没，糟蹋庄稼，而且虎豹等猛兽还经常咬伤人，妨碍部队开荒种地，于是耿飚组织部队开展了打猎活动。

有一天，耿飚把猎到的一只老虎送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补补身体，他对毛泽东说：“这是我亲自猎来的老虎，送来给主席您吃。”

毛泽东看到这只老虎后非常高兴，他说：“古有武松打虎，今有耿猛子送虎！”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近期外交工作的情况，他说：“外交干部我考虑从原中央外事组、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中选调，驻外大使主要从部队里挑选高级干部担任。”

毛泽东听后非常赞同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像耿飚、黄镇等同志，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政治上又比较可靠，派他们出国当大使，我们放心。”

于是时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被任命为驻瑞典王国首任大使，兼驻丹麦王国首任公使，后又兼驻芬兰共和国首任公使，一身三任，正式开始投身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耿飚等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出国前，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耿飚非常激动，因为自己已经有五六年没见毛泽东了。见面以后，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耿飚的手说：“喔，老乡来了！”

大家都坐下以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多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很好！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来干外交！”

这时有人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泽东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我说将军当大使好，因为首先你们出去我放心，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很多人当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擅长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要发扬在部队里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

耿飚将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本子上。1950年7月，他带着家属和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式踏上了去北欧的路程。

耿飚到达瑞典后，在不久以后的国庆节在使馆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这是我国驻外大使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共有500多位贵宾参加。

招待会上，一位瑞典的高级军官主动和耿飚交谈，他问：“听说阁下是位将军，不知您曾带过多少兵？”

耿飚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然后回答：“大概十几万人吧！”

对方听后非常吃惊，马上“啪”地立正，向耿飚行了个军礼，尊敬地说：“您统率的军队人数比我国的全部军队还要多！”

这时旁边的一位瑞典官员也称赞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您是从伟大的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飚谦虚地说：“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来，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联结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这次招待会很好地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和耿飚的才华和风度，瑞典的报纸和电台也专门报道了这次盛会。

1956年初，耿飚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半年以后，他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便回国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得知耿飚回国后，在中南海接见了他。

耿飚来见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吃早餐，他亲切地招呼耿飚和自己一起吃，毛泽东对他说：“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此时毛泽东看着耿飚，笑着说：“你看能不能把这扇门推开啊？”

耿飚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马上表态说：“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

耿飚上任以后，积极推动两国的经贸及文化交流，他在任驻巴大使期间，东巴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粮食缺乏，耿飚经过调查研究，向国内提交了援助报告，经周恩来指示，我国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巴方6万吨大米，另又赠送4000吨。中国的真诚援助，得到了巴方政府和人民的感激。

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耿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中苏已经决裂，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只有阿尔巴尼亚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两党两国关系空前亲密。

但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就任后，很快发现了许多问题，他曾回忆说：

“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也曾多次对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耿飚经过调查还发现，阿方对中国的援助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耿飚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他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应地援助阿方，对中国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飚决定给中央写信，建议不能这样无限制地援助阿尔巴尼亚。

在当时的条件下，写这么一封信，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早在1962年，王稼祥就因为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后来李先念看到耿飚的信后，也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他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就这样，耿飚“告状”，总算有惊无险。

晚年的耿飚曾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虽然我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的指示和教导，无时无刻不在指挥着我的工作和战斗；他的思想和言行，每时每刻都在鼓舞着我和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奋斗。”

两位伟人的友谊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