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柯庆施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很欣赏，差点让他取代周总理

在我党内部，素有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称为“某老”的习惯，例如徐特立被尊称为“徐老”，董必武被尊称为“董老”，但1902年出生的柯庆施也被很多人称为“柯老”，按理说柯庆施的年龄并不算大，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一殊荣呢？今天帝哥就来说说柯庆施的故事。

1902年，柯庆施出生于安徽歙县，他早年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停学。1920年8月，柯庆施认识了陈独秀，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年11月，他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5月，柯庆施来到苏联，1922年1月，他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见到了列宁，还和列宁握了手。后来毛泽东曾说：“为什么叫柯庆施‘柯老’？因为创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2年夏，柯庆施转为中共党员，此后的几年里，他长期在安徽做党团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柯庆施历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3年，柯庆施被派往张家口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在这一年，中央曾派柯庆施到满洲省委执行任务，他却因为畏惧敌情，中途脱逃。此事后来被组织查出，延安整风时，组织给柯庆施的这一问题定性为“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1935年5月，柯庆施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春，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派刘少奇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刘少奇到达天津后，发现当时北方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急需大批干部。

这年4月的一天，柯庆施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他在汇报时也提到了华北地区缺少干部的问题，刘少奇便问柯庆施：“你有什么解决办法？”

柯庆施想了想，然后回答说：“让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党员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

柯庆施所说的是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数十名党员，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坐牢多年，但始终坚贞不屈，尽管有些人刑期已满，但都拒绝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刘少奇认为柯庆施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在监狱里的这批同志已经经受了长期的考验，都是好同志，他们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出狱，从而出来工作，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矛盾，但刘少奇还是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中央很快批准了刘少奇的这一建议，刘少奇将这个营救任务交给了柯庆施。不久以后，狱中的党员们收到了北方局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们按敌人的要求，履行出狱手续。但薄一波等人认为信的内容十分可疑，决定“不予讨论”。

不久以后，薄一波等人又收到北方局的第二封信，大意是：

上次给你们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让写的。信去后，已经三四个月了，未见你们动静。胡服让再给你们写这封信。现在外面工作正在迅速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

薄一波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他在证实了信的来源后，终于确信履行“出狱手续”确实是中央的指示。不久以后，薄一波和狱中的同志进行了讨论，结果狱中的52名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的决定。

从1936年9月开始，薄一波等人分批履行“出狱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

让你们办手续出狱，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才通知你们。你们这些‘诸葛亮’，非要三请才肯出来。

在营救薄一波等人的过程中，柯庆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纵观柯庆施的早期政治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党务、农运、兵运、学运等主要革命活动中都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角色，确实是一个多面手，“柯老”之说并非浪得虚名。

1948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中央局，薄一波出任第二书记，并主持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当时柯庆施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薄一波对他的印象很好，准备提名他进入华北局，但此举遭到了刘少奇的坚决反对，因为刘少奇知道柯庆施曾有过欺骗组织的历史，所以不想让他担任太高的职位。

尽管刘少奇反对，但薄一波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刘少奇只好妥协，但他还是对薄一波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

薄一波当时并没有明白刘少奇的意思，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在回忆录里写道：

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依据的是一时一事的判断，完全错了。

1950年7月，柯庆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联名给华东局发电，称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希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按理说，柯庆施已经给毛泽东等领导人留下了这样不好的印象，他以后应该不会得到重用了。但在以后的几年里，柯庆施却青云直上，1952年，他出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他又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他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柯庆施之所以能上升得如此之快，关键在于他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理。1957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大跃进”，柯庆施马上积极响应，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专门在上海待了一个月。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

1957年底，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1月25日，这篇报告被《人民日报》转载。

毛泽东在看了柯庆施的这篇报告中，非常欣赏，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他专门表扬柯庆施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

毛泽东讲到激动处，还拿出柯庆施的报告问周恩来：

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好回答说：“我写不出来。”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有以柯庆施取代他总理职位的想法。于是在1958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在会上提出：“请政治局考虑，由我继续担任总理是否合适？”

会上多数政治局委员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总理，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最终此事才不了了之。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再次语惊四座：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话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1965年1月，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里，他位居第6，排名在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但此时柯庆施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64年初，他就已被诊断患有肺癌，不得不做了肺叶切除手术。1965年3月，柯庆施来到成都疗养。

1965年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等四川省领导宴请来到成都的朱德和贺龙，柯庆施作陪，他在宴会中喝了不少酒。这天晚上，柯庆施回到住处后，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发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被送到医院抢救。4月9日，柯庆施因医治无效，在成都病逝，享年63岁。

柯庆施去世后，北京、上海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还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可谓哀荣备至。不过在1980年，陈云对柯庆施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