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下：战乱撕裂与和平统一

——· 关于本书 ·——

本书以中国的“五次内战”为组织框架，把整个中国革命史串联起来。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在这一时间段中只能想到两或三次内战，但费正清先生的范围更加广泛：这五次内战，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年的国民革命、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内战都是各种各样的革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国民革命，就是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辛亥革命，是政体的变革，国共内战，则是军事和政治混合的复杂较量。总之，通过这五次内战，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国革命史的方方面面，并尝试从西方观点，看待我们自己的成功和教训，这恐怕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真正含义吧。

——· 关于作者 ·——

本书的作者是费正清。他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还是“头号中国通”。从1936年以来，费正清先生就在哈佛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在这一研究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权威。当然，费正清先生是美国人，他并不姓费。“费正清”这个名字，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帮他取的。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约翰·金·费尔班克，而他的中国姓氏“费”，也就正好是来自于他英文姓氏“费尔班克”的谐音。

——· 本书金句 ·——

1. 两个庞大的体系把中国这个国家紧紧地捏在一起——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制度。3000年来这两者相互支持，并生共存。

2. 历代王室把天子的形象供奉在人世间的顶峰，学会了怎样把权力的缓绳集中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保证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平、安宁与繁荣的方法。

3. 中国在宗教和国家之间没有分管，甚至对国内和海外也没有分管的情况下，它的要求和愿望常是包罗万象，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它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变得越来越浮浅空泛无所谓。

4. 甚至于今天的人民共和国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由少数精选出来的中央掌权者为首的官僚机构治理着一个大海般的社会。

——· 音频文稿 ·——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一册的中文版大约26万字，我会用 20分钟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精髓：从1800年到1985年间中国的伟大革命历程。

中国这片土地，有无数的传奇历史。在长达2000年的时光里，这条东方的巨龙被西方史学家们称作“中华帝国”。但从19世纪以来，帝国开始陷入了衰弱和崩溃。1911年以后，它不再叫做帝国，而叫做中华民国。1949年，人间为之一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这个从古代的文明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间，中国经历了许多磨难。它的制度辗转变化，从专制帝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仅仅是转变的一方面，在这些变革的阵痛中，中国人是亲身的参与者，我们长期地为民族复兴而努力，经历了反侵略和内战，以及经济与社会建设。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仍然在进行，并且已经胜利在望。费正清教授将这185年的历史，浓缩在这本《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是我们时代最壮丽的民族史诗。

本书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以中国的“五次内战”为组织框架，把整个中国革命史串联起来。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在这一时间段中只能想到两或三次内战，但费正清先生的范围更加广泛：这五次内战，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年的国民革命、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内战都是各种各样的革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国民革命，就是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辛亥革命，是政体的变革，国共内战，则是军事和政治混合的复杂较量。总之，通过这五次内战，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国革命史的方方面面，并尝试从西方观点，看待我们自己的成功和教训，这恐怕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真正含义吧。

本书的作者是费正清。费正清先生已经故去，他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还是“头号中国通”。从1936年以来，费正清先生就在哈佛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在这一研究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权威。当然，费正清先生是美国人，他并不姓费。“费正清”这个名字，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帮他取的。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约翰·金·费尔班克，而他的中国姓氏“费”，也就正好是来自于他英文姓氏“费尔班克”的谐音。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与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从1800年到1911年，是帝国的衰落和蜕变时代。

第二个重点是，中华民国是充满战争与动乱的年代，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内战撕裂了这个国家。

第三个重点是，建国以后，错误的方针之下的大跃进和文革，激起了破坏性的革命狂热。所幸，邓小平的改革将局面扭转过来。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容：从1800年到1911年，是帝国的衰落和蜕变时代。

从16世纪末期开始，满族这个小小的军事部落就在大明王朝的边境虎视眈眈。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入主关内，击溃了一系列对手，并成为了中国的主人。满清统治者有八旗军，有康乾盛世，有勤政的皇帝和冷酷的官僚机构，这让他们得以平安地度过了帝国的前一百五十年，帝国的策略是如此成功，让中国古代文人鼓吹的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即外族统治者撑不过一百年这个说法，成了彻底的笑话。但到一百五十年以后，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了。

到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这就会在双方之间引发争议和分歧。争议一开始是以贸易摩擦的形式呈现出来，继而贸易摩擦上升为战争，这引发了1840年的军事灾难——清帝国在与英国远征军的战争中可耻的失败了。这种失败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相当糟糕，沉闷而腐化，尤其是帝国政府缺乏应变能力。但是，尽管上层建筑层面是如此的腐败，中国的经济基础却有相当可喜的局面。根据费正清先生栩栩如生的描绘，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工艺品运到满洲”，并且“19世纪40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了伦敦港”。显然，在这种经济局面和政治架构不能匹配的矛盾中，极易引发革命。

费正清教授认为，人口的压力与腐败是这一时期引发革命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这种革命是难以抑制的。人口压力这一点比较难理解，我解释一下。当时，虽然贸易繁荣，但由于政府缺乏优良的经济政策和眼光，实际上百姓是非常贫穷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爆炸，汉唐时期的人口一般是四到六千万，而180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已经三亿多了，接近汉唐的十倍。人口过多，土地偏少，当地主就显然成了一个很好的职业，穷人越来越多，平时也许还可以勉强为生，一到荒年就要彻底破产，沦为流民。但帝国政府是不会管那么多的，腐败不分荒年丰年，一样会压榨人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摇摇欲坠，叛乱乘势而起。

1850年，第一次内战，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一些新的思想开始蔓延开来，比如民族主义，也就是要赶走满清统治者，这是政治上的诉求。又比如平均主义，也就是要消灭贫困，这是经济上的诉求。纵观天国的意识形态，无过于此。洪秀全在落第之后，根据费正清教授的说法，洪秀全开始变得对“满族统治中国极其愤怒”，于是他先是自己编了一个起义纲领，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侍奉上帝的福音传道士。秘密教会建立起来，很快就聚集了几万人，这个运动目标很远大，并且有高度的组织性，用一套严密的政治军事制度决定下一步行动，很快，强大的革命烽火点燃了广西的十万大山。

太平天国很快席卷了整个中国南方，并在南京建立起了他们的基地，即所谓“天京”。清朝统治者被革命吓得要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清廷才终于将叛乱扑灭。革命的具体过程，大致是太平天国在前期展开了扩张，清廷节节败退，后来天国的领导人发生内讧，加之清廷有一大批能臣负责镇压，革命就失败了，更详细的故事，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内部层面上，它的确伤了满清帝国的元气，让这个原本就已很虚弱的帝国变得更加虚弱——这对于接下来的革命者当然是好事。而在外部层面上，清廷开始意识到军事的重要性，内陆海军和兵工厂被建立起来，这直接促成了洋务运动中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可是，习惯骑射的满洲人玩不转这些东西，只得依仗汉族大臣的力量。汉族人的力量在帝国政府中骤然上升，这是帝国开国以来从没有的事情，它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演变为叛乱的风暴。

之后的满清朝廷，开始了洋务运动，但运动总的来讲进程比较慢，较之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效率和效果都更差。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比日本人笨，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现代化运动，只有极少数高官能够认识到其重要性。更糟的是，明治天皇发动全民一同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而慈禧太后却自作聪明地使用冷酷的政治权术，故意让保守派和革新派互相内斗，以确保帝国权力的平衡。35年后，即1895年，帝国的改革迷梦被打破，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重创了清廷的海军，清廷被迫赔款投降。再过五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

总的来看，当时的局面好像是糟透了：帝国首都被攻克，皇帝和太后都差点儿没命，赔款是前所未有的多，改革派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海军和基地旦夕灰飞烟灭。这是外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破坏，但这种破坏实际上也打击了保守派的力量，因为即使是最保守、最愚蠢的官员，在看到这幅惨景之后，都开始反思了。不过，不管是改革还是现代化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都是“零零碎碎地起作用”的，中国人自己通过逐步增长的传播媒介、政治讨论和结社运动提升素质，并激发了他们内生性的革命热情，在这一方面，外国力量试图压制和掠夺中国人，却没想到反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诱发剂。这样，从1900年以后，原本老气横秋的帝国，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年轻的中国”，它即将迎来一场真正的民族革命。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第二部分内容：中华民国是充满战争与动乱的年代，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内战撕裂了这个国家。

革命是需要民族主义加油助燃的，费正清先生的这个论断放在辛亥革命上，再合适不过了。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外的，即在面临侵略的局面之下保持住中国的政治实体。第二是对内的，也就是摆脱残暴而昏庸的满族统治者的枷锁，建立起属于多数民族，即汉人的民族国家。孙中山博士是一位富有热情的革命者，他有丰富的海外经历，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尝试，他在使用西式装备的新式军队中间找到了支持者，这些精锐部队的战斗力远远强于50年前太平天国的农民们，军事起义终于在1911年底迫使清朝帝国政府垮台，次年，中华民国建立起来。

然而，由于一些机缘巧合的因素和实力差距，革命的果实落入了一个满脑子帝制思想的家伙手里。这个人就是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袁世凯深谙中国官场权术，为人狡诈冷酷且极难对付，但他的弱点，就是他对新事物和新的政治制度，几乎一无所知。袁世凯经过准备，宣布做皇帝，但全国的反袁声浪制止了他，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宣布退位，随即死去。

袁世凯的死不仅没有让中国变好，相反更糟了。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全国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同样，对军阀混战的解释也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层面上，军阀混战源于中央政权权威的崩溃——也就是袁世凯个人的死去，让北洋集团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因此各地立即群雄并起，这当然是军事专制制度的不稳定性所致。在外部层面上，西方也在混战中间起了很大作用，各地军阀画地为牢，拥兵自重，他们指挥着各式各样装备的军队，为了战胜他人并扩张地盘，就必须拼命地用更现代化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就给了西方政府渗透的最好途径，他们用廉价而过时的旧武器，套取军阀们手里白花花的大笔银子，并进一步染指中国的主权。

这可倒好，中国人民要面对双重压迫了，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外国人。军阀们为了维持数十万人的大军，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老百姓敲诈个精光，再把农民一点一滴的血汗钱拿到德国法国去，买回那些早已落伍的陈年破烂。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减少，厂矿因资金亏损而停产，通货膨胀更是家常便饭。外国人没有直接在中国设置行政实体，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正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中国人民头上，革命的风暴和人们的怒气一样，在不断地酝酿。

一开始反对的形式还比较温和，主要是抗议和罢工。但在军阀们对这些抗议动用武力镇压以后，局势就骤然变化了。在广州建立了基地和军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了起来，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后，身为军人的蒋介石取得了政权，他相信军事力量，于是，北伐正式开始。根据费正清先生的数据来看，北伐的“六个军”打败了南方“34支军阀部队”，国民革命是比较成功的，军阀那些强征入伍的部队在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北伐军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破烂。同时，外国势力也收敛了许多，比如当时的英国，就放弃了它在汉口的租界。但在1927年，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他的刺刀转向了曾经的盟友——中共。

这样，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失败了，而大革命也失败了。新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其说是革命的胜利者，不如说是把前朝的垃圾糟粕照单全收了。它搞起了一个现代政府的雏形，有各个部，也有司法系统，但它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却非常残暴，强迫捐款成了常态，这让它站在了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上。另外，它组织松散，无法深入农村，蒋介石的政令一出江浙两省，立马成了废纸。当然，国民党自身的人事腐败也是因素之一。就在这种糟糕的局面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迎接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

野心膨胀且十分疯狂的日本帝国，将目光瞄上了这个庞大而虚弱的邻居。国民政府在抗战前线拼命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终于在败退到中国中部时稳住了阵脚，之后是漫长的拉锯战。这一时期革命力量的最奇特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共产党运用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并扩大自己，这样，在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的时候，共产党已经有了一百万正规部队和二百万民兵——这个数字是八年前那支进入陕北的红军残部的一百倍。

这样，共产党有了和国民党一战的实力。但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是共产党的两倍，并且拥有大量的美式装备，控制着中国所有的大城市。这场长达三年的战争，与其说是两套装备或者战术体系的较量，不如说是两种治理模式或者说是政治理想的较量。中共能够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号召足够多的自由派来反对愈发反动的国民党，这样，中共能够得到大量充满热情的兵员，农村经济形势改善，他们掌握的先进装备越来越多，胜利一个接一个。而在国民党方面，强征来的壮丁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逃走了，别说农村哪怕城市都破产了，美式装备全送给了共产党，一个接一个的美械兵团成了编制表上的空符号。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国民党是“两条腿走路”，只不过这两条腿一条走向现代化，一条则走向反动的方向。它除了武器装备足够现代化以外，在别的方面几乎都在变得反动。国民党终于败退，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内容：建国以后，错误的方针之下的大跃进和文革，激起了破坏性的革命狂热。所幸，邓小平的改革将局面扭转过来。

建国以后前几年的空气是比较对劲的，五年计划执行的不错，志愿军在朝鲜把美国人揍了一顿，一切都欣欣向荣。但从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以后，局势就变了。一开始是中央要求知识分子们提意见，以整顿官僚主义。但是，知识分子们很快把矛头转向中共本身，甚至连它的基本主张都被攻击了。草长起来，是为了更好地除草，现在是除草的时候了，结果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把一大堆不忠诚的知识分子全给扔到了改造营中挨饿受苦。

反右那必然整个国家向左走，更糟糕的一点是，它证明了党内实际上看不起学问，也就无法从理论的层面去理解中国现代化，并且党的农村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城市建设工作了。费正清先生提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论断，说那时候的中国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局面下爆发的，它的确看不起学问，甚至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顾了，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跃进在经济上被证明完全无用，并且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大跃进结束之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先发制人，撤了几个反对派的职，随后他发起了文革，来彻底歼灭那些胆敢和他捣乱的政治对手们。但这并不是文革的本质目的。正如“革命”二字所示，文化大革命这场内战，一开始是被设计用来摧毁已经逐渐腐化的政府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变成了腐败的官僚主义政府，因此，有必要把眼睛朝下看，调动下层阶级的力量来变革政府，并且往党内加入新鲜血液。

这次革命的主要角色有几个，一开始是由青年人组成的红卫兵，尔后是工人，但局势开始变得不可控制，毛泽东不得不依靠人民解放军。因为解放军不仅掌握着暴力机器，还有政治思想工作集团，他们可以控制局势。总的来讲，文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内战，这让它成了几次内战中最糟糕的一次。迷信被打破了，可人们用毛泽东代替了神仙，继续膜拜。经济建设退步了，在政治上，党内的腐败和混乱仍未得到根除，西方力量的促进作用也被忽视了。

所幸，1978年底，邓小平成为了最高领导人。他开始着手在所有方面恢复秩序。他打破个人崇拜，用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专家来治理国家并发展经济，大力根除党内的腐败，并且对外开放，总之和文革路线完全相反。在那个生气勃勃的80年代中国，乃至更加生气勃勃的今天，问题都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国革命仍然在进行，行为规范在不断转变，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互相渗透着，以适应更加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在这个奇特的空间里，我们的壮丽史诗正在谱写，并且将继续谱写下去。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从1800年到1911年，是帝国的衰落和蜕变时代。满清帝国在1800年以后开始面临经济增长和政府无能的矛盾局面，在外国力量的诱发下，革命兴起。太平天国运动打击了帝国，并让新兴的革新力量与汉族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样，就为之后的民族革命做好了准备。

第二个要点是，中华民国是充满战争与动乱的年代。面对军阀和外国人的双重压迫，国民革命兴起，国民革命军摧毁了军阀势力，却让自己也陷入了腐败。抗日战争以后，新兴的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展开了内战，并一决高下。一方面试图现代化一方面却在变得反动的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它退出了中国大陆的舞台。

第三个要点是，建国以后，局势开始逐渐向左转，同时对知识的轻视也滋长起来。大跃进就是这种错误气氛的直接产物，它导致了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之后的文革则导致了政治上的灾难，它本是想破除官僚主义，却意外激起了破坏性的革命狂热。所幸，邓小平的改革将局面扭转过来，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中国革命尚未结束，并将继续下去。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附属文稿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