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周恩来不幸去世,而此时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很不好了,他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接班的问题了。
“四人帮”想推举张春桥当总理,但毛泽东并不想把权力交给他们,因为“四人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没有威信,而且确实存在着搞帮派的问题。最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华国锋。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华国锋,是因为看重他“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他曾把华国锋比作汉代的周勃。早在50年代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他就是毛泽东非常赏识的一位地方干部。1970年12月,华国锋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2年,在毛泽东的提名下,他接替病逝的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1973年,华国锋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华国锋正式进入了党的领导人序列。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期间,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人相处得很好,而且作风扎实稳重,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好印象。1975年2月,在周恩来已经病重的情况下,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1976年1月21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正式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四人帮”自然把华国锋当成了自己夺权的障碍,他们经常找机会攻击华国锋,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四人帮”便直接在会上反对华国锋的代总理身份:“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
毛泽东听后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最终会议决定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专门打了一个电话说:“副主席前面加上‘第一’两个字。”
此次面对毛泽东的信任,华国锋没有推辞,他后来回忆说:
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
1976年4月,华国锋正式被任命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考虑到华国锋当时的威信不高,很多人对他还不熟悉,专门向全党交待: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为了确保华国锋能够顺利接班,4月3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会见外宾结束后,把陪同会见的华国锋单独留了下来。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了几句话,华国锋表示自己没有听清楚,于是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了3句话,送给了华国锋:
1.慢慢来,不要着急;
2.照过去方针办;
3.你办事,我放心。
有了这3句话后,“资本”单薄的华国锋就有了定心之丸。
随着华国锋在党内地位的日益上升,这引起了掌握军权的叶剑英的关注,叶剑英跟华国锋不熟,不知道他在政治态度上是不是倾向于“四人帮”,自己又不便出面了解,他便委托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熊向晖去摸清华国锋的态度。
熊向晖很快向叶剑英反馈,华国锋跟“四人帮”不是一伙人,他主要是通过美籍科学家杨振宁访华时的一些细节看出来的。
杨振宁访华的第一站是在上海,4月16日,熊向晖来向华国锋汇报工作,谈到了杨振宁在上海时,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跟他大谈“批邓”,还送他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对“批邓”却不表态,也拒绝接受这些东西,他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
华国锋听后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
熊向晖从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听出,华国锋并不热心“批邓”。
4月17日,杨振宁来到北京,华国锋决定亲自接见他,因为华国锋知道,如果自己不出面,就轮到了张春桥,他是绝对不会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的。
会前见,熊向晖在向华国锋汇报陪同人员名单时,有些为难地说:“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参加?”
华国锋直接拍板说:“就我一个人,其他人不参加。”
这天晚上9点10分,华国锋在大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了杨振宁,两人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华国锋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批邓”。熊向晖根据这些细节判断,在“四人帮”高调“批邓”的时候,华国锋如此不协调、不同调,足见他跟“四人帮”并非一伙。
就这样,叶剑英终于也对华国锋投了信任票。在毛泽东的信任和老帅们的支持下,华国锋的地位日益稳固,为不久后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能否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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