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特赦战犯，华国锋称有13人不能特赦，毛主席却说：气魄太小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天，一共特赦了6批战犯。1966年“运动”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于是政府便暂时停止了特赦。

直到1974年12月，毛泽东终于决定特赦剩余的战犯，他说：“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12月12日，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公安部长华国锋开列全部在押的战犯名单，以便在第二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对他们进行特赦。

华国锋马上组织公安部进行讨论研究，最终完成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有13名战犯应继续关押，不能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完这篇报告后，作出批示：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泽东的话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续的特赦工作也变得简单了。3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

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这些战犯被特赦以后，享有公民权，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并享受公费医疗。政府还专门作出说明：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最终有10名战犯提出了回台湾的申请，他们是：

王秉钺，原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

陈士章，原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

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

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

杨南邨，原国民党第150师上校团长；

赵一雪，原国民党第281师上校团长；

张铁石，原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

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上校团长。

以上10人除了蔡省三以外，都有亲人在台湾，他们是为了去台湾和亲人团聚。蔡省三去台湾，是想向蒋经国提出建议，促成他与大陆进行和谈。原来在30年代时，蒋经国曾任三青团江西支部筹备主任，蔡省三在他的手下任宣传大队长，两人的私交很好。

蔡省三等10人去台湾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4月13日，蔡省三等人在中央统战部派出的专人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当天晚上，广东省委的领导人专门为他们设宴饯行。蔡省三在宴会上激动地说：

我们过去犯了不少罪行，是战犯，共产党不杀不辱。在押期间，供给足够的衣食，有病得到及时的治疗，还安排我们到各地参观，这些都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共产党对我们宽大，相信国民党更会体察我们的情况，不会对我们去台有所猜疑心。

4月14日下午，蔡省三等人乘列车抵达香港，准备从香港进入台湾。

但台湾方面却为此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因为这10人原来都是国民党军官，现在被特赦后，申请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合情合理，如果台湾当局不接受，一定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如果让这10人回到台湾，一定会在台湾社会引起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神话，这样无疑会动摇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蒋介石在得知10名获释人员要回台湾的消息后，大受刺激，并惊叫了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不久后便撒手西去。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接管台湾政权后，对此事也没有很好的对策，所以只能采取一个“拖”字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申请去台湾的10名获释人员竟然在香港滞留了140多天。

这年6月初，10人之一的张铁石被国民党情报人员接到香港富都酒店单独居住，国民党情报人员不仅骗走了张铁石的全部路费，还威逼他的儿子必须以全家的生命财产担保，才同意他入台。张铁石觉得忍无可忍，在6月5日留下一封强烈谴责台湾当局的遗书后，在酒店里自缢身亡。

张铁石自杀的噩耗传出以后，其余申请回台湾的9人悲愤至极，纷纷发表谈话谴责台湾当局绝情寡义，港澳地区的新闻舆论也纷纷抨击台湾当局丧失人伦，台湾当局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鉴于剩余的9名获释人员想要回到台湾已不可能，中央政府又对他们的去向进行了新的安排：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

最终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邨选择回到内地，他们分别被上海市政协、湖北省政协和四川省政协聘为政协委员。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和周养浩则相继前往美国，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留在了香港。

王云沛留在香港，是为了继续寻找机会与亲人团聚，1978年5月，他的夫人张佩霞由美国辗转来到香港后，和他团聚了一段时间。可惜好景不长，1979年10月8日，王云沛不幸病逝。

蔡省三留在台湾后，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机会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后来他接受香港《新报》的聘请，在报纸上开辟了《蔡省三专栏》，每天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短文，评述当前时事，在港台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蔡省三还和妻子曹云霞一起，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等专著。

蔡省三在香港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1975年12月20日，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读到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刊载的介绍蔡省三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后，用他颤抖的手留下了“托托托托”4个字，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大业的遗愿。

尽管当年申请去台湾的10人经受了种种磨难，而且都未能如愿，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已对台湾当局造成了巨大冲击，进而唤醒了台湾民众，在要求海峡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的形势下，1985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

1994年国庆节，蔡省三和妻子作为特邀贵宾赴北京参加庆典，当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当年周恩来批示的“托托托托”4个字后，不禁泪流满面，专门写了一首小诗：

周总理呀好典型，鞠躬尽瘁为人民。

病危犹书托托托，垂范万古念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