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转折 3

第二十一章意外的转折 3

成人期
我的生活，似乎就像我的朋友藤森真子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边境狩猎者”，永远处于不同世界之间的边界线上。在政治上，我不是完全的左派，也不是完全的右派。从专业上讲，我不完全是一个学者，也不完全是一个记者。就性情而言，我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应该有人想对我怒吼：“你这个家伙下定决心吧！”有时我会想，这是否来自我在两个伟大的道德生态之间度过的童年。我意识到，在理论上，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包含着庄严和谦卑，都包含着向往的荣耀和神圣的顺从。但我不是在神学书籍中长大的；我是在20世纪末的美国版犹太教和20世纪末的基督教中长大的。我的成长环境中，要么是世界上最基督化的犹太人，要么是世界上最犹太化的基督徒。这种困境，因为我确信上帝不存在而得以幸存。所以，整件事情只在理论上具备重要性。
我不会用我几十年来无神论的描述，让你感到厌烦。我的生活环境是宗教性的。我所有的密友几乎都是犹太人。乍一看，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我们说同样的语言，讲同样的笑话。但基督徒也有他们的吸引力：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弗拉·安吉利科的画作，我的导师威廉·F.巴克利等。他们使我想起《旧地重游》接近尾声的那一幕：这家人的族长，在弥留之际接受了基督，宇宙的结构被一分为二。
在大学里，我遇到了一个坚强、聪明的女孩，后来与她结婚。我们在一所教堂里结了婚。但几年后，她信奉犹太教，去了我们的犹太会堂工作，并决定保持犹太教的家庭传统，把我们的孩子送到犹太学校。我一直在远离犹太教的轨道上，但现在我又回归了。我们过上了遵循古犹太拉比式律法的生活：犹太教的饮食，奇怪的禁令，富裕的社区，以及犹太人节日的循环往复。
她对犹太教的承诺是深刻的，而且一年比一年深刻。我们不常就这些事情交流，但当我们就此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她有深厚的智慧和学识。现在，她的生活是致力于学习和服务于律法、犹太教、她的朋友和她的社区。
我对犹太教规的态度，摇摆于强烈的怨恨和深刻的尊重之间。我憎恨可能会变得枯燥而迂腐的律法主义，但我尊重犹太教在每个场合都有的仪式。犹太教的理念认为，行为改变先于内部改变，并导致内部改变（实验心理学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当希伯来先民接近现实时，”约瑟夫·索洛维奇克写道，“他们手捧上帝在西奈半岛赐予的《托拉》，通过固定的法规和坚定的原则，使自己适应世界。一套完整的戒律和律法，引导他们沿着通往存在的道路前进。当他们看着地平线，看到太阳升起或落下时，他们知道应在每一个场合都执行戒律，晨起诵读“施玛篇”，奉上茶饼，等等。当遇到泉水时，他们知道泉水可以用来做什么：浸泡、赎罪、饮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有祈福；每一次行动，他们都有祈祷。”
这些仪式和祝福，根植于尘世生活。索洛维奇克继续写道，犹太教是一种“具体的宗教，一种感官生活的宗教，其中有视觉、嗅觉和触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以用他所有的感官、肌肉和器官，用他的整个生命来感受它”。同时，这些诫命也指向一个理想。它们树起了一个理想的标准，描述了我们具体的现实和神性之间的关系。“超越性体现在人的行为中，”索洛维奇克说，“这些行为是由合法的物理秩序塑造的，人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犹太人并不主要在孤独中体验信仰。他或她，主要是在社区中体验信仰，在个人与他人一起做的事情中体验信仰。犹太会堂，不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安息日餐桌，才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在我看来，大多数教堂的仪式都比犹太会堂的仪式更具灵性，但犹太人的安息日晚宴则比任何教堂的仪式都更具灵性。
犹太人并不是在死亡的另一个世界寻找某种永恒而纯净的生活方式。一位古代学者宣称：“与其来世一生，不如今世一小时的律法和善行。”在犹太教中，现实世界就是实现圣洁的舞台。犹太人正在寻求实现指导地球生活的613条戒律。这些戒律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很少，只有不到5%的戒律与一个人应该说的话有关，比如祈祷和誓言。美国哲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指出，其中60%与身体仪式、点燃蜡烛、沐浴或以某种方式使用棕榈枝有关——它们都与做事有关。
卡普兰认为，这些仪式和善举是一种语言。在执行它们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执行一种语言的语法和句法规则。这种语言太深刻了，以至于无法用言语表达。践行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仪式就不会感觉像是某本书要求你去表演的行为；它们似乎是从你的存在的中心自然地浮现出来的。
犹太教需要创造性的行动。索洛维奇克写道：“神圣是由人创造的，是由血肉之躯创造的。”许多犹太人在思考来世时，会遭遇某种心理障碍。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第一个疑问是，它已经是完美的了，所以没有必要建造和修复它。那么，它怎么会这么完美呢？
偶尔，基督教也会造访我的生活。例如，在2004年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人提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名字——约翰·斯托特。我打电话询问我的朋友迈克尔·克罗马蒂，他告诉我，如果福音派有教宗，那么斯托特就是教宗。斯托特，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教徒。我做了一下调查，发现除了1956年的一次例外，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所以，我决定了解他，并撰写一篇名为“约翰·斯托特是谁？”的专栏文章。
对于任何生活在世俗文化中的人来说，第一次遇到一个快乐的、聪明的基督徒都会感到些许的震惊。我们习惯于瞧不起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或帕特·罗伯逊，但总的来说，遇到一个让你敬仰的基督徒，是令人不安的。我在文章里写道，斯托特的嗓音“友好、彬彬有礼、自然。它是谦逊和自我批评的，但也是自信、快乐和乐观的。斯托特完全相信自己的信仰，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且被他的悖论吸引”。
当斯托特来到华盛顿时，他邀请我共进午餐。许多年后，在斯托特去世后，我了解到他花了一些时间思考、祈祷，并与其他人谈论如何处理与我共进午餐的问题。他告诉他的朋友，在我写那篇专栏的方式中，他感觉到了某种颤抖、某种信仰的运动或预感。午餐时，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他直接而严厉地问我：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信仰之旅何在？你觉得福音怎么样？你对犹太教有什么看法？
我很紧张。如果天堂的猎犬咬住了我的脚后跟，那么要么是我没有察觉到，要么是我掩耳盗铃。我一定是在无意识中知道，这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破坏的。我关上门，把灯光挡住。
但其他裂缝开始出现——一开始时不时地出现，然后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灵性超越的时刻，对我来说是令人着迷的美。每次我访问沙特尔大教堂时，它都会施展魔咒，它就像我们的世界和其他看不见的世界之间的交接点。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在书中我介绍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人。其中，大约2/3的人是世俗的，多萝西·戴伊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我见过的情感上最富有、精神上最深沉的人之一。在她的孩子出生时，戴伊发现了信仰——她感到如此喜悦，以至需要一些东西来膜拜、感谢和崇拜。她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信仰，拥抱贫穷，服务穷人，并与穷人生活在一起。
在戴伊的生命接近尾声时，罗伯特·科尔斯问她是否有计划写一本回忆录。戴伊是一位才华横溢、多产的作家。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戴伊告诉科尔斯，她曾经想过这么做。于是，她拿出一张纸，写下了“记忆中的一生”几个字。然后，戴伊说，“我只是坐在那里，想着我们的主，以及他几个世纪前对我们的访问。我对自己说，我真的很幸运。在我的一生中，主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她觉得，没有必要写任何回忆录。
这样的平和与宁静，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在书中写到的另一个人是奥古斯丁，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奥古斯丁的皈依场景很有名，但他的祈祷就不那么有名了。我被他的祈祷迷住了。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一句：“当我爱我的上帝时，我爱的是什么？”
爱，不是肉体的美丽，不是世俗的荣光，不是世俗眼中的光明，不是各种歌曲的甜美旋律，不是花香、油膏和香水的柔和气味，不是甘露或蜂蜜，也不是欢迎肉体拥抱的四肢；我爱我的上帝时，这些都不是我所爱。然而，我爱的是一种光、一种食物、一种当我爱我的上帝时的拥抱，当我爱我的上帝时，它是一种光、一种声音、一种气味、一种食物，以及拥抱我内心的人。在这里，我的灵魂被空间无法容纳的光照亮；在这里，有时间无法抓住的声音；在这里，有微风不能驱散的芳香；在这里，食物的味道不会因食用而减少；在这里，有一种任何饱足都无法割裂的团结纽带。当我爱我的上帝时，这些就是我所爱的东西。
在阅读关于戴伊和奥古斯丁的文章时，我有某种感觉。后来，在面对教宗方济各时，数百万人也会遇到这种感觉。即使根本没有信仰，当你看到一个行为像耶稣的人时，你也会有所触动。我的心和灵魂都紧紧抓住了爱，但道德之美偶尔也会有所松弛。
我想说的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信仰的友好支持者，但一无所获。我是在理论上支持宗教的人之一，认为宗教对其他人有好的影响，但我自己并不信教。顶多，我觉得宗教是一个有益的自助黑客的集合。例如，我在《纽约时报》当专栏作家的前6个月，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我从来没有被大规模地憎恨过。当时，我的电子邮件收件箱的核心主题是保罗·克鲁格曼很棒，而我太差劲了。批评我的人不仅怀有敌意，还让这种敌意产生了实际效果——他们恰好击中了那些让我没有安全感、举步维艰、毫无价值的痛处。我发现，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爱你们的仇敌”。把他们当作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带给你礼物的人。任何其他的态度——对他们的仇恨或恐惧——都是情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