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转折 1

第二十一章�意外的转折
有些人，会通过戏剧性的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拥有自己的信仰的。一道耀眼的光出现了！一个声音喊道！喇叭吹响了……但我没有这种故事。我之所以告诉你们我信仰之旅的故事，是因为即使信仰的每一次飞跃在任何正常的逻辑看来都是神秘和荒谬的，它也可以是完全正常的。这可能发生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但是，你最终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一个相信上帝的地方，用保罗·蒂里奇的话来说，上帝就是存在的基础。
我第一次听到圣经故事（挪亚和方舟，大卫和歌利亚，以斯帖和哈曼，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时候，还是个孩子。这些故事，只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在我的生活中，甚至在希伯来语学校中，它们都是神话，履行神话的功能——帮助我理解是非，帮助我处理情感，帮助我理解英雄主义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所有其他理念。它们也帮助我了解我所在的群体——犹太人。这些故事，从圣经故事开始，融合到光明节和大屠杀的历史故事中，成为关于我们民族和我们身份的故事。它们帮助我理解我的群体在广阔的时间范畴内的一致性。
然后，在大学和成年初期，我开始把它们当作智慧文学，作为理解和解决生活问题的工具。《圣经》中的人物是面临道德挑战的正常的、各种各样的人类。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以正确的内心姿态应对挑战——是否在需要的时候表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表达宽恕，在善良面前表现出极大的谦逊。在歌利亚面前，大卫向我们展示了勇敢。在妇人和婴孩面前，所罗门显示了智慧。在路得面前，波阿斯展示了慈爱。在这一阶段，我与这些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看看它们可能有哪些有用的信息。我很大，故事很小。《圣经》只是我手上的一本老书，供我用来过好我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正如威曼所说：“我的旧观念，不足以满足我所经历的极端的欢乐和悲伤。”这些故事不断重现，但它们发生了变化，就像被时间的炼金术重新塑造过一样。它们变得更宏大、更深刻、更奇幻、更令人惊叹。什么？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杀了自己的儿子？
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形会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变得对自己不那么着迷，不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切的创造者。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被历史、家庭和超越意识的力量塑造的人。我认为，以最渐进、最无聊的方式改变了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些故事并非发生在其他可能是虚构的人身上的虚构的故事：它们是现实的基本形态，它们是重复出现的生活模式的再现，它们是我们重复的脚本。
亚当和夏娃经历了试探与堕落的恩典，我们也经历了试探与堕落的恩典。摩西带领他的子民从奴役中漫步走向应许之地，我们也走上了类似的灵魂归属之旅。诗篇作者自省：“灵魂，你为何如此沮丧？”我们现在也在自省。浪子回来了，充满了恩典和慈爱的父亲出去迎接他。有时，我们也会被离谱地宽恕。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普通事情，也是正在进行的道德生活的代表。我们活在自然界中，用科学来理解这个维度的生命。我们也活在另一个维度——精神和意义的维度，我们用《圣经》故事来理解这个维度的生命。
“我只能回答‘我该怎么做’，”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写道，“如果我能回答前面的问题‘我发现自己是哪些故事的一部分’的话。”如果没有最重要的故事，那么生活就没有了意义。生活并不觉得没有意义。这些故事以其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方式，提供了活生生的剧本。它们提供了我们生活意义的地平线——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有我们共同的生活。这些故事描述了一部伟大的道德剧，它不是一部个人的戏剧，而是一部共享的戏剧。正如杰拜·克劳所说，“我们仍然是这场戏剧的一部分，仍然是被创造的和正在被创造的事物。”
走向信仰的朝圣之旅
朝圣，是为了响应一个故事而进行的旅行。我在一个犹太家庭长大，这意味着我是在《出埃及记》神话中长大的。《出埃及记》的奇妙之处在于，正如伟大的律法学者阿维瓦赫·戈特利布·佐恩伯格观察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为了被讲述而发生的故事。上帝命令摩西在实际执行解放之前讲述解放的故事。
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埃及是否有过一个叫作摩西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犹太人被奴役过。我倾向于怀疑这一点。我想，应有更多的考古证据。
但是，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在讲述中演变成了事实。在讲述和传承中，《出埃及记》已经成为塑造犹太人生活的现实，已经影响到犹太人对他们的生活的理解和塑造。犹太人，就是这样理解流放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年复一年地继续梦想：明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移民到美国，是最终的“出埃及”故事。回归，回到以色列，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出埃及记》都重演了。故事是一幅风景，一幅活生生的造物图景，犹太人在其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出埃及，是一次灵性形成之旅。作为埃及的奴隶，犹太人无力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甚至无法被别人拯救。他们被描述为绝望、沮丧、被动、冷漠和绝望的人。恐惧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变得隐秘、惰性和软弱。由于受压迫，犹太人沦落到孩子气的状态，他们无力承担对自身的责任。
上帝，必须构建有能力遵守他的圣约、有能力行使职权并接受对自己生活负责任的子民。上帝把犹太人从埃及引导出来，即使他们想重新成为奴隶，上帝也会让他们继续前进。他强迫摩西披上领袖的外衣，尽管摩西试图逃避这一责任。他迫使不同的部落相互联系，迫使他们克服正常人类对被评判和拒绝的恐惧。他把他的子民送进了旷野。正如布雷斯洛夫（在今乌克兰）的纳赫曼拉比指出的那样，困难可能会产生矛盾的影响。它并不总是让一个民族变得更加被动，有时它会激起反击的欲望。困难可能唤起欲望。慢慢地，以色列人开始显示出生命的迹象。
穿越旷野的长途跋涉，不仅是给犹太人力量的磨难。他们生活在一种赋予他们身份的叙事中。不久，他们就开始歌唱了。他们正在横渡红海，米利暗（摩西的姐姐）与众妇女在带领他们歌唱。很快，他们就可以再次信任了。被背叛和被压迫的人不能信任，因此不能有信仰。但最终，犹太人，即使他们不断地吹毛求疵和抱怨，有时也确实学会了信守与上帝的诺言。他们成为有信心、有能力接受律法，遵守律法、坚守圣约的子民。
有趣的是，摩西从西奈半岛回到故国的时候，他的同胞正在崇拜金牛犊。他给他们带来了律法，使孩子气的他们表现得像成年人。
这提醒我们，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进入成年人的道路和信仰的飞跃并不会发生。佐恩伯格说：“当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种飞跃，是由一个匆忙、不安、有点儿紧张但仍然欣喜若狂、精力充沛的人来完成的。《出埃及记》不只是描述了一群在沙漠中游荡的人。它描述的是人们是如何变得有韧性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和道德形成的故事，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我的祖先生活在恐惧和躲藏的状态中，畏惧雷鸣般的哥萨克人带来的恐怖，畏惧大屠杀中的暴徒与暴力。他们必须通过穿越旷野的旅程和到达新大陆的坎坷旅程来唤醒自我，也是怀着欲望来到美国的。我的曾外祖父在曼哈顿的下东区开了一家犹太肉店，娶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开始了伟大的向上攀登的旅程。肉店生意兴隆，这让我的外祖父伯纳德·利维得以进入纽约城市学院就读。这是一所免费的大学，年轻的犹太人在此开启他们的美国梦。
外祖父随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为了与其他犹太人区分开来，他在自己的名字中间加上了“贾斯蒂安”，并在伍尔沃斯大厦的一家犹太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伍尔沃斯大厦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他在他的攀登之路上又往上爬了一步。他花了很多时间写简报，也曾经试图把他写给编辑的信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外祖父在其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我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但正是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他向我展示了向上攀登的路线，这是我们的人民从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和下东区狭窄的公寓到麦迪逊大道、第五大道的闪闪发光的远景的漫长跋涉，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他给我写了几封漂亮的信，讲述了他的家庭故事——他母亲冷峻的格言，他自己出人头地的诀窍（总是买你能买得起的最好的鞋子）。他对我的写作很感兴趣，并向我展示循序渐进的技巧。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脚步，而是用我们的智慧来完成“出埃及”的。外祖父和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巧妙地传达了这种移民心态——充当局外人，但比那些局内人更聪明，更努力。移民文化给犹太人灌输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旦被植入这一目标，渴望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保持不变，但寻找的目标会发生变化。成功，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了。
我们每天都在背诵“你知道哪些是犹太人吗？”很多天才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莱昂内尔·特里林。很多艺人都是犹太人：格什温夫妇、马克斯兄弟、劳伦·巴考尔、柯克·道格拉斯、桑迪·库法克斯和伍迪·艾伦。很多作家，包括很多剧作家，都是犹太人。是的，甚至还有令人惊讶的犹太人：玛丽莲·梦露、鲍勃·迪伦和小萨米·戴维斯。“出埃及”是从默默无闻到成就的旅程，是一次从被遗忘到卓越的旅程。我们用义人的长袍换取了诺贝尔奖的梦想。与其说以色列是圣地，不如说是小小的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赢得了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在现代的“出埃及记”中，每一个小拉尔夫·利夫希茨都可以成为拉尔夫·劳伦。
我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我的父母给了我支持、关注、交谈和爱，尽管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用言语或拥抱来表达过。我知道被爱的滋味，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爱。例如，在我大约22岁的时候，我去医院看望我的外祖父。他的房间热得让人窒息，他穿着睡袍坐在椅子上。医生认为，他活不长了。
“我完蛋了。”我走进去时，他告诉我。我们聊了几个小时。然后，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外祖父抽泣着对我说：“哦，上帝，我太爱你了。”我的家人总是表现出并推测出爱，但我们不会谈论爱这件事。我僵住了，没有相关经验，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回应。我猜，我当时是心脏凝滞了。我承认他的爱，但我太克制了，没有告诉他我也爱他。至死，他也没有听到我说爱他。
这就是我童年时的犹太精神。畅想更美好的未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别让未来毁了我们。一定要到达应许之地。这是一种世俗的精神，但它是从一种更深刻、更永恒的精神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受命共同创造世界。我们受命去完成神已经开始做的事情。我们共同的救赎，来自工作和善行。通过工作来实现拯救。通过智力来获得生存。正义，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共同实现的东西。然后，你们在餐桌上争论这件事。如果要我总结我作为犹太人经历的核心，那就是：18个人围坐在安息日餐桌旁，所有人都在同时说话，所有人都在同时对话，所有人都纠正了刚刚说的18件错误的事情。
格雷斯教堂
我的《出埃及记》故事的另一个奇异之处，是它通向了教堂。纽约犹太人在20世纪中叶同化的方式之一就是英国崇拜。温文尔雅、紧抿上唇的英国贵族，似乎是乌克兰犹太人争论不休的遥远终点，而美国犹太人则正在逃离过去。
部分犹太人成了亲英派。他们的口号是“用意第绪语思考，以英国方式行动”。以赛亚·柏林、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等犹太人对狄更斯、莎士比亚、伯克和简·奥斯汀趋之若鹜。犹太父母开始给他们的孩子起英文名字，希望没有人认出他们的孩子是犹太人。这些名字包括诺曼、欧文、米尔顿、西德尼和莱昂内尔等等。然而，这一招没有奏效。如今，每个人都认为这些都是犹太人的名字。
我父母学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历史。我的两只小乌龟取名为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这本是两位维多利亚时代首相的名字。我们家读的诗是奥登写的。我最终和圣公会教徒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我的幼儿园叫圣乔治，我的小学是曼哈顿下百老汇的格雷斯教会学校。我参加了15年的夏令营，这是我童年生活的中心。夏令营是由麦迪逊大道的化身教会赞助的化身夏令营。
我们永远不知道童年早期的宝贵时刻是如何塑造人生的。影响产生了，并被掩藏得如此之深，我们很难察觉到它们行使权力的机制。但我的确记得，每天早上我都会参加格雷斯教会学校的礼拜，唱赞美诗，背祈祷词。最重要的是，仰望教堂高耸的哥特式拱门。我喜欢这些歌曲，但营造出一种崇高氛围的是建筑本身——交错的柱子，彩色玻璃上的圣经英雄向下俯瞰，黑色的木制长椅。我当时生活在童话故事里，这片土地上有永恒的人物、隐藏的力量、骑士的精神和无限的深度。
从建筑上来说，我第一次感受到信仰的曙光是在格雷斯教堂，然后是几年后在沙特尔大教堂。格雷斯教堂位于百老汇和第十街交会处，离斯特兰德书店不远。它位于曼哈顿一个普通而拥挤的地方。事实上，百老汇为了它而拐弯。但是，离开人行道，走进教堂，就走进了一个更深的故事。当你沉浸在门内的静默敬畏中时，世界已湮没无声；沿着教堂的过道缓缓前行，在两边的小教堂和窗户里瞥见信仰的英雄。阳光从四面八方涌入，然后转过身来，玫瑰色窗户光影闪烁。这就是曙光的时刻。这并不是一个大教堂，但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无限的。
我在格雷斯教堂学会了主祷文、赞美诗和礼拜仪式。当然，我也熟悉了耶稣的故事。我隐约感觉，他是属于另一派的。当时，格雷斯教堂有很多犹太人。当耶稣的名字出现在赞美诗中时，我们就略去他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此时，教堂的音量就会下降。
就其梗概而言，耶稣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神话，可能会在所有文化中反复出现：这座城市被分裂、复仇和反复仇的循环撕裂。清除仇恨和分裂的唯一方法，是将社区的罪恶堆积在替罪羊身上。正是通过赶走替罪羊，社会的罪孽才得以外化和洗刷。正是通过杀死替罪羊，社区团结才得以实现。
耶稣是典型的替罪羊，一个无辜的局外人。所有的群体，都可以在他们的杀戮欲望中团结在一起，并倾泻他们的仇恨。耶稣故事唯一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这个故事中，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做替罪羊。他自愿做替罪羊，宽恕处决他的人，并心甘情愿地把世上的罪置于己身。他来到世上，正是为了屈服，为了受苦，为了救赎这个世界。他来到世上，不是要成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要的、令人敬畏的征服者弥赛亚（救世主），而是要成为羔羊，顺从并爱他的仇敌。他来到世上，不是要成为罪的牺牲品，而是要成为罪的解决之道。他的力量，是自我牺牲；他的武器，是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被拯救。
这是一个巧妙的转折。
两栖动物
在纽约犹太人这个半世俗的世界里，我们把人放在信仰之前。我们生活在大屠杀的阴影之下。所以，我们认为，生存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歌颂努力、工作、智慧、纪律、业绩、成就。在拉比传统中，弥赛亚与贫穷联系在一起，正义与穷人和悲惨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不是美国文化中的犹太教。我们追求的是成就。
但是，耶稣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世俗成就的。甚至，几乎是相反的。耶稣低头，是为了抬头；他选择赴死，是为了让别人活着。基督徒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仰。事实上，你得不到救赎的恩赏，因为它已经由恩典赐予你了。
在基督教故事中，更接近上帝的是穷人，而不是成功者；更接近上帝的是孩子，而不是显贵。谦恭的人是有福的人——麻风病人、受伤者和受苦者。耶稣对富人和权贵不感兴趣，他们本可以为主行善，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至善的。耶稣俯首低眉——朝向妓女、被遗弃的人和寡妇。
在我童年的故事中，有进取心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但是，基督教的方式是以小见大——用伟大的爱做一些激进的善举。在我的世界里，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你甚至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的才华只是流淌于你身；你把自己，献给了你的创造者。
在我童年的世界里，你把自己从别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耶稣，也会把人从奴役中解脱，但这是一种不同的奴役——对骄傲、对自我、对小我的奴役。在我的世界里，智慧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上帝以世上最愚蠢之物来迷惑智者，他以弱者来羞辱强者。谦恭的人将继承大地。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两栖动物。一半生活在水中，另一半生活在陆地上。我被两个不同的故事弄糊涂了。这两个不同的故事，在我脑海里嗡嗡作响。我是在二元论中长大的。
犹太教是通过我的家人和我们的人民的宝贵血统来到我这里的，特别是所有操意第绪语的叔伯阿姨。他们有着古怪的名字（如阿吉和法格尔），他们可以在餐桌上连续几个小时大吵大闹。基督教来到我身边，就像一只手臂搭在我肩上，就像一个拥抱，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中汗流浃背的接触。
从六岁开始，我的暑假就是在化身夏令营度过的。夏令营占据了一年中的两个月，并让其余10个月黯然失色。夏令营进步的主线是圣公会式的——我们高歌“噗夫，这一条妖龙”、“如果我有一只锤子”和“舞王”。我们总是站起来，闪耀着，把我们的荣耀献给上帝。唯一明确信教的是上帝方队，他们是基督教嬉皮士，弹吉他，抽大麻，并通过他们的发型表达他们对耶稣的爱。其他人，都是含蓄的基督徒。有很多传教士的孩子，他们伴随着福音长大，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还是福音的例证。在化身夏令营，没有成功或失败，甚至没有太多的地位或地位缺失的观念。在那里只有爱，自由流动，毫不掩饰。
我们住在帐篷里，用明火做饭，在湖里游泳和划船，亲密无间。化身夏令营，是我经历过的最成功的融合社区。一半的露营者来自曼哈顿的韦斯特切斯特或其他高档私立学校，另一半来自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最贫穷的地区。我们学会了勇气——从悬崖上跳入湖泊中，在独木舟之旅中激荡，在午夜偷偷穿过营地与女朋友幽会。青春期的每一个重要仪式都发生在此——除草、第一杯酒、初吻、第二次亲吻和第三次亲吻。早期的每一种形而上学的感觉，也都发生在此——在黎明的独木舟之旅中看到一座山的感觉；一块普通的岩石也可以被赋予魔力，当你在青少年爱恋的第一次狂热中坐在它旁边的时候。我高中或大学时剩下的朋友很少，但我在夏令营里有大约四五十个终生的朋友。几十年来，他们都叫我布鲁克西（布鲁克斯的昵称），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有个名字（戴维）。
有很多人在化身夏令营留下了印记，但我只想挑出其中一人。这是一位名叫韦斯·乌本霍斯特的辅导员兼小组领队。他是个身材高大、健壮、忠厚的男孩子。他的谈话总是洋溢着热情，夹杂着口哨声、吼叫、怪异的感叹声、突如其来的笑声和愉快的欢呼声。他总是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因为他会想起另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情。他活到了60多岁，走过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但我认为他从未学会像成年人那样严肃地说话。在某种程度上，他始终是个圣童。
我能辨认出那些参加过夏令营的人来，他们往往拥有韦斯所拥有的特征：激昂的热情、灿烂的光芒、以旧运动鞋为主的衣柜、破旧的短裤和撕破的T恤。韦斯后来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他帮助洪都拉斯的穷人，安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的上帝是爱的上帝，他在营地的生活是为他无私的爱的使命而准备的。正如谚语所说，他是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早上热情地叫醒你，晚上唱歌让你入睡，他还是我在篮球场上遇到的最好的传球手。当有人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时，他只会微笑着感叹生活的脆弱。
当我还是一名17岁的辅导员时，他大概25岁。我们走过一个运动场时，他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扬名立万。当时，我只是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恭维。但几十年后，在他去世的那天，我去安纳波利斯看望他。韦斯已经无法说话了，只是打着手势，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我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我的话语，关乎我曲折的信仰之旅，关乎我生命中的爱情。当我驱车离开时，我突然想到，也许，他当年在对我会功成名就的预测中嵌入了某种警告。当年的韦斯，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只是我当时无法理解。
宗教，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产生很多真正的好人，比如韦斯。宗教人士大谈圣洁、善良和爱，使得你认为他们比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更为高尚。在我的经验中，并非如此。一些宗教人士，比如凌虐幼儿的天主教牧师，过着非常虔诚的生活，但品行非常糟糕。
但我确实认为，宗教将人们引向某些美好的愿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种刻板印象中的犹太式的善良。这是有把握的、充满爱心的善意。这是一位睿智的拉比透过胡须向你闪耀的微笑；这是祖母在安息日餐点上给你的温暖；这是一个为信仰而放弃一切好处的社区；这是一个男人的愚蠢与善良；这是一个犹太人被谋杀时整个民族像灯塔一样转向的好处。这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善，是一种民间的善，也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节日大餐的充盈的、包罗万象的善。
善良的韦斯所拥有的，是一种不同的善。它是简单、真诚、欢快、纯净、洋溢的喜悦，是在爱的礼物中抹去自我。韦斯就是不太为自己着想。也许因为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犹太式的善，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基督教的善，对我来说是有震撼力的。正如多萝西·戴伊曾经说过的那样：“基督徒被命令以一种没有意义的方式生活，除非有上帝的存在。”
有时，基督教的善很难出现在身边。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平行的世界。例如，让·瓦尼尔从1942年开始在英国海军服役7年。在后来的生活中，他注意到智障人士受到虐待，被社会抛弃到悲惨的精神病院。他参观了精神病院，注意到没有人在哭泣。“当他们意识到没有人关心，没有人会回应他们时，孩子们就不会再哭泣了。哭泣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只有当希望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时，他们才会大声呼喊。”他在巴黎附近买了一栋小房子，并为智障人士开办了一个社区。不久，在全世界35个国家有了134个这样的社区。
瓦尼尔表现出一种近乎令人惊恐的无私。他很少为自己着想，也很少关心自己。他的生活依赖于近乎纯粹的天性。见过他的人说，这可能会令人不安。瓦尼尔走出了一个颂扬成功者和强者的社会，将他的一生完全献给了那些弱者。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弱点。“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人类都是一样的，”他写道，“我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破碎的人类。我们都有受伤、脆弱的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欣赏和理解；我们都需要帮助。”
瓦尼尔也明白软弱之美。“软弱蕴藏着一种隐秘的力量。从软弱中流露出来的关怀和信任，有助于打开心扉。弱者可以在强者身上唤起爱的力量。”
受瓦尼尔影响的人之一是亨利·诺文。诺文辞去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职工作，这样他就可以住在瓦尼尔创建的方舟社区之一，为严重智力残疾者服务。其中一些人，甚至不知道对他说“谢谢”。
当诺文离开方舟社区去发表演讲时，他经常带着社区的病人一起旅行。有一次，他去华盛顿旅行时，带了一个叫比尔的病人。当诺文上台讲话时，比尔也上台了。当诺文重复他演讲中熟悉的比喻时，比尔向听众宣布：“我以前听到过这话！”诺文说完后，全场起立鼓掌。比尔宣布，他也想发表演讲。一丝惊慌在诺文的脑海里悄悄掠过。比尔到底会说些什么？他可能会信口开河，从而制造尴尬。但诺文意识到，认定比尔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是鲁莽的。于是，他把比尔带到麦克风跟前。
比尔说：“上次亨利去波士顿时，他带着约翰·斯梅尔策。这一次他想让我和他一起来华盛顿，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非常感谢！”他的演讲至此结束。观众起立鼓掌。比尔，也得到了起立鼓掌。
之后，比尔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向他遇到的人问好。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他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向他遇到的人道别。在回家的飞机上，他问诺文是否喜欢这次旅行。“哦，是的，”诺文回答，“这是一次美妙的旅行，我很高兴你和我一起来。”
“我们一起旅行，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