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哲学与信仰 第十九章 智力的承诺

第四部分�哲学与信仰

第十九章�智力的承诺
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曾梦想着革命。身体上，我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即里根时代，但智力上，我回到了1917年的格林尼治村。我会坐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读一本名为《新大众》的旧杂志。这是一本设计华丽、印刷精美的杂志，面向受到俄国革命启发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一个新世界正从旧世界的灰烬中诞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感觉他们被卷进了历史的洪流，完全投身于似乎近在咫尺的天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揭示了深刻的历史潮流。革命先锋队走在了前列。约翰·里德（美国无产阶级作家、哈佛大学1910届学生）去了俄国，参加了革命，并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几十年后，纽约城市学院的年轻犹太激进分子逃课，在学生自助餐厅闲逛，并就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未来展开辩论。托洛茨基派坐在第一个壁龛里，斯大林派坐在第二个壁龛里，他们的一次争论可以持续6~8个小时。争论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当革命到来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哪种解释占上风就很重要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当时我称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我致力于这种生活：为了正义和世界历史变革而进行充满激情的智力投入。
然后，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我被指定阅读一本由埃德蒙·伯克撰写的书，书名为《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伯克反对我相信的一切，或者说，反对他以为我会相信的一切。伯克认为，革命性的变化是草率的——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引发什么样的意外影响，理性的力量不足以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尊重我们文化中的“公正的偏见”，我们应该尊重那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传统。伯克为体面的生活、礼仪、礼貌和骑士精神辩护。他说，这些要素使生活变得柔和，使社会变得有荣光。
我对这本书的厌恶，是无法诉诸言表的。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对它嗤之以鼻。但是，即便在那时，我也隐约意识到伯克已经惹恼了我。
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小威廉·F.巴克利来到校园。我当时是校报的幽默专栏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恶搞巴克利的文章，主要内容就是指责他是个名声败坏的吹牛大王。一位名叫内森·塔尔科夫的教授把这篇恶搞的文章转交给了巴克利。显然，巴克利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趣。因为，在他对学生团体的演讲结束时，他说：“戴维·布鲁克斯，如果你在观众席中，我想给你一份工作。”
我不在观众席中。当时，我被选中参加PBS的一个节目，与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辩论。所以，我去了帕洛阿尔托，弗里德曼在当地的胡佛研究所工作。这场辩论的奇特之处在于弗里德曼与年轻人对话。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YouTube视频网站上有当时的节目视频——我留着爆炸头，戴着巨大的圆框眼镜。在这期节目中，我一再强调我从一本左翼书籍中“剽窃”过来的观点，然后弗里德曼会击破我的观点。然后，镜头会在我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的时候锁定我的脸。
前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才录完那期节目的所有剧集。晚上，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斯带我们出去吃饭，和我们谈论经济问题。我以前从未见过鲜活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也从来没有遇到和亲眼见过这样一对夫妇，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想法中，并通过想法相互交流。我的思想开阔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受到他们这种有着共同智力使命的生活的鼓舞。
几年后，我在芝加哥的南区和西区做记者，部分报道涉及一些糟糕的住房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已经不适合居住了。我突然想到，这些项目是由社会学家设计的，他们的意图是很好的——把旧公寓夷为平地，用闪闪发光的新公寓取而代之。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们拆除旧公寓的时候，他们也在拆除人们营造的无形的支撑网络。正是这些网络，使得人们可以忍受他们的生活。在物质上，建筑商让社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好，但社会状况却变得更糟了。他们缺乏认识论上的谦逊。
我突然想到，这正是伯克曾经警告过的事情。我重读《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结果看得我目瞪口呆。我并不相信伯克兜售的所有东西，但我现在开始看到，这种叫作保守主义的东西是包含着一定智慧的。
我联系了巴克利，询问他给我的工作是否仍在考虑之列。他给予我确定的答复。不久，我就去《国家评论》杂志社工作了。突然间，我被一场致力于思想和革命性变革的运动包围了，就像当年我在大学里遇到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事实上，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就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是由饱受现实蹂躏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这些人包括惠特克·钱伯斯、詹姆斯·伯纳姆、欧文·克里斯托尔、马克斯·伊斯曼等等。
他们早先的立场，仍有残余。正如克里斯托尔在他所著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一书中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所说的那样：“年轻时参加激进运动，就像年轻时坠入爱河一样。这个女孩可能最终只是粉黛骷髅，但爱情的经历是如此宝贵，永远不会因为最终的幻灭而完全瓦解。”
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弄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保守派。最终，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伯克派保守派。我思想的核心内容，都包含在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我从不怀疑思想的力量，因为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通过命名一种哲学，它唤起了一些潜藏在我心中的知识。它已经成为我看待世界的基础。思想是会有结果的。
当弗里德曼和巴克利年事已高，濒临死亡时，我曾询问他们是否感到满足。他们都以比最初预期的更深远的方式改变了历史。现在，他们觉得可以休息和享受安宁了吗？两人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直到他们去世的那一天为止，他们一直在推动思想，为思想而活，并试图让世界朝着他们的思想的方向稍做调整。他们，就是智力承诺的典范。
他们曾经非常激进，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人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最终，有数亿人赞同他们的观点。有些人逆水行舟，他们代表一些想法，并呼吁改革。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美在闪耀！
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时光，非常感激这所大学——芝加哥大学——给了我一个开放的书架。在那里，我可以找到《新大众》；在那里，教授们会有胆量强迫我读一本当时我真的很讨厌的书。学校，可以改变生活。
人文理想
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美国大学，都已信奉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安东尼·克朗曼所说的“人文理想”。这一理想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目的性的——帮助回答生命的终极问题。说得更直白点儿，那就是大学的目的是塑造学生的灵魂。
一个世纪前，蒙特霍利约克学院院长玛丽·伍利说：“品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标。”20世纪20年代，当佛蒙特州斯托学校的校长J.F.罗克斯伯格被问到他的学校的宗旨时，他说，是培养出“在舞会上可被接受的年轻人，在海难中无价的年轻人”。
大学通过让学生接触到卓越来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很容易认为道德失败是由于性格软弱。”英国教育家理查德·利文斯通爵士写道，“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不够富有理想。”因此，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教师的一项工作就是树立榜样。一位斯巴达教育家说：“我让孩子们喜欢可敬的东西。”当学生们从学校走出来时，他们至少会接触到人类所想和所做的最好的事情。
当然，从那时起，大学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已经意识到生活不能只有单一的理想。引领潮流的大学逐渐放弃了人文理想，转而接受了克朗曼所说的“研究理想”。生物、文学、历史等知识体被分成各种专业和越来越小的子专业，学者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努力开拓知识前沿。
这种方法带来了很多发现，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但正如克朗曼所说，这种对专业化的强调“需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某个小的方面上，从而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生活的整个方面转移开”。人们可以调查主要的生活形式，或者问一些大的、含糊的问题，比如“是什么让生活有价值”。这显得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负责任和有害。克朗曼写道：“因为它让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显得不专业——从今以后，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人文学科老师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研究理想为大学提供了很少的方法来让学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生活，而学生是充满渴望并追求意义的实体。研究理想似乎在微妙地说，忽略幕后的灵魂吧。
并不是学校积极排斥德育，而是整个教育事业变得尴尬，大家或多或少就忽略了。每个人都承认，道德发展非常重要，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你自己应做的事情。哈佛大学的史蒂文·平克总结了现代大学的研究精神：“我不知道如何让我的学生建立自我或成为一个灵魂。研究生院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在我参加过的数百次教职任命和晋升中，我们从来没有评估过任何一位候选人在这一点上能做到什么程度。”
学校教学生们用批判性思维思考，从而怀疑、疏远和解构，但学校几乎没有教他们如何依附，如何欣赏，如何宣誓与效忠，如何模仿和服务。大学和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是信息丰富而意义贫乏的。
幸运的是，我去了其中一所机构，一只脚踏入了研究理想，另一只脚仍然顽固地根植于人文理想，那所机构就是芝加哥大学。当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大部头的研究至少占据了我们头两年的学习时间，甚至还要更长。我们的教授，不仅教授书本知识，还使书本有所依附和归属。当时，一些“二战”时期的德国老难民仍然健在，他们怀着一种宗教般的热情，相信打开理想王国的魔法钥匙就存在于这些书本中。读得好、想得深的人，抓住了生活的奥秘和如何活得更好的秘诀。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一位名叫卡尔·温特劳布的传奇教授正在教授西方文明课程。他集中体现了许多人在教学中投入的承诺和热情。几年后，他在临终前写信给我的同学卡罗尔·奎伦，谈到教授西方文明课程的困难：“有时候，我花了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和敏锐，努力将这些故事完整地讲述出来，我会感到声嘶力竭、筋疲力尽。我认为这对学生有益，但我不知道真实效果如何。”
有时，教授们倾注到课堂上的思想，超过了学生们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接受能力。这是教学的悲剧。如此一来，好的教学方法就像播种一样。那些像温特劳布一样的老师正在植入种子，当成人生活的现实发出呼唤时，这些种子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后在我们身上迸发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但是比起我毕业那天，25年后，大学教育让我更有成就感。
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满腔热情地着火，人们会远道而来观看你被热情烧死。我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就是看着我的教授们被热情烧死。散文家约瑟夫·爱泼斯坦上的也是芝加哥大学，但比我早1/4个世纪。他同样对教授们的博学记忆深刻。“在我青春期晚期的无知深渊中，”爱泼斯坦回忆道，“我从未想过我能效仿这样的博学之人。尽管如此，不知何故，我还是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我对这些教授和作家怀有极大的钦佩之情。”正如哲学家伊娃·布兰所说：“当你知道自己的地位较低，但被爱束缚在更伟大的东西上时，你会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谦卑之感，你会认识到优越性，并从中受到启发。”
许多人说，西方文明和这种伟大的图书教育，是由已故的白人男性主导的精英事业。但西方文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激进主义——一种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反动文化，使人无法满足于现状。西方文明就是苏格拉底，而他是一个如此危险的人，以至他的城邦无法容忍他。西方文明提供了走出洞穴、看到现实的本来面目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令思想家们满足的所看到的阴影。西方文明把我带到了我那个时代的假设之外，脱离了现代精英统治的价值观和美国人对成功的崇拜。西方文明激励我一生追求一种哲学——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世界观，既能处理现实的复杂性，又能提供连贯的愿景，既可以框定我对事件的反应，又可以引导我度过沧桑。当我想为我对当前世界的不满寻求动力时，西方文明是我返回并求助的反叛基地。你一旦瞥见了人类经历的最高峰，就很难在它下面的平地上长久地苟活。在此后的生活中，你很难变得肤浅，不管你在这个方向上有多大的倾向。
知识分子的美德
和其他倡导者一样，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至少做了6件事。第一，他们欢迎我们进入学者的传统队伍。这是一大群致力于阅读、思考、激荡和更充分地生活的男男女女。他们让我们进入了一场漫长的对话，正如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未经预演的智力冒险。遨游于其中时，我们试图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各种模式，我们不会为差异感到不安，也不会为所有的不确定感到沮丧”。在这个永恒的队伍中，我们只是新手，但我们仍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二，教授们向我们介绍了一系列历史的道德生态。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种建设性的人生哲学，都需要一套价值判断的标准。幸运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提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以及在世界上寻找意义的方式。例如，希腊传统强调荣誉和荣耀；希伯来传统强调服从法律和严格的良知；基督教传统强调谦逊、妥协和恩典；启蒙运动则基于理性、个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教授们向我们抛出了诸多道德生态，如斯多葛主义、德国浪漫主义、诺斯替主义、佛教、儒学、泛灵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依附于哪种道德生态，但给了我们尝试不同道德生态、寻找合适的道德生态的机会。
第三，教授们教会我们如何看事物。看清现实，似乎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你只需往外看，看看世界就行了。但任何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中有很多人通过党派之争的扭曲视角来看待世界，有很多人只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有很多人通过恐惧、不安全感或自恋的过滤器看待世界。
看得很清楚，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一种谦卑的行为。这意味着让你自己——你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远离障碍。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正在看的事物本身，而不仅仅是你自己利益的镜像。看得清楚，是从其他能看清现实的人那里学到的技能。这些人包括达·芬奇、乔治·艾略特、乔治·奥威尔、简·雅各布斯、詹姆斯·鲍德温、列夫·托尔斯泰等等。
约翰·拉斯金曾写道：“人类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看到一些事物，并以平实的方式叙述所见所闻。数以百计的人可能会为一个会思考的人说话，但数以千计的人可能会为一个会观察的人思考。”

第四，教授们授予我们智慧的勇气。自我思考或孤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思考，都是交流。你头脑中的所有概念，都是从几千年前的思想家那里继承而来的。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为了建立联系，而不是追求真理而产生的。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试图获得一些观点，帮助你赢得社会认可，并被合适的社交圈接纳。知识生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区分真实的东西和让你欢喜的东西。
第五，教授们授予了我们情感知识。与惠特曼一起感受欣喜若狂，与安提戈涅一起埋葬她的兄长，与伽利略一起遨游，与数学家帕斯卡一起感受上帝的直接存在，或者与西尔维娅·普拉斯一起陷入深度疯狂。
罗杰·斯克鲁顿认为，情感知识就是知道在某些情况下的感受——这样，你就可以适度地厌恶不公正，在自我牺牲之前适度地虔诚，在友谊中适度地同情，在受到委屈时适度地宽容。这种情感知识，是一种技能。和任何其他技能一样，它也是一种必须获得的技能。我们生来就有某些基本的情感，但我们必须学习在我们没有直接经历过的环境中如何感受——拉尔夫·埃里森在面对种族主义时体验到的非人性的隐形感，以及萦绕在大屠杀幸存者心头的负罪感。我们必须学会优雅的情感。当一个好人因自己的缺点而崩溃时，我们应该适度地悲哀；圣女贞德面对大火时的顽强勇敢，影射为莫扎特的木星交响曲中克制的欢快。
第六，芝加哥大学让我们热爱新的事物。所有人生来就有求知的欲望。孩子们会被了解的热情驱使，目不转睛地看着轮子和杠杆。当我们在一本书中看到一段文字时，我们都会感到有点儿兴奋，尽管这段文字只是描述了我们模糊的直觉。当诗人完美地捕捉到某种情感时，他的文字看起来不仅真实，还很美。
柏拉图建议教师充分利用人们这种对美的本能渴望。把更漂亮更完美的东西呈现给学生，由此培养他们的想象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会渴望更多更严肃的事物。首先，教师向学生展示一张漂亮的脸孔。一旦他们学会了欣赏身体之美，他们就会被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吸引，那就是可爱的人格之美和心灵之美。当他们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领略到一种更高层次的美，那就是公正社会之美。当他们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就会渴望更高层次的美，那就是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当他们明白这一点时，他们就会渴望美的终极形式，那就是美本身，那是无所不包的超然之美的永恒形式。它既不会绽放，也不会褪色；它既不会增益，也不会减损。对柏拉图来说，这就是神本身。
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只是把一些伟大的杰作摆在我们面前，并在杰作周围创造了只能被称为情欲的氛围，激起了学生们对更高层次之美的渴望。例如，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主图书馆的地下室做作业，这里可能是上帝创造的绿色地球上最丑陋的建筑中最鄙陋的一层。我被指定阅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一段话。我在7点钟左右到达地下室，开始看书。10点30分左右，我抬起头来，既吃惊又震惊地意识到自己身处何方。在这中间的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我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想，我当时神情恍惚。也许是因为尼采“邪恶”的才华和文中飞扬的“咒语”，或者是因为他所涉猎的主题——数千年前原始的酒神舞蹈，推动了戏剧的诞生。我能告诉你的是，世界的其余部分悄悄溜走了，时间也悄悄溜走了。我已沉浸在书本之中，我已无我。
一旦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很想再体验一次。我们中没有人像诗人里尔克思想那样深刻，但我们多少能理解他的意思：“我正在学习观察。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件事都更深入地渗透到我的内心，而不是止步于眼前。我有一个一无所知的内在自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奔向了自我。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进入一所大学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怀着一系列普通的愿望，其中大多数愿望都已经过深思熟虑。但是，如果大学做好了它的本职工作，它就会揭示我们内在的自我，或者至少提供可能性。“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雅克·马里坦曾经写道，“是一种在超越中滋养生命的动物。”通过把你提升到某种水平，大学唤醒了一组新的欲望——去理解某些领域，去理解某些永恒之物。
旧的欲望不会消失。你仍然想成为受欢迎的、美貌的、开心的人。但是很明显，欲望是有等级的。一次崇高的艺术体验，比吃一块士力架更值得期待。核心信息就是应该对你所爱的东西保持警惕，因为你会成为它。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凯尼恩学院著名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领悟到了向往美好的重要性：
在成人生活的日常场景中，实际上没有无神论这回事。没有不崇拜这回事。每个人都在崇拜。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崇拜什么。选择某种神或灵性的东西来崇拜的一个突出原因，在于你崇拜的几乎任何其他东西都会活生生地吞噬你，无论是基督教的耶稣还是伊斯兰教的安拉，无论是耶和华还是巫术女神，或者佛教四谛，或者一些无可辩驳的伦理原则。如果你崇拜金钱和物质——如果它们就是你所挖掘的生活的真正意义，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永远都不会觉得你所拥有的已经够多了。这是事实。崇拜你自己的身体、美丽和性诱惑，你会总是感觉到丑陋。当时间和年龄渐长时，你会在它们最终根治你之前轮回千万次……崇拜权力，你就会感到软弱和恐惧，你需要比别人更强大的力量来控制自我的恐惧。崇拜个人才智，就会被视为聪明人——你最终会觉得自己愚蠢，是个骗子，总是处于被揭发的边缘。
留下印记的人和机构，会为你提供更好的爱——新的知识领域，新的木工或汽车维修方式，或者新的社会变革愿景。彼得·德鲁克写道，领导力“就是将一个人的视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就是将一个人的表现提高到更高的标准，就是建立一个超越正常限制的人格”。
我去求学的时候，芝加哥大学存在着一些问题。离开大学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未受过关于工作和职业领域的任何教育。虽然我们对各种想法充满热情，但我们往往与其他人疏远。在那些日子里，机构文化导致了社交上的尴尬，并造成了人际关系中的羞怯和冷漠。我花了很多年才克服这些问题，而且我从来没有真正克服这些问题。但是，芝加哥大学确实让我们热切地触及了人类状况的理想愿景。这让我们意识到了人们的能力。它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盛宴，并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难对大排档感到满意。每个人都说，芝加哥大学是令人兴奋和使人聪明的地方。但这实际上与我的经历相反。芝加哥大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训练我们的心灵。
当我回首往事，回想我们的课堂讨论，回想我们的论文主题，回想杂乱无章的餐厅以及酒吧凳子上的谈话时，我发现，我实际上是在试图弄清楚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愿望更好，什么愿望值得拥抱，什么愿望应该处于从属地位或应该被放弃。
在耶鲁大学，在课程的最后一天，我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赞美：“这门课程让我更加悲伤。”一位优秀的男生感慨道。他说得很好，我完全赞同。一旦你了解一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情侣，一旦你看到什么样的爱是可能的，你就很难感到完全满意，因为你得到的平均成绩是A。你总会受到某种不满的困扰。此外，这种不满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你在追求理想方面取得的进展越大，满足似乎就越会消失在遥远的远方。当艺术家们技艺精湛时，他们对自己能力的愿景就会变得更远大。
归根结底，快乐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改变欲望，让自己拥有最好的欲望。受过教育的生活，是一段通往越来越高的爱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