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王者之剑：03.外深鈇钺之诛

对外，商鞅同样也不手软。与"内刻刀锯之刑"相应的，是"外深鈇钺之诛"(《新序》、《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本来战国也就是以战立国，自春秋以来大家一直"相砍"，已成为游戏规则，但商鞅的对外攻伐尤为人痛恨乃是他的欺诈行为。本来，欺诈在用兵上也已成大家共识，自孙子以来，"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已为大家接受，但商鞅之诈仍为人所痛诟，因为他所诈者，是其故国，是其故人。所以，《盐铁论》中的"文学"们，即把"欺旧交以为功"与"刑公族以立威"并列，把它作为商鞅的不德不义的两件典型例证。

这个"欺旧交以为功"的事大约是这样的：公元前352年，孝公任用卫鞅为大良造，由他率领秦兵围攻魏国的安邑城，魏兵降服。公元前341年，齐国在马陵打败魏国，俘虏魏国的太子申，杀死魏国的将军庞涓。于是，第二年，即元前340年，卫鞅劝孝公说："秦国与魏国，就像人患有腹心的疾病，非除去不可。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兼并魏国，现在以君的贤圣，使秦国强盛了，而魏国在去年被齐国打得大败，诸侯都背叛它，我们可趁这时讨伐魏国。魏国抵抗不了秦国，必向东退缩，魏国东迁，秦国便可占据黄河、崤山险固的地势，向东控制诸侯，这是帝王的大业！"孝公就派卫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印率军反击，而公子印是商鞅在卫国时的好朋友。两军相持对峙，卫鞅送信给魏将公子印说："我以前与公子友好，现在各为两国的大将，实不忍互相攻打，可以与公子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饮酒，然后退兵，以使秦魏两国安全。"魏公子印也觉得这样很好，便赶来赴会。盟约仪式完毕，在饮酒时，卫鞅所埋伏的武士突然袭击，俘虏魏公子印，并趁势进攻魏军，彻底消灭了魏军。卫鞅击破魏军回国，秦国封给他商、於两地15个都邑，封号为商君，从此卫鞅、公孙鞅都不叫了，叫商鞅。

郭沫若曾就此感慨道："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但正如马丁·布伯所言，一个人是什么，就看他把自己当成别人的什么，当商鞅出卖一切的时候，一切也就出卖了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等着吧。

实际上，商鞅此时已成了国内与国外的"公敌","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盐铁论·非鞅》)。人们对他又恨又怕——恨的是他的残暴奸诈，怕的则是他所依恃并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他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加强这个国家机器，使之对内能"胜民"，对外"能攻"，这种行为的伟大借口是强国。是的，在那时代让国家强大能攻，在列国纷争中占优势，得到更大的所谓"国家"利益，甚至吞并他国，似乎是最大的国家道德。但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就是这种"强国"的行为实际上也就是使独裁者所能掌握的国家机器愈加强大，从而对内更有镇压力，对外更有侵略力。这种所谓"国家利益"与人民毫不相干。在秦国日益强大，且在对外战争频频得手时，秦国人民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的是商鞅式的严刑峻法。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时，一声"天下苦秦久矣"，就得到了"天下赢粮而景从"（天下人挑着粮食像影子一样跟着他。——贾谊《过秦论》）的响应，因为这一声是天下蓄积已久的愤怒，是苦大仇深的总爆发。但我们更要知道，秦国的百姓为秦所苦更久，关中人支持刘邦，即是证明。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国家，行政意义上的国家，其道德根基极其可疑。因为它已与掌握它的暴君或暴徒成为一个整体，它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国家"中的人——它的功能已经成为暴君或暴徒的施暴工具——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这种行政意义上的国家，其"主权"都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我们若对这样的"主权"予以绝对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对暴徒暴行——至少是对内镇压暴行的绝对尊重，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主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