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儒门护法：08.好骂人的大丈夫

有意思的是，与二程、朱熹对孟子的那一套政治构想无条件赞同形成绝大反差的是，他们对孟子身上表现出来的"大丈夫"人格却极为反对。大约是专制渐深，奴才积习断深，"大丈夫"人格便不再适合。比如程颐，他对孟子的"英气"就颇为不满。也算他鼻子灵，能嗅出这在专制社会中稀有的气质：

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因为孟子有英气，有圭角，便成不了圣，而退居颜回之后。我有一段时间不明白为什么宋明之际的道学家总是拾高颜回。我现在疑心，颜回的迄无事功与他们之空谈心性百无一用，正好相合。

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颐，照他看来，孟子若去掉英气，磨去圭角，圆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样整日龟缩在一己的养性斋中做所谓的道学，养所谓的心性，对天下汹汹罪恶装聋作哑，以麻木不仁为圣贤气象，以无同情心、无良心为修道正果，那才算是成了"圣"？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道学在两件事上特感兴趣：一是君臣关系，二是男女关系（夫妇关系），所以，道学也者，臣妾之道也，奴才之学也。

孟子比起程朱，确乎是顶天立地的豪杰、硬汉子。他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使得二程、朱熹之流愈显卑弱而孱头；他的粗嗓门发出的是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愈显程朱们的声音如尖细的秋虫之鸣。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恰如夫妻关系。有时文化甚至连妻的地位都没有，而是妾。妻妾很小心地侍奉丈夫，温柔敦厚，即便怨也不能怒，即便哀也不能伤。"夫为妻纲"与"君为臣纲"是并列的，文人一旦做了"臣"，君就是他的纲，而"臣"与"妾"合成一个新词叫"臣妾"。可见做了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员后，便如同做了妾，臣为君所弃，或降职、流放，亦如同美人之失宠，打在冷宫。这一点，连旷代的大英雄，以50人冲入对方50000人大营活捉叛徒的辛弃疾也不免，他就以汉代失宠于汉武帝的陈皇后陈阿娇比喻自己失意于宋孝宗。我在教学中，每当讲到他这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评语）的《摸鱼儿》词，便心灰意冷。纵使你有万丈雄心，碰到哪怕是像宋孝宗这样的庸碌的君，你不也只得雌伏为温婉又悲凄的小妾？这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是"诗界千年靡靡风"，为什么有那么多自比弃妇的大男人及其凄凄惨惨戚戚哀哀怨怨的文学，是什么使得中华民族"兵魂销尽国魂空"（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又是什么让鲁迅先生痛心疾首于中国的专制统治，不仅给外来征服者留下了子女玉帛、江山社稷，还为他们培养了"顺民"，使得他们占领后舒舒服服地统治。这种文化传统太可怕了。

但在孟子时情形还不是这样。至少那时候诸侯多，又没有包办婚姻，更没有"一女不事二夫"之说，所以，可以移情别恋，也可以独身。孟子就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宁做处士（这个"处"也就是"处女"的处），也不随便入你彀中。他在齐国就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在"不治"中保持"议论"-﹣也就是文化批判的权利、自由与视角，保持文化的独立品格，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妾妇之道也就是为臣之道，他不愿意顺，所以他不臣。他要使自己的自由绰绰而有余地。他还说"大德者不官不王"，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无牵挂，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妾。

李贽曾倾心赞美齐宣王为"一代圣主"，这个意见我也是同意的。让一帮人在他身边"不治而议论"，专挑他的不是，他还供给这些人很不错的饭碗、别墅和车辆。至少从胸襟气度上讲，古往今来，比得上他的还真没多少。

宣王的资质禀赋也很不错，从上引他与孟子关于王道、霸道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孟子最好的对话者。他不仅胸襟足以容纳天下学子，而且智力可以讨论天下学问，这篇文章好，有他一半的功劳。他每一次的答与问，都显示出他的领悟力，并且让对话一直在高层次、高境界上进行，这是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万不能及的。一场精彩的比赛，定是在高手之间进行。以对话作为文章展开手段的说理文，要求于对话者双方的就是这种水平。但就是对宣王，孟子也是没有一点"感激"之态的（比较一下后世文人，动辄"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真天壤之隔）。有一次，齐宣王派人来请孟子去聊聊，孟子摆起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宣王来见他。他先自定一套游戏规则，说人受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深、地位高。宣王只占了一条地位高，而我孟子占了两条，二比一，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孟子的朋友景丑责怪孟子说："我是常常看见齐王敬重您，而从未见过您何时敬重过齐王。"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孟子平时的气派与宣王对他的礼教周全。而孟子对景丑的回答是，我对齐王的敬重，体现为我为他指正道，而不是顺从他。在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中，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宣王位尊权重却没有一点蛮横之状。让人叹为"双得"：孟子得道，宣王得势。得道者自信自尊，得势者自抑自谦。真正的好学者，真正的好君王！

孟子还好骂。比如他骂杨、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但他更骂诸侯。他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对梁惠王、梁襄王这对资质禀赋远逊宣王的父子，他尤其恼火，一则当面骂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这简直是说出了专制君主的共同兽性——公开宣布："不仁哉！梁惠王也！"还一转身便在背后骂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当时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

由"大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人格史。我们再看看孟子"大丈夫"的表现。孔子是"畏大人"的，而孟子则越是在"大人"面前，越是昂藏一丈夫。他虽一介儒士，但因有充沛的浩然之气，有足够的道德自信，他才不会有什么卑躬之态呢：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嵟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孟子说："向当权的大人进言，要藐视他，别瞧他高高在上的样子。殿堂的基础数丈高，屋檐几尺宽，我即使得志，也不屑这样做。面前摆满食品，侍妾数百人，我即使得志，也不屑这样做。饮酒作乐、驰骋打猎，跟随的车子上千辆，我即使得志，也不屑这样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不屑于干的，而我的所作所为，都合乎古代的制度。我为什么怕他们呢？"

他们的那种种腐朽与堕落的生活，即使我得了志，也不愿意做，那我还为什么怕他们呢？真正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种正大光明，这种浩然正气，就是程颐所惧怕的"英气"、"大丈夫"气。孟子确曾专门论述何为"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居住于天下宽敞的住宅——"仁"，站立于天下正确的位置——"礼"，行走于天下广阔的道路——"义"，得志时，和人民一起实行这些，不得志时，独自实行这些。富贵不能使他的心智惑乱，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作大丈夫！

正如孟子的这种精神是时代之赐一样，二程、朱熹之流对孟子大丈夫人格的敏感与恐惧，也是与专制渐深、独裁渐酷的时代有关。与他们的反应一致的就有一个朱元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君王之一。他就不能容忍孟子。他年轻时不读书，只杀人。待到杀上皇位，才开始读书。一读，才知道那大名鼎鼎的在孔庙里配享孔子，受后人祭拜的孟子，原来对权势是如此的大不敬！专制魔王大动肝火了，他破口大骂："这老东西如果生在我明朝，他能免于一死吗？"为了抖威风，为了树立皇权神圣和不可亵渎的威风，他把孟子从孔庙中赶了出来，把他的书大肆删节。需要说明的是，他删去的部分，正是孟子对王权不敬的部分，也就正是二程、朱熹不喜欢的部分。我们可以想见朱皇帝对孟子的咬牙切齿的痛恨。我们由此完全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先秦而后，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能再出现孔子、孟子式的圣人。在最后一个大清王朝，满朝都是自称"奴才"的"贱人"。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文章能让千年之后的暴君恶棍如此咻咻不已，肯定是好文章。暴君的切齿声，是对文章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