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绪论第一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2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中国传统文化可谓中医学的“源头活水”。群经之首的《易经》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儒、道、释（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流派，均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影响着中医学，还直接参与了中医学的有关概念、范畴乃至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学的许多概念和理论，都是古代哲学和文化的直接应用。如儒家的“三才观”，促进中医学构建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型；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使得中医学的五脏系统等有了层级划分；儒家的“中庸”思想，影响中医学无论讲阴阳的对立统一还是五行的生克制化，无论认识疾病还是治疗疾病，都是以“中庸”为出发点和归结点：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和“天人合一”思想，则是中医养生学构建的基石。如果说儒家的崇阳思想使医家们重视人体阳气而提倡温补理论，那么道家的崇阴思想则影响了中医滋阴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释家虽然是外来文化，但自汉代传入后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中医学融合释家的“四大”说，进一步认识生命现象与疾病恋化，完善了中医药理论体系。释家缘起说与中医病因病机理论具有相通之处．释家的禅定也成为中医学养生方法之一；释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慈悲恻隐之心等思想，对高尚医德、医风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先秦诸子的兵家、法家、墨家、杂家等均对中医学有一定的影响。如兵家的整体思想、预防思想等，与中医学整体观念和养生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医道与兵道互为通融，互为启发，正如徐大椿（字灵胎）《用药如用兵论》所言：“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法家的反传统与历史进化论、“好利恶害”的人生观，墨家的“非攻”“兼爱”“天志”“明鬼”“非命”“尚贤”“尚同”思想，杂家的唯物自然观、义兵说等，均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秦汉以降，代有发展。晋隋唐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继承、提高以及临床各科大发展阶段，《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新修本草》《备急千金要方》等医书的问世，标志着分支学科在分化中日趋成熟。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理论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出现了中医学术讨论、交流与争鸣的新局面，涌现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字守真）、张从正（字子和）、李杲（字明之）和朱震亨（字彦修），分别开创了寒凉、攻邪、补土、滋阴的学术流派，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深化发展阶段，《景岳全书》《本草纲目》的问世，“命门学说”“瘀血理论”的提出，以及温病学派的兴起，标志着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近现代是中医学发展的系统化、多元化、理性化阶段。这一时期，在总结古代医学成果的同时，出现了中西汇通乃至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趋势，并围绕中医学基础理论，进行了深人广泛的研究。

（一）基础医学

《黄帝内经》全面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等。如在诊断疾病的方法上载有“三部九候诊法”“人迎气口诊法”“气口诊法”等。《难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充实了寸口脉法理论，建立了脉诊模式和方法，在中医脉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丰富了内脏解剖，阐微命门，创说元气，拓展了三焦理论等。西晋王熙（字叔和）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既阐明脉理，又分述三部九候等脉法，对后世影响很大。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从理论到临床均有新的发展。

宋金元时期，许多医家在继承了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使中医学术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陈言（字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详述“三因致病说”。刘完素以火热立论，用药以寒凉为主，被称为“寒凉派”，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主张“邪去则正安”，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称为“攻下派”；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治疗重在调补脾胃，被称为“补土派”;朱震亨倡导“相火论”，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被称为“滋阴派”。明代张介宾（字会卿）、赵献可（字养葵）提出的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养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复治疗，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术发展又取得了突出成就。吴有性（字又可）的《温疫论》，创立了“戾气学说”，提出了治疗传染病的较完整的学术见解，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桂（字天士）的《温热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吴瑭（字鞠通）的《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从而使温病学在证因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清代王清任（字勋臣）重视解剖，在《医林改错》中，不仅修正了前人在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而且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药物学继《神农本草经》之后，药物学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药物种类日益增多。陶弘景（字通明）的《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总结了魏晋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南北朝时期，雷敩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学专著，反映了汉以后药物加工技术的水平。

隋唐时期，药物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并由政府颁布了药典。如由李勣、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比欧洲《纽伦堡药典》早800多年。全书共收录药物844种（一说850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和文字加以说明，开创了图文并茂编撰药物学著作的先例。此后，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增补了大量的民间药物，并按药物的功效，将药物分为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种，为后世方药按功效分类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宋代，不仅十分重视道地药材和质量规格，而且药物种类明显增加，同时还总结出“十八反”“十九畏”等药物配伍禁忌，为后世所遵循。北宋政府组织重修并刊行《开宝本草》《嘉柏补注本草》《本草图经》等，极大地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唐慎微（字审元）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载药1558种，附方3000余首，将宋代本草学推向了高峰，成为本草学的范本，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金元时期，刘完素的《素问药注》，张元素（字洁古）的《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李杲的《用药心法》等，既发展了医学典籍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性理论，又注重药效原理的探讨，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理学特征。

明清时期，中药学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字东璧）的《本草纲目》，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自然分类法，将收载的药物分为16部60类，载药1892种，改绘药图1100余幅、附方11000余首，对16世纪以前的本草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而且还广泛介绍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国内外影响深。清代医家赵学敏（字恕轩）的《本草纲目拾遗》，全书共10卷，载药921种，其中新增药716种，对《本草纲目》作了重要的补充和订正，总结了16~18世纪本草学发展的新成就，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方药书籍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1977年出版的《中药大辞典》，通过广泛汇集古今中外有关中药的文献资料，对中药学进行初步的综合整理，共收载中药5767味。再版时增补了初版后近30年来有关栽培（饲养）技术、药材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炮制、现代临床研究等方面的中药研究成果，共收载药物6008味。

1999年版的《中华本草》，共34卷，其中1~30卷共收载中药8980味（藏、蒙、维、傣4个民族药卷另行出版），插图8534幅，内容涉及中药品种、栽培、药材、化学、药理、炮制、制剂、药性理论、临床应用等中医药学科的各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两千多年来本草学成就，是迄今为止所收药物种类最多的一部本草专著。

2014年版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共收中草药3880种左右。各药均按名称、来源、形态特征、生境分布、药材性状、道地产区、栽植要点、药理作用、功能主治等顺序编写，并附以墨线或彩色图。内容丰富，资料较准确可靠。

202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共四部）为中药，收载品种2711种，注重质量可控性和药品安全性内容的增加和提高，尤其在薄弱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标准的修订提高方面有所突破创新。

（三）方剂学

我国最早记载方剂的书籍是《五十二病方》、载方283首。《黄帝内经》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全书载方13首、并有君、臣、佐、使和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原则。《伤寒杂病论》总结丁汉以前临床实践经验、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配伍严谨，药味精当，疗效卓越，被后世尊称为“方书之祖”。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载方

5300

首。王焘的《外台秘要》，收载方

6000

余首。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是第一部国家组织编著的方书，收载方

16834

首。《圣济总录》共载方

2

万余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然载方仅为

788

首，但却是我国第一部成药处方典籍。明代朱棣的《普济方》、收载了

15

世纪以前所有方书的内容，共载方

61739

首，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