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 班恩夫人的出现

班恩夫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把那些幽居的贵妇留在身后吧，把她们的对开本留在花园里吧，她们写书不过是自娱自乐，既没有读者，也得不到评论。我们要来到城里，和街上的普通百姓摩肩接踵。
班恩夫人是中产阶级女性，普通百姓的种种美德她都有：风趣、活泼、勇敢。因为丈夫身故、自己的生意失败，她不得不靠才华来谋生路。她不得不和男人们一样，在同等条件下谋生。她非常勤奋地挣钱，因而生活无忧。
这一点极其重要，甚而比她写出的作品本身更重要——甚至包括杰出的诗作《千次殉道》和《爱在奇妙的胜利中》——因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心智终获自由；也不妨这样说：从这一点出发，假以时日，被解放的心智就有可能随心所愿，写出真心想写的诗句。
既然阿芙拉·班恩做出了榜样，姑娘们就能去跟父母说，你们不用再给我零花钱了，我可以靠笔杆子养活自己。但事实上呢？班恩夫人过后的很多年里，姑娘们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好啊，像阿芙拉·班恩那样过日子！那还不如死了好！”话音未落，门也被迅速甩上，快得前所未有。
在此，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个意义深远的有趣话题，即：男人如此看重女性的贞操守节，甚而影响了对女性的教育，若有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学生愿意深入研究一下，兴许会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来。
书的卷首插图可以用这幅画：达德利夫人珠光宝气地坐在蚊虫纷飞的苏格兰荒野中。达德利夫人辞世的那天，《泰晤士报》撰文写道：达德利勋爵是“一位品味高雅，多才多艺的先生，心地慈悲，乐善好施，却专横得离奇。他坚持要夫人盛装打扮，哪怕去苏格兰高地狩猎，在最偏僻的木屋里也要如此。他为她戴上数不清的高贵耀目的珠宝”诸如此类，“他给了她一切，却从不让她担负哪怕一点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她便一直服侍他，自此之后，以过人才干打理他的庄园。时值十九世纪，那种离奇的专横依然存在。
回到正题。阿芙拉·班恩证明了一点：牺牲一些令人赞许的美德，或许就可以靠写作赚到钱；如此一来，写作也就渐渐不再被视为愚钝或心智错乱的标志，而具有了切实可用的价值。
丈夫可能先死，家里可能遭到天灾人祸。自十八世纪伊始，数以百计的女性为了给自己挣点零花钱或补贴家用开始做翻译，也写了很多蹩脚的小说；那些书，在如今的教科书中是不被记载的，但在查令十字街“四便士一本”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
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女性的思想极度活跃——她们做演讲、组织集会，撰文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都基于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女人可以靠写作来赚钱。没人付钱，物事就显得轻薄；有人付钱，同样的物事就有了身价。人们依然大可嘲笑她们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们可以把钱放进自己的钱包了。
于是，到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转变已发生，若由我来重写历史，我要充分描写这一转变，并且明确表态：其意义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大。
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
如果说《傲慢与偏见》很重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也都不可忽视，那么，女性写作的意义就远远不是我在这一小时讲演中所能证明的，因为其意义在于：不仅仅是那些幽闭乡野、在自己的对开本和外人的逢迎中孤芳自赏的贵妇们，而是从整体上而言，女性群体开始写作了。
没有那些先驱，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不会写出她们的作品，正如莎士比亚不能没有马洛，马洛不能没有乔叟，而乔叟也不能没有那些已被遗忘了的诗人，是他们雅驯了自然语言中的粗鄙之处，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所有的杰作，都不是孤立地横空出世的，而是经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单一的作品发声，但响彻其后的是众人经验的共鸣。
简·奥斯汀应该在范妮·伯尼的墓前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向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伊丽莎白·卡特1——那位勇气可嘉的老妇人坚持在床头拴铃铛，催促自己早起学希腊文——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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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卡特
Elizabeth Carter（1717-1806），英国女诗人、作家、语言学家、翻译，是位多才多艺、勤勉不懈的博学家，享年88岁。
而所有女人都应当去阿芙拉·班恩的墓前献花，虽然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事曾令世人惊愕讪笑，但其实是极妥当的，因为正是她为所有女性赢得了表达心声的权利。尽管她名声不佳，情事风流，却正是因为她，我今晚叫你们用自己的智慧每年赚五百英镑才不至于像是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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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我们到十九世纪初了。在此，我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书架上摆放的全是女作家的书。可我扫视书架后，不禁想问：为何除去极少数的几本，她们写的全是小说？文学创作最初的冲动应该是作诗。“诗歌之尊”就是一位女诗人1。在法国和英国，女诗人的地位都要高于女小说家。
再看看那四个著名的作者名，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通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简·奥斯汀吗？她们都没有孩子，但除了这一点，似乎没办法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像四个格格不入的人物无法凑成共处一室的场面——正因为这样，臆想她们相聚并相谈才显得格外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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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语出英国诗人斯温伯恩。
然而，不知受了什么力量的左右，她们一旦动笔，竟然都写起了小说。
我在想，这和她们都出身于中产阶级有关吗？和十九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共用一间起居室有关吗——也就是后来的艾米莉·戴维斯小姐2所极力论证过的事实？女性要写作，只能在家庭成员共用的起居室里写。恰如南丁格尔小姐所愤慨抱怨的——“女人就没有半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总有人打扰她。但即便如此，相比于写诗或戏剧，在起居室里写散文和小说终究是要容易一点，所需的专注力也没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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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戴维斯
Sarah Emily Davies（1830-1921），英国女权主义者，曾参与创建英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简·奥斯汀就这样写了一辈子。她的侄子在为她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她能完成这一切，着实令人惊叹，毕竟，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很谨慎，不让仆人、访客或是任何外人对她的写作事业有所猜疑。”1简·奥斯汀会把手稿藏起来，或是用张吸墨纸盖住。
而且，在十九世纪初，女性接受的所有文学训练都在于观察人物、分析情感。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感知力一直都在人来人往的起居室中受到熏陶。人们的喜怒哀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始终在她眼前流转。因此，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写小说。但虽说如此，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四位著名女作家中，其实有两位并非天生的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长诗剧作，乔治·艾略特应把她磅礴的思想施展在历史或传记的写作中，并同时挥洒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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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简·奥斯汀》
由她的侄子詹姆士·爱德华·奥斯汀-利著。——原著注。
然而，她们写的都是小说；不仅如此，她们还写出了相当优秀的小说，想到这儿，我把《傲慢与偏见》从书架上拿了下来。我们完全可以不带夸耀也不至于让男性难堪地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好小说。
无论如何，假如有人发现你在写《傲慢与偏见》，你绝对不必感到羞怯。可是，门轴吱嘎作响却会让简·奥斯汀庆幸，因为别人还没进屋，她来得及藏起手稿。在简·奥斯汀看来，写《傲慢与偏见》多少有点见不得人。
我倒是很想知道：要是简·奥斯汀认为不必在访客面前掩藏手稿，《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我读了一两页，但找不到任何迹象能证明生活环境影响了她的创作，一丝一毫都没有。
这，或许才是此书神奇之所在：一个女人在1800年前后写作，心里既无怨恨，也无辛酸，没有恐惧，也没有抗议或说教。
我看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当人们将莎士比亚与简·奥斯汀相提并论时，所对照的重点应该是两人创作时都是心无杂念；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并不了解简·奥斯汀，也不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本人融入了她所写的字里行间，莎士比亚也一样。
要说那样的环境给简·奥斯汀带去什么不利因素，那就是：将她限制于一种狭隘的生活。那时候的女人不可能独自出门闲逛。她未曾旅行，未曾乘马车穿行于伦敦，也未曾独自在饭馆里用餐。不过，得不到的那一切，简·奥斯汀也未必想要，这可能就是她的天性。她的天赋与她的处境完全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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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的情况与之不同，现在我翻开了《简·爱》，把它搁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
我翻到了第十二章，看到了“招来某些人的非议”这句话，我真是纳闷，夏洛蒂·勃朗特有什么能让人非议呢？我读到简·爱趁费尔法克斯夫人做果冻的时候爬上了屋顶，眺望远方的田野。然后，她开始渴望——就是因为这个，勃朗特才会被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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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拥有超越这一切的视野，直抵繁华的世界，那些我虽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喧嚣城镇和地区。我也渴望拥有比眼下更丰富的阅历，结交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见识到更多形形色色的个性。我很珍视费尔法克斯夫人的美德、阿黛拉的优点，但我相信世上还存在更显著的德性，凡是我信奉的，我都渴望能亲眼目睹。
“谁会有所非议呢？无疑会有很多人说我贪心，不知足。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天生就有不安、不满的心灵，时常烦扰，让我痛苦……
“强调人类应当满足于平静的生活，无异于徒劳的空话。人应当有所行动，要是找不到机会，那就该自己创造。
“与我眼下的处境相比，成千上万的人注定要承受更寂灭的生活，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默默反抗既定的命运。在这尘世间，芸芸众生之中，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酝酿着这种抗争（我们暂且不提政治性的反抗）。
“世人总认为，女人应当安安静静，但女人的感受跟男人的一样；女人和兄弟们一样，也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也需要有用武之地；如果受到太严厉的束缚，过着绝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女人也会和男人一样感到痛苦；如果那些得天独厚、占尽先机的男人们说女人们只消满足于做布丁、织长袜、弹钢琴、绣花布包，那他们的心胸也未免太狭隘了；如果女人希望打破常规，获得世俗认定女性应守的规范之外的更多学识和成就，为此谴责或讥笑她们的人也未免太轻率了。
“那些时刻，我独自一人，常常听到格雷斯·普尔的笑声……”

我觉得这是一处生硬的转折。突然扯出格雷斯·普尔，未免让人扫兴。行文的连贯被打断了。
我把这本书搁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继而想到，人们或许会说，写出这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如果你把这段话从头到尾地读完，留意到文字间的突兀急转，留意到那种激愤，你就会明白，她永远无法把自己的才华完整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作品注定会扭曲，会走形。行文本该冷静，她却带了怒火去写。本该笔藏机锋，她却写得愚笨。本该塑造角色，她却写了自己。她是在对抗命运。她怎能不受尽钳制和压抑，乃至早早离开人世呢？
我忍不住开始玩味一个念头：要是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有三百英镑，那会怎样——可这个笨女人以一千五百英镑一次性卖断了几本小说的版权——如果她对这个大千世界、对那些充满活力的城镇乡郡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人生阅历，与更多同道中人多些交往，结识更多各色人等，那又会怎样呢？
在那段文字中，她不仅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不足，也点明了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欠缺之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如果不是在寂寥地眺望远方的田野中消磨天赋，如果允许她去体验、去交际、去旅行，她的才华将会换取何其丰盛的收获。
但她不能去，这些事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被禁止的，我们只能接受一个事实：《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写出这些出色小说的每一个女人都没有更多阅历，顶多只能进出体面的牧师的家门；这些小说都是在体面家庭里的共用起居室里写成的；而这些女人们穷得连纸都不能一次多买几叠，好去写《呼啸山庄》或《简·爱》。
没错，她们中的一位，乔治·艾略特，在历经磨难后终于摆脱了这种困境，但也只能隐居在圣·约翰森林中人迹罕至的别墅。
即便隐居在那儿，她依然处在世人非议的阴影之下。“希望人们可以理解，”她这样写道，“任何未曾请求前来的人，我都不会邀来看我。”这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个有妇之夫同居吗？哪怕只是看她一眼，不就会折损史密斯夫人或任何顺路拜访的人的清白吗？她必须屈从于社会习俗，必须“自绝于所谓的尘世”。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却有一位男士，时而毫无顾忌地和这个吉普赛姑娘或那位贵妇名媛厮混一处，时而奔赴战场，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生，再后来，当他开始写书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要是托尔斯泰也与一位“自绝于所谓的尘世”的有夫之妇隐居在修道院里，无论从中得到的道德教训是多么启迪人心，我想，他恐怕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战争与和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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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小说创作”以及“性别之于小说家的影响”，我们或许还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不妨闭上双眼，把小说想象成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小说是造物，却拥有某种镜面属性，能映照出生活本身，当然，也有无数简化和变形的部分。无论如何，小说是一种可以在人心中投下其形态轮廓的结构体，时而是方形，时而是塔状，时而向外伸出侧翼和拱廊，时而向内收缩成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样的紧凑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