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3 回忆起几部消暑

我回忆起几部著名的小说，心想，最初，这种形态始于与之相称的某种情感。但这种情感立刻就会融入别的情感，因为，这种形态的构成并非基于砖石与砖石的垒砌，而是由人与人的关系造就的。
由此，一部小说会在我们心中激起各种矛盾对立的感情。与生活相抵触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所以，谈及小说好坏时，人们难以达成一致，个人的好恶偏见会让我们摇摆不定。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主人公约翰——必须活下去，要不然，我会悲痛欲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唉，约翰，你必须要死，因为这是小说的形态所必需的。
与生活相抵触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既然生活部分地反映在小说中，我们就将小说当作生活去评判。有人会说：我最讨厌詹姆士这种人。或是：这真是一派胡言乱语，我自己从没有过这种感受。想想任何一部经典小说就能明白，整体结构显然是无限复杂的，因为那是由众说纷纭的判断、各式各样的复杂情感所构成的。
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写就的小说却显得浑然一体，一两年内就广为流传乃至长盛不衰，英国读者所领会到的意思，可能和俄国读者、中国读者所领会到的并无二致。不过，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的书非常稀少。
在这些罕见的传世之作中（我想到的是《战争与和平》），能让不同的判断和情感完美契合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真诚”，当然，这和不赖账、危难时保持体面磊落之类的事没有关系。
我们所说的，是小说家的真诚，是指小说家让人相信：这是真实的。读者会想，没错，我永远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我从没见过有人会那样做；可你让我相信了，那好吧，就让事情这样发生吧。
我们阅读时，会将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凑到亮光下打量——这非常奇妙，大自然似乎给予了我们一种内在的光亮，可以让我们看清小说家是诚实还是虚伪。也可能，是大自然在最不理性的冲动下，用隐形墨水在心智的四壁写下了预兆，等待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来印证：只有在天才的火光照耀下，一笔一画才能显形。昭然若揭时，你眼看着隐言复现，必会欢呼：这不正是我一直感受、了解并且渴望的吗！你心潮澎湃，近乎崇敬地合上书页——仿佛那是一样可以重温再品、终生受用的珍宝——再把它放回书架。我就是这样拿起《战争与和平》再放回原处的。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读到、品到的是蹩脚的句子，初读时让你产生热切共鸣的只是浮夸的瑰丽词藻，并且止于词藻；似乎有什么在检验它们能否往深远里发展，或是揭露出那个边角里的几笔淡淡的涂写，这儿的一团涂污，没有完整、充分的整体，那你只能失望地叹息一声，说，又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里有败笔。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小说都会有败笔。想象力过于紧张，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洞察力也混淆不清，不能再辨明真假，无力维续这种时时刻刻都要求调动不同才能的繁重劳作。
但看着《简·爱》和其它小说时，让我思忖的是：小说家的性别怎么会影响到凡此种种？女小说家的性别怎么能妨碍她的真诚，亦即我所以为的作家的脊骨？
从我摘自《简·爱》的那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气削弱了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诚挚。她偏离了本该全心全意去写的小说，转而去宣泄个人的积怨。她想起自己本该经历却极度欠缺的生活——她想自由自在地周游世界，却不得不困在某个教区牧师的家中缝补袜子。愤恨油然而生，她的想象力也因此偏离正道，而我们察觉得到这种偏离。
更何况，她的想象力不仅因愤怒牵扯而被引入歧途，还受到了很多别的影响。譬如说：无知。罗切斯特的形象好比是在黑暗中画就的。我们能感受到那幅画面中的恐惧感；同样，也能始终感受到尖酸刻薄——那是压抑的结果，是郁积在她激情之下的暗火，是让这些出色的小说痛苦痉挛的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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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就是这样与真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的价值观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价值观。显而易见的是，女性和男性所创造的价值常常很悬殊，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差别；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总是男性价值观。简而言之，足球和体育是“重要的事”，崇尚时尚、添置衣装则是“琐事”。
这类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进入了小说。评论家会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因为它论及战争；那一本就无足轻重，因其描写的是客厅里一众女眷的情感。战场上的场景显然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的微妙差异随处可见。
因此，论及十九世纪早期小说的整体构造，如果作者是女性的话，她在构思时就得稍稍扭转原本的思路，迁就世人公认的标准，改变自己原有的见解。
只需翻开那些已被遗忘的旧小说，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便知道作家是在顺应评论界；她要么逞强，要么示弱；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又抗议说她“跟男人不相上下”；要么温顺羞怯，要么激愤发怒，如何应付批评，全由她的性情而定。但无论态度怎样，她所关心的都不是作品本身。
她的书，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核心里有缺陷。我想到，所有这些女人写的小说散佚于伦敦的旧书店，俨如果园里的长着疤痕的小苹果。核心里的缺陷令它们整个儿烂掉。她为了迎合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
不过，恐怕也不可能让她们不那样左右摇摆。在男权一统天下的社会里，面对所有那些批评，要有何等的才华，何等的真诚，才可能不为所动，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主见？
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做到了。在她们应得的冠冕上，还有一根或许是最精美的翎羽：她们用女人的方式写作，没有像男人那样去写。
那个年代，成百上千的女性小说家中，只有她们，毫不理会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一成不变的训诫——要这样写，该那样想。只有她们，对喋喋不休的声音充耳不闻——时而埋怨，时而训教，时而专横，时而悲悯，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慈祥地谆谆教诲，这些声音就是不肯让女性有片刻安宁，非要对着她们发声，像一本正经的女教师，或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那样，时时刻刻对她们耳提面命，要她们温文尔雅；甚至把对性别的评判1也纳入诗歌批评之中，告诫她们，如果想要出类拔萃，甚或赢得炫目的奖项，那就必须在那位绅士认为妥当的范畴内循规蹈矩，“……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2
这句话一针见血，道破了这个问题的真相，而我要告诉你们：这并非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想你们也会同意，不管这句话现在读来是多么好笑，但在一个世纪前却代表着更有说服力、更为人津津乐道的主流观点——我并不打算翻旧账，只是随机缘巧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回想1828年，一个年轻女人必须意志坚定，才能抵制所有那些非议、苛责，甚或奖赏的诱惑；她必须有叛乱者般的蛮勇，才能煽动自己：哎呀，但他们无法收买文学。文学对每个人都敞开大门。我不许你把我赶出这块草坪，哪怕你是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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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沉迷于一种形而上的目的，这种执迷对女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像男性那样，在衷爱修辞的时候能保有健全的态度。女人在这方面的欠缺是很奇怪的，毕竟，她们在别的方面通常比男性更简单、更物质化。”《新标准》（New Criterion）,1928年6月——原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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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像那位记者一样，也就会相信：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简·奥斯汀[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她是如何优雅地做到这一点……）。”《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1928年8月——原著注。
要把图书馆锁上，你就锁上吧，
但你锁不住我自由的心智，

因为那是没有门、
没有锁、
没有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