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4 所谓贞洁

所谓贞洁，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裹挟在每一根神经、每一种本能的纠缠之中，若要剥去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莫大勇气。
对女诗人、女剧作家而言，在十六世纪的伦敦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窘，可能足以将她逼上绝路。就算她可以侥幸地存活下来，过度紧张、趋向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写下的文字扭曲、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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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
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
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一部女性创作的戏剧作品，我心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这是贞洁观对女性的要求，哪怕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依然遗风犹劲。从柯勒·贝尔1、乔治·艾略特、乔治·桑2等女作家的作品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人的名字做笔名，却只是徒劳地掩匿自己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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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克里
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
这样做，只是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就算惯例不尽然是由男人们树立的，却无疑是他们大力鼓吹的（伯利克里1曾说过，女人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被人津津乐道，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
基于这种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才被认定是为人所不齿的。她们骨子里就有隐姓埋名的倾向；深藏不露的渴望依然掌控着她们。
即便到了当代，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经过墓碑或路牌时，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完全不像阿尔夫、伯特或查斯之流，必定会听从本能，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或哪怕看到一条狗，都会喃喃自语：这狗是我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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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当然，未必是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林荫大道，所以，也可以是一块土地，或一个黑色卷发的男人。
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也可以径直走过，不去奢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子。
所以，那个拥有诗情天赋的十六世纪女子必定是不幸的，必定是个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诗文机杼，都得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是，她的人生况景、天性本能却尽与之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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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问：什么样的心境最有益于创作呢？对于催生写作这种奇怪的活动，并使之可能完成的心境，有人能以一言蔽之吗？
此刻，我翻开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譬如说，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那绝对是自古以来最适宜写诗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尊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在不经意间、偶然得知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
或许，十八世纪以前，确实没有哪位艺术家谈过自己的创作心境。首开先河的人大概是卢梭。不管怎样，自我意识到了十九世纪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人们大都喜欢在忏悔录或自传中描述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
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境如何，却能知道卡莱尔1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所经历的境况，也知道福楼拜在书写《包法利夫人》时所经历的一切，还有济慈试图以诗歌来抵制死之将至和冷漠世间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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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
从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式的现代文学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写出任何一部天才之作都堪称历经磨难的壮举。事事都在妨碍作家将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无缺地写下来。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何况，还有显而易见的世人的冷漠，让这件事越加艰难，越加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写历史，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这个世界毫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词，卡莱尔是否谨慎查证了此一事或彼一事。
显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对它不需要的东西给予报酬。所以，诸如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的那些作家无一不受苦，尤其是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轻时代，他们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干扰与挫败。那些忏悔录和自述文本中传递出的是一种诅咒，一些怆痛的呼号。“伟大的诗人死于悲惨”——他们的咏叹往往承载着这样的主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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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但凡能熬过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都算奇迹；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圆满实现作者最初的构思，完整又完美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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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书架上的空当，我心想，这些千辛万苦对女性来说岂不是更让人生畏？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如果仅能置办衣装的零花钱都得仰仗父亲的慈悲，她就根本没有余裕去找些慰藉，像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那些穷诗人，起码还能去徒步旅行、去法国散散心、找间独立的寓所栖身，哪怕条件再简陋，最起码能躲开家人的唠叨与专横。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世人的无动于衷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但若换作是她，世情的冷漠就将变为敌意。对他们，世人会说：想写就写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世人不会这样说，只会冷嘲热讽：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再次看向书架上的空处，想到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现在是时候测量一下挫折对艺术家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影响了，就好像我曾见过乳制品公司使用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喂养老鼠，再根据老鼠的体型做出量化结论。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并列摆放的两只笼子，一只畏畏缩缩的，胆子小，个头也小；另一只毛色光亮，胆子大，体型肥硕。
那么，我们喂给女艺术家们的营养又是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餐桌上的梅干和蛋奶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读一下伯肯赫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真心不想费神去抄录这位爵士对女性写作的见解。也暂且不援引英奇教长的话吧。哈莱街的专家们尽可叫嚣，激起整条哈莱街的回声共鸣，但丝毫不能令我有所动。
我要摘引的，却是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在剑桥大学曾显赫一时，还给格顿学院和纽汉姆学院的学生们出过考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宣称“阅完任何一份试卷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就智力而言，最优秀的女人比最差的男人更低下”——他就是靠这种结论才受人敬重，被推举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说罢，勃朗宁先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头，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发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勃朗宁说道）‘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性相当高尚。'”
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里，幸好有这样两幅画面能够互相补全，才让我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完整地去诠释大人物们的高见。
现在的人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论断，但哪怕只是五十年前，这种话从大人物嘴里说出来肯定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不妨假设，有位父亲出于最善良的动机而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断然指出：“妇女存在之本质，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侍候男人。”……不胜枚举的大男子主义观点都在强调：对女性的才智，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算那位姑娘的父亲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也可以读到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十九世纪读到，这类文辞也会让人心灰意冷，对她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
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菌害已不再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们。但对画家们来说，其流毒仍在。根据我的想象，哪怕是当下，这种毒害对音乐家们来说仍很活跃，毒性尤强。女作曲家们的地位，仍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的地位相同。
我想起了自己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用同样的言语讽刺了传教的女人。在此，我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就在1928年，又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了试图作曲的女人们：“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1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论及女传教士时所说的至理名言，只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女人作曲，就像小狗要用后腿走路一样。它自然是走不好的，但让人吃惊的是它竟然会想去这样做。'”2
历史竟能这般精准地重复上演。
就这样，我合上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推开了其他人的，我的心中已有定论：很明显，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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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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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不过，暂且抛开贝斯伯勒夫人，我又想到，如今看来有趣的笑谈，也曾被极为严肃地认为非同小可。
我敢说，如今被标以“奇谈”，当作儿戏般在夏夜读给少数人听的闲谈逸事，也曾一度催人泪下。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有好多女人曾为这些故事哽咽、拭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更是放声痛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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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挺好，可以读大学，有自己的起居室——也许该称作卧室兼起居室？——你们大可以说，天才对这些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
不幸的是，恰恰是天才男女最在意众人的议论。想想济慈吧，想想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的铭文。再想想丁尼生吧，想想——不过，我似乎不必再举出更多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艺术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说。文学世界里尸骸遍地，尽是对世人的评价过于介意，乃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男人们。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递增了他们的不幸。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创作是一种非凡奇妙的努力，要直抒胸臆，把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地写下来，就需要艺术家心境明净。看着我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猜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必定没有阻滞，也没有未被消融的杂质。
尽管我们说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已经论及莎士比亚的心境了。
相比较于多恩1或本·琼生2，又或是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所有忿恨、怨气和憎恶。没什么“秘闻”能让我们联想到这位作家。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见证艰辛与不公，诸如此类的一切渴求都由他内心喷薄而出，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歌从他心中自由自在地倾泻而出，无挂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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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多恩
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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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琼生
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