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 不可能在十六世纪

你不可能在十六世纪找到任何一位女性能有这种心境。
只要想想伊丽莎白时代的墓碑雕像上的孩童合掌跪地，想想孩子们的早夭，再看看他们家中阴暗、逼仄的小房间，你就能明白：那时候的女人没可能吟诗作歌。你只能指望晚近年代里兴许有位富贵人家的淑女，倚仗着相对而言的自由和闲适，将自己的作品署名出版，情愿冒着被人视作怪物的风险。
当然，男人不都是势利眼——我要很谨慎地说下去，以免和丽贝卡·韦斯特一样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但他们多半是带着同情心去嘉许某位伯爵夫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懈努力。
你极有可能发现一位有头衔的女士得到更多鼓励与赞扬，远远超过某位不为人知的奥斯汀小姐或勃朗特小姐在那个时代可能得到的所有美言。但你也很可能发现，她的心境被诸如恐惧、愤恨等外界情绪干扰，而这在她的诗作的字里行间都有迹可循。
就拿温切尔西夫人1来说吧，想到这儿，我从书架上取出她的诗集。她生于1661年；出身于贵族世家，继而嫁入贵族名门；她没有子女；她写诗，但一翻开她的诗卷就能听到她在女性地位的问题上所宣泄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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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切尔西夫人
Countess of Winchilsea（1661-1720），本名Anne Finch，英国女诗人，早年是查尔斯二世王宫里的命妇，后因拒绝效忠威廉王而离开宫廷，之后在乡间居住二十余年，安妮女王在位时期，她与家人才回到伦敦，发表诗集。
我们沉沦到何等地步！沉沦于错误笃信的陈规，
是教养令人愚昧，而非天生如此；
被阻挡在一切令心智发展的进步之外，
就这样变得呆滞无知，如人所愿，听任摆布；
若有人想脱颖而出，
心怀更热切的梦想，张扬勃勃野心，
必会遭到一派强烈阻挠，
渴望发展的希望，终不能敌过恐惧。

显然，她的心境绝不能算“尽除杂念，澄明清净”，而是彻底相反：怨恨不平令她恼怒，令她分心。在她心中，人类分为两派。男人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男人可恶又可怕，因为他们有权力阻挠她奔向心之所向——也就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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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一个尝试握笔书写的女人，
被认定是肆意妄为的怪物，
无论什么美德都救赎不了这种过错。
他们说，我们错用性别，有失仪态；
优美的礼仪、时尚、舞蹈、装扮和游乐，
才是我们理应追求的成就；
写作、阅读、思考，或是探索，
会令我们的美貌失色，年华耗尽，

让追求我们青春的人望而却步，
但呆板地打理无趣的家务事
却被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最大的用处。
其实，她不得不假定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版，才能自勉于创作。再以哀伤的吟咏来抚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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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寥寥数友与自己，吟出哀歌，
因你从未觊觎月桂成林；
隐于幽暗树影下，你该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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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而易见的是，假如她能够令心境从愤恨和畏惧中解脱出来，别再令心灵充满痛苦和怨怼，她的心就仍像炽燃的火焰，字里行间就会流露出纯粹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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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丝线永织不出，
无可仿效的朦胧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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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1889-1957），英国作家，非常多产，出版了六十余部散文、评论和小说，与劳伦斯、艾略特等文人私交甚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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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诗句得到了默里先生1的赞许，这是很公允的。据说还有蒲柏，他不仅记住了这些诗，还曾在自己的诗中仿效了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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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黄水仙战胜了虚弱的头脑；
我们昏沉在芬芳的痛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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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与自然和谐、与思想同步的女人，却被逼到发怒发恨，这实在令人遗憾。可她又能怎么办呢？想到旁人的冷嘲热讽、谄媚者的奉承、职业诗人的疑忌，我不禁如此自问。
想必，她是把自己关在乡间小屋里写作的，哪怕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婚姻尽善尽美，恐怕还是会因顾虑和苦涩而心碎。我说“想必”，是因为但凡有人想探寻温切尔西夫人的史料，照例会发现，我们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她饱受忧郁之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倒是有几分把握，因为她的诗句分明在告诉我们，陷入忧郁时她有怎样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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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句备受诋毁，
我的努力任人非议
是愚蠢的徒劳，或放肆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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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所谓遭人非议的努力，不过是无伤大雅的田间漫步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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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乐于追索非凡物事，
远离司空见惯的套路，
褪色的丝线永织不出，
无可仿效的朦胧玫瑰。

1
约翰·盖伊
John Gay（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乞丐歌剧》（The Beggar 's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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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她的乐趣所在、习惯使然，那理所当然会被人嘲笑；据说蒲柏或盖伊1就曾讽刺她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还是据说，她也曾嘲笑过盖伊，因此得罪了他。她
说他的诗作《琐事》表明“他更适合抬轿子，而不是坐在轿子里”。不过，这都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默里先生这样说，而且“很无趣”。

2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
Duchess of Newcastle-upon-Tyne（1623-1673），全名Margaret Lucas Cavendish，英国贵族出身的诗人、散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学者、科学学者。代表作：乌托邦科幻小说《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自传《我的出生、教养及生活的真实关系》（A True Relation of my Birth, Breeding, and Life），自然哲学散文集《自然哲学基础》（Grounds of Natural Philosophy）等。
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敢苟同于他，反倒认为哪怕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也是多多益善，以便我能找出，甚或拼凑出这位忧郁夫人的模样；她喜欢在田间漫步，喜欢对非凡物事产生奇思妙想，还会犀利、轻率地鄙视“无趣的家务事”。但默里先生说她渐失章法。她任才华散漫芜杂，如同杂草遍长，荆棘束绕；再也没有机会展露出早先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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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而去看另一位贵妇人：被兰姆爱恋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没有心机、耽于幻梦的的玛格丽特2，她比温切尔西夫人年长，不过也算同时代人。她们两人非常不同，虽然同为贵族，都没有子嗣，也都嫁给了最好的丈夫。两人都对诗歌有满腔热忱，也一样为此形容憔悴，身心俱伤。
翻开公爵夫人的书，也一样能看到怒火喷发：“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般生活，像牲畜般劳作，像虫子般死去……”玛格丽特也一样，本可以成为诗人；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她那样勤勉的人总可以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
但在那个年代，有什么能束缚、驯服或教养那般狂野、充沛而又未经雕琢的智慧，令其为人所用呢？那般才智竟只能兀自喷薄，肆意流淌，杂乱无章地汇流于韵文和散文、诗歌与哲学的激流中，凝固在无人问津的四开本或对开本里。本该有人把显微镜递到她手中。本该有人教她仰望星空，并以科学的方法去思考。
她的才智是在孤独与自由中发展的，没有人指正，也没有人教导，只有学者们的逢迎，宫廷里的奚落。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1抱怨她的粗鄙——“竟来自一位出身名门、又在宫廷中得到教养的贵妇”。她就将自己幽禁在韦尔贝克了。这位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会让人想到何其孤独、又何其混乱的画面！似有一株巨大的黄瓜在花园里猛长，压覆了玫瑰和康乃馨，令它们窒息而亡。
这个曾写出“最有教养的女人莫过于心智最开明的女人”的女人却把时间虚掷于涂写废话，甚而在昏聩荒唐中愈陷愈深，以至于她出行时会有人围堵她的马车，蜂拥窥视，这是何等的暴殄天珍。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已被视为老妖婆，足以吓唬那些聪明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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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奥斯本
Dorothy Osborne, Lady Temple（1627-1695），英国贵妇，曾出版书信集。后文中的坦普尔即她的丈夫威廉·坦普尔爵士。
这时，我想起多萝西·奥斯本2曾在写给坦普尔的信中提及公爵夫人的新作，便放下公爵夫人的书，打开了多萝西的书信集。“这个可怜的女人果真有点错乱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荒唐，竟大胆地去写书，写的竟然是诗集，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
既然神志清醒的端庄淑女不能写书，所以，多萝西，这位敏感又忧郁，性情和公爵夫人大相径庭的女人就什么都不曾写过。写信并不算写作。女人尽可以安坐在父亲的病榻旁写信，也尽可以在炉火旁写信，不去打扰男人们的交谈。
但奇怪的是，我一边翻看多萝西的信件，一边赞叹这位无师自通、籍籍无名的姑娘在遣词造句、描摹场景的方面颇有天资。且听听她所写的：
“吃过饭，我们坐着闲聊，直到他们说到B先生我才离开。一天里最热的时段就在读读书、做做活儿中打发了，大约六七点钟，我走出家门，到了附近的公地，好多年轻的乡下姑娘在那儿放羊、放牛，她们都坐在树荫下唱民谣。我走过去，将她们的嗓音和美貌比照我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牧女，我发现二者大不相同，但请相信我，她们的天真无邪和古代牧女完全一样。我和她们聊起来，发现她们无欲无求，只想让自己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我们聊天的时候，常有一位姑娘东张西望，发现她家的牛跑进了田里，不一会儿她们就都跑光了，好像脚后跟长了翅膀。而我呢，没那么身手矫捷，只有待在那儿，等我看到她们把牛羊都赶回家时，我想我也该回家了。吃过晚饭，我去了花园，走到小河边就坐了下来，但愿你就在我身边……”你可以指天发誓：她确实有写作的潜质。可惜，“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就连极具写作才能的女人都能说服自己相信写书是荒唐事，甚至会暴露自己的错乱，你就能明白：反对女性写作的声音是何等不绝于耳。
所以，我又把多萝西·奥斯本那本薄薄的信札放回书架，换成了班恩夫人1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