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苏联拒绝帮我国造核潜艇，毛主席大怒：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正在北京中南海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伏案审视着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这份文件是聂荣臻以自己的名义亲笔起草的，1958年6月间，我国的第一座实验原子反应堆投入试验，由苏联“转让制造”的常规动力潜艇也已建成。一直致力于统领全国科技战线重任的聂荣臻在召集各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开会研究后，完成了这份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

中国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转，在国防利用方面，也应早作安排。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为什么聂荣臻会如此迫切地提出要研制核潜艇呢？因为在1954年1月，美国的核潜艇“鹦鹉螺”号正式下水。从1954年1月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鹦鹉螺”号总航程达62526海里，仅消耗了几千克铀，其间，它还成为第一艘在水下航行到北极点的潜艇。这是继原子弹爆炸后，再度震惊世界的大事。

正是由于核潜艇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令核武器的威慑力大大增强，其作用绝非常规武器能比。所以现代的军事家们称：“如果发生战争，一个国家全部被摧毁，只要海洋深处有一艘未被打击的导弹核潜艇，它将携带的导弹从水下发射出来，几乎可以摧毁敌对国家所有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目标！这是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令人可怖的魔王！”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郑重地在上面批阅了“同意”的字样。这一瞬间，意味着中国人站在研制生产核潜艇的起跑线上。

不久以后，我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迅速启动，成立了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任组长，张连奎任副组长，刘杰、王诤任组员的四人小组，具体负责领导核潜艇研制工作。

但当时我国作为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研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谈何容易？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希望苏联能给我国提供技术援助。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带领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他主动提出了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的请求。

不料赫鲁晓夫却说：“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

这样的回答自然令毛泽东十分生气，赫鲁晓夫又继续说：“我们关心组织联合舰队的建议，希望有个满意的回答！我们要在你们这里建立长波电台，以便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时，舰船能在你们这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船员上岸休假。”

毛泽东不禁大怒，一个刚刚结束饱受列强欺辱的民族，哪能再让别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横冲直撞、发号施令？他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10月1日，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等领导人检阅国庆的游行队伍。赫鲁晓夫指着正从天安门前通过的一支民兵方队，对毛泽东说：“这，将是核导弹下的一堆肉。”他还阴沉着脸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话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依靠苏联援助研制核潜艇自然不必再提。毛泽东决心独立自主地把核潜艇研制出来，他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刚刚起步，就进入到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工程项目不得不下马，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难以为继。中央经过考虑，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和氢弹，核潜艇的项目先暂时下马。

但时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的刘华清对此有着不同的意见。刘华清曾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学习过，接触过国外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他清楚地认识到，核潜艇工程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刘华清力主从长远考虑，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上马时，困难会更多。

周恩来同意了刘华清的意见，最后中央决定，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完成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64年10月，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标志着全面进行核潜艇研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965年3月，周恩来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

首批核潜艇研制人员集结了各行各业专家共29名，他们手中仅有的资料是两张模糊不清的核潜艇照片以及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儿童航模玩具。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科研人员通过不断钻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彭士禄就是这批科研人员里的典型代表。

彭士禄是革命烈士彭湃的儿子，于1951年赴苏联留学，他本来学习的是化工机械专业，但为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他在1956年毅然改学原子能专业，从此与我国的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4月，彭士禄学成回国。我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始后，彭士禄被任命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没有核潜艇资料，彭士禄就参考国外核电站搞理论研究、方案设计；缺乏核专业人才，他就边研究边打造人才队伍；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他们常常三班倒，夜以继日地连算好几天……

在研究的前期，彭士禄团队里的人经常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会发生激烈的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我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后，近万人陆续来到位于四川大山沟中的909基地。彭士禄也不例外，他成了“搞水电的”神秘人，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和家里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成都291信箱”的地址。

彭士禄经过研究，提出应先建一个陆上模式堆，即先在陆地上按照核潜艇在海上航行的状况做模拟实验，当完成陆上模拟、定型后，核反应堆就可以复制装在潜艇上。

但这种方式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建模式堆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的“爬行主义”，不仅使经费提高，而且还会延迟核潜艇下水的进度，应该直接将反应堆装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当即反驳了这种说法：“中国从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不知道核潜艇是何物，只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最后报到了周恩来和聂荣臻那里，他们最终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建陆上模式堆，这个堆不是试验完成就报废，而是建立了一座核动力装置实验室，用来培养核动力人员和艇员，这个钱不会白花，是合算的。

在彭士禄的带领下，科研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70年夏天，核潜艇研制进入最后关头——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起堆试验在四川省某地“909”基地举行。

试验之前，周恩来在7月15日和16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详细听取试验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这天周恩来一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

彭士禄马上站起来回答：“总理！我来了！”

周恩来在听完彭士禄的汇报后，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小彭，记住：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随后周恩来又补充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1970年7月18日18时，核潜艇起堆试验正式开始，在场的领导和操作技术人员全神贯注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认真记录各种试验数据，整个试验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通宵达旦地守在中南海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旁，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就给试验场打电话询问情况。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

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设计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顿时，模式堆大厅内外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在场的参试人员热泪盈眶，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1970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77岁生日这天，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正式下水。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资料。海上航行试验充分表明，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是成功的，质量是可靠的！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我国研制建成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8月19日这天，已经88岁的朱德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检阅核潜艇。朱德问萧劲光：“这完全是自己制造的吗？”

萧劲光骄傲地回答说：“艇上所有设备，没一件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