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邓小平被下放，王稼祥对博古说：如不把他调回来，我不干了

一代伟人邓小平与江西这块红土地，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邓小平一生经历过“三起三落”，其中两次都和江西有关，上世纪3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江西遭遇了自己的第一次“起落”。

1931年8月，27岁的邓小平来到中央苏区后，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上任以后，迅速开展了各项工作，他首先决定根据瑞金的实际情况，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进行分田。

但县委在进行讨论时，有人提出小孩子不应该分田，邓小平坚持说：“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应该分地。”

后来大家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县里很快完成了分田。一些忠厚老实的农民在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后，热泪盈眶地说：“这回我们可是真正翻身了！”

就这样，邓小平上任仅两个月，就迅速打开了局面，他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一致好评，毛泽东称赞他说：“很好，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你能创造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

1931年11月，“一苏大”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小平成为首任红都“京官”。1932年7月，邓小平又调任会（会昌）、寻（寻乌）、安（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委员。

正当邓小平准备大干一场时，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开始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博古等人很快便借着“寻乌事件”，开始向邓小平发难。

所谓“寻乌事件”，是指敌人重兵压境，地方武装无力抵御而失守寻乌这件事。1932年11月，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出动7个师，从东、西、南3个方向对会、寻、安地区形成包围，当时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地区只有一些游击队和赤卫队，自然抵挡不住敌人的长驱直入。11月下旬，敌军占领了寻乌县城。

寻乌失守后，邓小平站在寻乌城外的山头上，望着源源开进的敌军部队，心情非常沉重。此时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安慰邓小平说：“唉！怪不得我们，非不为也，而是不能为也！”

邓小平却说：“不能这么便宜了敌人，我们硬顶不过，就来个软磨，用游击战术零打碎敲地抗击敌人！”

此后的10余天里，邓小平指挥第三作战分区游击队及各县地方武装，以昼伏夜出、拦头截尾、埋伏袭击等方式袭扰敌军，使其一日数惊，寝食不安。

本来邓小平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但博古等人却抓住此事不放。1933年2月23日，中央局主办的《斗争》杂志第3期刊登了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把一项“纯粹防御路线”的帽子扣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邓小平在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既吃惊，又疑惑，他心想：什么才是全面的进攻路线呢？敌我军力悬殊如此之大，仅有几百单响枪和梭镖大刀的地方游击队，能与7个师的正规敌军死拼硬顶吗？

虽然当时很多领导人都为邓小平鸣不平，但也无可奈何。由于邓小平始终不肯承认“错误”，最终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被安排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在垦荒期间，日子并不好过，经常吃不饱饭。有一次，邓小平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悄悄地对她说：“我饿得慌，饭不够吃。”唐义贞十分同情邓小平，便花了半个银元给他买了两只鸡吃。

邓小平被下放以后，他的老战友、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专门把他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了汇报。原来此前王稼祥在召开一次会议时突遇敌机空袭，不幸腹部受到重伤，不得不进行治疗，所以当时他并不清楚邓小平的遭遇。

王稼祥在听了李富春的汇报后，十分气愤。因为王稼祥早就认识邓小平，早在1925年，邓小平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王稼祥也在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年纪小，但阅历却相当丰富，而且精明强干、才华出众，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苏的同学们还专门给邓小平起了一个外号“小钢炮”。

王稼祥想：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怎么能把邓小平如此重要的一个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保卫红色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王稼祥越想越气，竟感到腹部的伤痛又剧烈地向他袭来，李富春见状，

赶忙安慰他说：“保重身体，不要过于激动，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李富春走了以后，王稼祥便开始思考该如何帮助邓小平脱离困境，并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和组织部长罗荣桓请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和罗荣桓都十分了解邓小平，十分赞同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于是马上打电话给临时中央，向博古汇报了自己的建议。

不料博古却直接拒绝说：“不行！邓小平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分配工作！”

王稼祥当即反驳说：“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

王稼祥的话有理有据，博古无法反驳，只好以沉默相对。王稼祥知道博古理亏却不肯认错，不禁更加生气了，他在电话里斥责博古：“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

王稼祥说完以后，直接挂掉了电话，由于过度激动，他腹部的伤口又疼痛不已，只好弯着腰在屋里踱起了步子，他一边走还一边说：“埋没人才，埋没人才啊！”

此后王稼祥一直惦记着邓小平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见博古仍不答复，更加气愤了。王稼祥再次打通了博古的电话说：“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来工作，我现在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果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是同窗好友，私交也很深，他深知王稼祥是一位很有修养、温文尔雅的斯文人，如果不是心急如焚，是不会冲自己发这么大的火的。此时博古只好让步，他答应与中央组织部长研究一下后，就给邓小平安排工作。

不久以后，正在“劳动改造”的邓小平突然收到通知，要他返回瑞金红军总政治部报到，接替杨尚昆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邓小平听后大喜，兴冲冲地去总政治部报到了。

不过邓小平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一两个月。因为邓小平更希望做一些实际的工作，王稼祥再次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派到红军总政部的机关报《红星报》担任主编。

主办报刊可谓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负责出版进步刊物《赤光》杂志。当时邓小平既是编辑，又是作者，既要刻蜡纸，又要搞油印，因此伙伴们亲热地称他为“油印博士”。

邓小平来到《红星报》上任以后，先后开辟了10多种副刊和专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从未中断，该报像一颗闪闪的“红星”，始终照耀着苏区人民和红军战士前进的道路。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王稼祥任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成了王稼祥的领导。不过邓小平对在他落难时起用过他的王稼祥，一直非常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