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第5章《乡村生活》之一

新型农作物和农业技术

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种植技术方面有了很多创新，大多数技术改良都和中华文明南迁有关，有更多作物被引入了南方，产量也在不断增加。

后世对这个时期新型农业生产的知识，大部分来源于一本叫作《齐民要术》的书。这本书由贾思勰写于533至534年间，时值北魏爆发内战，东面的北齐还没有建立。我们对于该书作者的生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曾担任过高阳郡太守。他提到了自己的农耕经历，还养过200多只羊。虽然是个文官，但他书中的文字质朴而又直白。

对个人亲身经验的依赖，使得作者对北方农业的发展相对更加重视。但作者能从全中国收集素材，还从早期农业方面的著作中搜集大量资料，从而使这本书成为现存最早的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总结，也是早期相关农业技术文献的唯一来源，书中有超过160条引文。除了描述全中国各地耕种及收割庄稼的过程，这本农书也为后来所有农业著述提供了标准。

在《齐民要术》的序言中，作者说明本书关注的对象是普通农民，而非为市场提供农作物的大地主。同样，书中对花草种植的轻视，也表达了作者对那个时期的士大夫（精英）痴迷于园艺怀有敌意，尽管园艺在水果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通读全书，你会发现，小农户们不太可能阅读这本书，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才是主要的读者。书中描述的很多作物除了能自家食用，很明显也能在市场出售，书中讲的如何使用佃户和奴隶的说明，也意味着这些产品是被大规模耕种的。书中还举过一个例子，按照当时购买一名奴隶的价格 来估算某个农耕步骤所需的成本，而小农场是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因此，这本书针对的读者明显还是那些大地主，而非独立的小农户。

本书首先论述的是营田的大小，贾思勰认为300亩比较合理。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汉代一户普通农民所持有的土地，但只占汉代大庄园土地面积的15%到20%，

公元477年，北魏孝文帝颁布了一条法令，指明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的人家——比如说有一位父亲和一个未成家的儿子——要有60亩地，如此一来既不会有空置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余的土地无力开垦。公元485年，孝文帝还在中国史上首次颁布了均田令，把类似数量的露田均量分给农民。

因此，贾思勰所提议的300亩，约是那个时期个体农户拥有土地的5倍，这说明他的目标读者是拥有少量佃户和奴隶的中等地主。书中所提到的农场上的动物、树木和各种各样农具的数量也支持这一结论。

贾思勰把汉代农书中 强调聪明并严格地发挥人力作用的论述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点在南方的稻米生产上就极为突出。人们在西部发现，精耕细作并不需要大量土地，而是需要对相对较少的土地进行充分彻底的开发。

《齐民要术》以“开荒山泽田”开头，强调开发新地，而不是清理荒田，这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环境。面对不断出没的劫匪和盗贼，许多村庄的村民都搬到远离城市和大道的山地或泽田。如此一来，北方的农业就需要不断开发那些被视为不毛之地的山地。南方情况亦是如此，北方移民到来的时候，河谷湖泊附近最好的土地已经被原有的大家族占据。于是 他们就在会稽的丘陵地带和长江中游类似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地产。与此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兴起，也促使中国文明向丘陵和山区转移。《齐民要术》讲述了如何在这样的土壤条件下开荒、种植作物，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谋生。

《齐民要术》是中国最早记载耙bà犁技术的书籍。书中描述道：用牲畜拉的耙带着铁尖，一个扁平的覆土耙在耕地上至少要来回耕作两次，使土壤表层更加松快，好作为覆盖物保护下面的土层。南方水稻田也使用类似的耙，不过会加上一个滚轴。

贾思勰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谈如何选种。这个时期所有的主要作物——小麦、大麦、粟和稻米——它们发芽时间的长短和成熟期都不同。为了减少这一难度，贾氏提议，选种时应该把最好的谷物作为种子：“选好穗纯色者，劁qiāo刈yì高悬之。至春治取……”与西方相比，这种技术只需要留下较少的谷物作为种子。贾氏提醒道，选取麦种，应当“候熟可获，即晒令燥”，以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可以“顺时种之，则收常倍”。在“选种”这一节里，贾氏命名了98种谷物，37种水稻，这是汉朝以来相当大的进步。

另外一个创新也与南方有关，即在种植前先浸泡没有发芽的种子，这对于水稻种植是非常重要的。种植前先培育种子让其发芽，能够大大加速其生长。《齐民要术》详细描述了不同的种子如何在不同的液体中浸润。此外，诸如棉葵，也要在种植前进行晾晒。这样的方法在汉代就有记载，但是没有这本书中写得这么详细。

下一步是播种。从战国开始，已经有沿着翻过土的笔直田埂用手撒种的记载。种子按一定间隔撒出去，或者穴播进去。最先进的播种方法就是耧的使用，牛拉着一个播种的耧斗，一边走一边由人摇动耧斗，种子就从耧斗中按一定间隔掉入田埂里。汉末的文献中提到过这种工具，但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的最早文字资料还是《齐民要术》。贾氏非常小心地把那些适合用耧来播种的作物，与那些不同形状和特性的作物区别开来，后者仍然需要使用老式的穴播方法。他建议，小麦、大麦、旱稻、姜以及其他一些根茎和块茎类作物 适合用穴播种子的方式播种。

《齐民要术》中所讲最为重要的播种是湿稻的移植。这种方法后来在东亚农业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把未发芽的稻种播在秧田上，根据稻种的不同，经过二至八周，再把它们移植到稻田里。东汉晚期的《四民月令》中最早提到了水稻移植，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稻田模型就显示出形状完好的水稻秧苗插在一排排笔直的田埂里，说明那时就已经有水稻移植。但是，《齐民要术》是最早对这一程序详细介绍的文献资料。关于这一技术的起源还不确定，很可能最早出现在东南亚地区，那里很早就开始发展灌溉和湿稻种植，技术不断传到中国南方，之后再进入北方。

在相对更干燥的北方，选择最佳播种时间的标准是要确保当时土壤最为湿润，这样的土地易于吸收积雪。在南方，由于湿润度不是问题，旱地作物如粟或小麦通常是可以直接播种的。然而，主要的作物如水稻，要先在一个小盒子里育苗，从而使其加速生长，产生高密度的嫩枝和谷粒，而且直排播种有利于除草。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所使用的播种方法都比欧洲的方式耗费更多的劳动力，但也更加高产。

中国农业与西方农业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较早使用了肥料。汉朝及之前的文字都描述了动物粪便、蚕矢（蚕粪）以及腐烂杂草的肥田作用。然而，《齐民要术》中首次提到了绿肥的使用 ：种植这些作物的唯一目的就是改善并提升土壤质量。书中提倡在种植瓜类、锦葵或其他蔬菜之前，先种上红小豆等类似作物，它们都可以被用作绿肥，但最有价值的是豆类，因为它们可以为土地提供氮肥。

《齐民要术》也是最早详细阐述 通过轮作来提高地力的书籍。贾思勰介绍了哪些作物应该先种，哪些应该后种。轮作可以丰富作物种类，特别是在南方，丰富的水分和温暖的气候可以保证作物一年两熟或三熟。即使是北方，贾思勰也描述了如何交替种植大麦和冬小麦，还可以利用间歇期种植大豆或芜菁，如此就可以保证两年三熟。这是关于如何套种不同作物来保证土地利用最大化，以及如何确保一种作物的种植也对另一种作物起到好处的最早文字记载。

而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农民最常用的储粮方法是把粮食埋藏在密封的陶罐或地窖里，有时候里面还会塞满稻草或席子来防水。

贾思勰认为，粮食储藏在地窖而非陶罐中，适用于除水稻外的所有作物。他建议：粟应当半熟再储藏，以免发霉；小麦要“日曝令干”，以防止生虫，而水稻要除粒和抛光。除了储藏方法，贾思勰还描述了如何将不同的粮食分别进行盐渍、腌制，或者做成面饼来保存。

贾思勰列出北方可以种植的31种蔬菜，其中20种今天仍在栽培。还有大量果树，包括在北方有数百年历史的品种，以及汉朝时期从中亚引入的、新近在南方发现的，比如荔枝、枇杷、香蕉和椰子。他还列出了其他很多水果——45种枣、12种桃、12种梨。他记录下了不同的繁育方法，包括籽苗、插枝和嫁接。他提倡一种向市场农业更为彻底的转变，即在几百亩土地上专门种植一种经济作物。

中国人口向南迁移，意味着长江以南的湿地将成为中国人粮仓的中心。水稻这种作物似乎起源于东南亚山麓中的湿地，在那里，它逐渐适应在水中生长。新石器时期以来，中国南方便广泛种植水稻，北方的部分地区也把它当作旱地作物来耕种。由于水稻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成本，使中国农业不得不向精耕细作发展。熟练农民在小型高产土地上的劳作，抵御了资本密集型机器生产的冲击。这种对熟练农民的长期依赖塑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框架。

机械化生产确实曾使北方和南方富裕起来，主要是通过使用水力驱动机械（水车），来将谷物磨粉或榨油。曹操还使用过水力驱动的捣杵，3世纪末石崇有30多套这样的设备。而6世纪初出现了大量磨粉设备，功能更为精细复杂。

因为发动这些机器需要快速的水流，所以它们经常建在山坡上。这些强力磨粉机可以磨出更多更高质量的面粉，还有另外一些水力机器用来榨烹饪用油和照明用油。这些设备为它们的主人带来大量收入，并为那些专业的操作者提供了赚钱的新市场。

这一时期农业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南方茶文化的发展。种茶需要排水良好的土地和全年均匀充足的降水，所以茶树非常适合种在南方的山坡上。南方的农民可以把不适合种植水稻或其他作物的土地开发出来，用于种植茶叶。在一位西晋时期官员的传记里，我们发现了最早的关于饮茶的记载，不过茶叶可能在这之前就被已经当作药用了。南北朝时期，只有南方的精英才会饮茶。同时，饮茶与佛教密切相关，茶可以使僧人在禅修时保持清醒，并且“又不夕食”。 由于是在山坡种植，需求又非常有限，因此大部分茶叶是由个体农户和寺庙生产的。

南北方在饮食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王肃从南朝流亡到北魏之后，改变饮食习惯的故事：

（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lào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zhū莒jǔ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而南方《世说新语》所讲的故事 却挑战了北方人对奶制品的偏好。一位南方人声称因为吃了一些酸奶，差点儿死掉。而一位北方人去赴宴的时候居然不认识茶叶，被视作傻瓜。《二十四史》和其他评论中的一些逸事，也都表明南北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烹饪方面，当北方人以吃家畜，如羊腿和奶制品等野蛮食品著称时，南方人则喜欢吃江河湖海中的食物，并形成了饮茶的风尚。

在这些争论里，我们没有发现南北方 以大米还是以粟为主食的的讨论。很可能谷类食物是最基本的食物，所以不在精英的讨论范围之内。引起争议的食物都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也很明显都是上层阶级饮食的一部分。那个声称喝了酸奶差点儿死掉的南方人，他的酸奶是丞相王导给的，王导的家族于307年南迁，在建康的东晋朝廷中属于领军人物。南迁的显贵用奶制品招待客人，说明这已经不再是“野蛮人”才有的饮食习惯了。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