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第4章《城市的变化》之二

作为半公共空间的佛寺

《洛阳伽蓝记》对园林进行了丰富翔实的记载，但它的主题还是在讲佛教寺庙。除了园林和修禅之处，寺庙中还包括和尚尼姑的居所，以及装饰有雕塑与壁画的大殿。在这里，僧侣和俗家弟子聆听说法或进行沉思。这样的寺庙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能找到，还有一些零星分布在乡村中。许多寺庙的大殿渐渐向公众开放，这也体现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重大创新。

北魏重建的都城洛阳，其城市结构在汉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变，有城墙和长方形的城市布局，有网格状的街道以及不同的区划，在城北或城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宫殿区。城市分成两部分，包括仅限官员活动的政治区域和由政府管理的市场与居民区。新都与旧都相比，很大的不同在于新都有了大量的佛寺。其中一些对公众开放，老百姓们蜂拥而至，目睹大师说法与奇迹的发生，并参加一些相对自由的集会。此外，还会在寺庙举办许多大型的节日庆典，各类人群在这里融合在一起。佛教俗家弟子成立的一些小团体表明了自发结社的出现。由此，寺庙成为中国最早的联结政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半公共空间。

佛教建筑在中国逐渐发展。据史料记载，汉末时，洛阳只有一座寺庙，到了3世纪末也只有三座。但是到316年的时候，已经多达42座。西晋覆灭之后，曾为石勒做军事顾问的和尚佛图澄表示，在他的旅行途中，见到的寺庙多达893座。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佛像或佛教壁画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并且，当时向公众开放并允许其对佛像进行跪拜的寺庙还是少之又少。佛像崇拜是到360年之后，在道安和尚及其徒弟慧远的努力下，才真正兴起的。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攻占凉州（今天的敦煌）之后，大量佛像雕塑家来到中国北方，建造大尊佛像才开始盛行起来。

最重要的标志是公元460年后开始雕刻的云冈石窟。 作为留存下来的最早出现的石窟雕塑群之一，云冈石窟的雕塑在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地位。然而它们与都城还相隔甚远。直到多层宝塔的出现，佛教艺术和建筑才开始走进城市生活。今天我们对中国形成的印象中，宝塔的形象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这种建筑形式受到《法华经》中一座高达七层、嵌满珠宝的宝塔启发。5世纪早期，鸠摩罗什将《法华经》翻译过来后。很快，中亚的工匠就在北魏早期都城平城建造了一座佛塔。

平城及其附近的早期佛塔，如同南方更早时期建造的佛塔，通常有三层楼那么高，用石头建成，但文献中也曾提到过有一座五层高的佛塔。征战南方时俘获的工匠提供了更好的建筑方法，使得平城能够建起更为坚固的佛教建筑，首个例子是建于467年的第一座永宁寺。该寺包括三个大殿和一座七层楼高的宝塔，是中国那个时候最高的建筑，远远高出早先的皇宫和佛塔。

平城最初只是中国边界上的一个“帐篷城”，即便精巧的皇宫在这里建成，它依然远离商路，也不是重要的朝圣中心。当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佛教寺庙才成为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一般信众虔诚跪拜的对象，也是精英们证明自己身份的象征。按照《魏书》中怀有贬义的叙述，平城1/3的区域都被佛教寺庙所占据了。这座都城的面积和汉朝都城差不多，却有1367座寺庙。菩提达摩是禅宗的创始人，据称他认为洛阳最大的永宁寺塔，其水平甚至在佛祖家乡所有寺庙之上。

在杨衒之的描述中，几乎所有寺庙都是由俗家信徒修建的。在他所记录的55座寺庙中，34座由统治阶层的精英所赞助——其中20座由皇室成员、8座由官员、6座由宦官出资，只有一座是在僧侣的主持下建造的。据史料记载，还有数十座佛寺由富裕的平民出资修建，旨在效仿高官显贵的行为。因此，修建佛寺或将私人公馆转换为信仰之所，成为当时增加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重要手段。

世俗信徒开始信佛时，主要进入那些欢迎俗家弟子的寺庙，甚少听僧侣讲经说教，主要目标就是佛像跪拜。5、6世纪时，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世俗信众都是重点，这种开放标志了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洛阳的寺庙都有公开的大殿，以供普通人在这里聚集，并向佛像供奉香火。仅有少数尼姑庵只向有特权的客人开放，这主要也是出于对女性的照顾，而非对身份高下进行划分。尽管洛阳与早期的都城一样，对居民区有严格划分，并控制公众集会，但寺庙是按照佛家教义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开放，允许华人与“蛮夷”、男人与女人、富人与穷人、僧侣与俗家弟子等，一切众生均可前来。因此，皇亲国戚和世家大族也竞相建造佛像、资助庆典，以恩惠普通民众，通过这些暗中的较量，向公众展现他们的慷慨大方。

由于拜佛成为俗家弟子信佛的标准形式，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出现了很多与佛寺有关的“奇迹故事”。如 杨衒之记录的平等寺故事：

“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

寺庙同样是进行日常节日庆典与公开演出的中心场所，各族人民、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一堂。如记载中，长秋寺的三层浮图四月四日出行时，“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而景明寺举办的佛生日庆典更为壮观。景明寺有座七层宝塔，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园林。在都城有超过1000座佛像，此时全都会被聚集起来，然后运到皇宫前，皇帝在那里向它们撒下鲜花。道路旁边挤满了虔诚的信徒与僧侣。他们拿着花，听着佛教音乐，目睹着各种佛事表演。

最大的寺庙，也是和政权连接最为紧密的佛教建筑，就是第二座永宁寺。这座伟大的寺庙建于北魏灵太后摄政之后的516年。寺庙围着围墙，墙上开了四扇门，通向一个更大的庭院，包括两座塔、一座供奉佛像的大殿、一个讲堂、一座藏经阁，还有几排多层僧舍，以供本寺僧众及来访的权贵们居住。然而，最夺人眼球的还是那座九层高的佛塔，据说高达900尺。顶上有一个金色的刹，又高出100尺来，都城内离此很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金刹之上还有一个承露金盘，以接露水。

另外，高塔每一层的四角都有一个巨大的金铎。“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从外国带来的佛经与佛像也都保存在这座寺庙中。因为佛经和佛像是最高级的贡品，而贡品对帝国皇权来讲又至关重要，所以这座寺庙俨然成了国家的中心，即便不是绝对的权力中心，也是彰显皇家权威之处。有一则传奇故事讲道，皇太后与她的儿子登上佛塔最高点，俯瞰皇宫和都城，“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因此，这座凌驾皇宫之上的佛塔，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皇家的权势。

528年，尔朱荣占领都城，驻扎在永宁寺。同样，当元颢召集起保皇派的时候，也把大本营设在这里。530年，在被处死之前，年轻的傀儡皇帝孝庄帝也是被囚禁于此。534年，这座寺庙毁于一场大火，同年，洛阳失守。在最后的顿悟时刻，达摩祖师能够挽救这个王朝，来自山东的旅者们说他们曾“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过了一会儿，它就消失在迷雾中。

南方没有像《洛阳伽蓝记》这样的文本，因此我们无法完整重塑建康及长江流域其他城市中佛教信仰发展演化的趋势。但有一些关于单个寺庙的记载，通常还会讲一两则逸事，体现出寺庙在精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世说新语》中提到，当时的精英会前往会稽的寺庙，端详神圣的佛像，参与辩论，或祭拜。关于南方大量的佛寺及其在公众聚会时所扮演的角色，有数量庞大的文献可供探究。和讲洛阳的文章一样，故事内容也主要是大家如何目睹了显示神迹的佛像。这表明都城及会稽都建有许多大寺庙。《梁书》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讲述成千上万的人如何汇聚一堂，瞻仰会发光的佛像，并向寺庙捐献了巨额的金银以保存这些圣物。如《高僧传》所记述的：“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安既大愿果成。” 6世纪上半叶，建康据称有700多座寺庙，而在梁朝境内共有2816座寺庙。这表明南方城市和同时期北方城市的情况相差无几。

最后一个显示佛教信仰在南方城市兴起的证据，是梁武帝为了恢复皇家权势，选择通过宣誓与召集信众集会来成为一位菩萨，希望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佛僧之上。梁武帝会不定期在都城的佛寺中召开向所有人开放的集会，内容包括说法、忏悔、仪式性的宴会以及誓言。参与集会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僧侣、官员以及平民。座席的次序取决于参与者首次发誓的日期。就这样，菩萨宣誓这种本来独一无二的大事被一次又一次地翻新，都城每个阶级的人都能来参加大型的宣誓集会。尽管总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无疑 普通人因此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能亲眼见到皇帝。这再一次表明，佛寺所提供的新空间使中国城市内的空间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城市经济

除了新的文化空间的发展，城市在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北方的城市和贸易开始衰落，而南方则出现了充满活力的城市商业网络。这个网络是建立在沿江贸易、沿海和海洋商业，以及未开发腹地对外开放的基础之上的。

北方城市有限的数据表明，持续的战争、极度欠缺的安全感以及不稳定的政府，导致了贸易的整体衰落，货币使用量急剧下降，城市人口在数量与多样性上也相应下降。尽管阶段性的统一使商业有了零星的复苏，特别是与中亚的长途贸易得以继续，但这样的发展阶段都很短暂。大部分的新政权都会建立自己的都城，但在短期内政权更迭又会另选都城或者对其进行翻新重建。为了向都城供应粮食，俘虏们被强制性地安置在附近。这些人中有汉人，他们通常从事农业，还有游牧民族，他们负责饲养业。

国家的财政基础是土地。国家在攫取或者没收土地后，再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服从自己的子民。这种实践效仿了三国时代的曹魏与孙吴建立内部“军事殖民地”的方式。然而，对掌控国有土地的依赖并不能说明北朝力量强大，其政府管理范围广泛。相反，它说明了政府权力的衰弱与缩减。因为无法将人口编户，也无法在政治上动员精英，国家只能扮演领导着一大群小地主的大地主角色。北朝国家的管理范围似乎只限于都城及其外围郊区，乡村地区都被联合起来的武装地主所控制。南方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亲王们的军队控制着地方，朝廷权力的体现就是以薪水的形式对地方家族进行财政支持。

对北方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文献记载最翔实的是平城和洛阳。平城于398年正式被定为都城，当时拓跋珪强制性地将50万人口重置于城市及其近郊，其中包括大量的工匠。这些奴隶们在工场作坊中生产政府所需的物资，包括服装、酒、金属制品、木制品和陶器，宫殿发挥着粮仓与武库的功用。居住区住着大量的家奴、管事、禁卫和外来的食客和商人。在迁到洛阳之前，政府似乎没有发行过任何货币，因此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是困难的。这个地区一再出现的旱灾也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土地大量荒废和食物短缺是迁都洛阳的两个原因。

尽管洛阳的经济更加多样化，但它仍然是朝廷及其所属寺庙创造出来的人造产物。这座城市中大都是来自平城的移民（大约有50万）。其城墙、街道和一个个的街坊都是根据朝廷的要求修建的。内城主要包括宫殿、官衙和寺庙，城市的剩余部分则被划分成由围墙隔开的几个区。东区为最主要的居民区，有一个小的市场来满足消费需求，北区多空地，主要为军事训练提供场地，商业和工业则集中在南区和西区。

在城市的南部，洛水与伊水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外国人社区。这里有四座驿馆为外来的访问者及从“四方”来的新移民提供服务，还有四个街区里住着来华永久居民，人数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市场，被称作“四方市场”或“永桥市场”。作为贡品送来的珍稀动物也能在这里看到。只有那些南方来的流亡贵族以及杰出的佛教僧侣才能获得帝王的另眼相看，从洛水北上进入城市。

西区，主要是皇亲国戚的宅邸，以及他们出资修建的大量寺庙。大市场被设立于此，因此这里也是主要的商业区域。该区的许多街区被屠夫或手艺人等商户买下，还有一些预留给了乐手和歌伎。两个街区是酿酒人的，另外两个是棺材铺和殡仪丧葬者的。除了奢侈品和异国商品的买卖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其他经济活动的利润水平都较低，主要是卖一些生活用品和一些基本服务。直到485年，国家才发行钱币，发行后又很快贬值，所以货币数量相对稀少。

与此同时，南方的经济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战争没那么频繁，又有水量丰沛的河流，因此南朝时期城市与区域间的贸易非常繁荣。《隋书》里也提到建康许多平民都是商人和买卖人。由于城市没有划分坊市，所以各处都有市场，通常就在寺庙旁边。城市商人从会稽和太湖等邻近地区批发来商品，那里的世家大族出产了充足的粮食和水果，还会从山上砍伐足够的木材。他们接受经长江运送来的货物，也会在沿海地区进行贸易交往。和帝制中国早期的城市一样，建康也有一个地下世界，充斥着各种赌徒、盗贼、小偷和流氓恶棍，官员和皇家子弟与这些罪犯们沆瀣一气的现象十分常见。

建康充当的最主要角色就是一个贸易中心。因为大宗商品能通过这里的河流体系进行有效的运输，所以庄园能将超产的农产品运到建康和其他的城市出售。在有些地区，稻米已经能够一年产两季，但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水果、蔬菜和木材，而产自湖泊或海洋的鱼晒干后也被船运至远方。大规模的手工业制品，如陶器、漆器、铜镜、纺织品和纸张也都展开了繁荣的贸易。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砖窑瓷窑数量激增，陶器也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出售。铜镜则是主要的出口货物，有一些甚至运到了遥远的日本。但是，随着佛教越来越重要，铜被更多地用来建造雕像。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外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南方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以上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结果是，南方重新货币化。刘宋王朝最初发行了大量价值稳定的货币，但宋、齐之间的内讧却使货币贬值。南梁的开国皇帝试图重新恢复货币的作用，到523年时，他甚至给全部的官员都发放货币薪水。后期文献显示，在这一时期，除了广州和交州的一些港口，南方大多数城市化了的地区都在使用钱币。

货币经济的繁荣，对于那些将财富与乡间庄园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来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要想在都城崭露头角或者在社交界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有大量的货币来购买奢侈品。同时，向佛教寺庙捐赠香火也需要货币。在相对和平的时期，粮食高产就意味着价格降低，要想筹集资金就必须卖掉土地，或者去远离都城的地方出任官职。然而在内地的穷乡僻壤任职，尽管可以通过收受贿赂或接受赠礼的方式来积攒财富，但这和被流放也没什么区别。一些寒门子弟通过贸易、参军和出任官职，获得可观的财富，而作为国家代理人，还常常能获得免税的权利，因此可以占据有利的一方，以不利于卖方的条款买下土地。而世家大族们为了获得足够的货币只能抛售他们的庄园和土地，直到彻底破产。为了生存，包括皇室在内的许多大族也不得不参与到贸易、高利贷或者当铺的运作中去。

尽管日趋繁荣的城市经济使南方逐渐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是，它也摧毁了那些上百年来控制着地方社会的世家大族。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