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第6章《中国与外部世界》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国依靠四处征战第一次创建了中华帝国，这次统一也大体上确立了汉族与汉文化的边界。东汉尝试将帝国扩展至北方草原、中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内陆，但没多久就失败了，这些地区也脱离了中央的掌控。然而，周边的非汉族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汉朝覆灭后，后来的中华帝国有大约一半的时间都是由他们统治。而那些没有受到中国统治的周边民族，也吸取了很多中国文化与政治方面的特色，公元589年，中国由隋朝重新统一后，他们就都成了大东亚文化圈甚至泛亚体系当中的一部分。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将中国周边的民族划分为三个群体。从北方到西北方，分布着的是游牧民族，他们创造的政治形态完全不同于汉人的模式，但也和汉人国家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靠近东北地区居住着半游牧民族，其中包括拓跋鲜卑，他们建立了游牧军队与汉人官僚机构相结合的国家；最后，在东北、东南、西南与西部还居住着一些原住民，他们要么建立起以贸易为主的城邦国，要么建立起农耕国家。到了唐代，这些小国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贸易体制，同时，他们都用汉语书写，采取汉人的行政管理制度，并有共同的信仰——佛教。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的政权有两种形式：在北方与西北生活的是纯游牧民族，他们生存于汉地之外，定期贸易，需要朝贡，还经常进行劫掠；另一种位于东北，他们把游牧模式和汉人的官僚行政模式结合起来，并向农民征税。前者以匈奴为代表，后者以拓跋鲜卑为代表，其所建立的北魏王朝 在5世纪统一了黄河流域。

    当汉朝崩溃时，北方游牧族群在向中国内部定居 并在汉朝军队服役的过程中，与汉帝国之间产生了一种共生关系。与其说这些游牧族群是想征服新领地或建立王朝，不如说他们首先是在寻找保护人。汉朝之后的曹魏与西晋都继续向游牧部落提供报酬与贸易权，来换取他们的军事支持，游牧民族的骑兵对于中原王朝的军队至关重要。然而，随着西晋在八王之乱中瓦解，朝廷的资助不复存在，游牧族群的首领不得不寻找新的权势去仰仗。

    最早进行尝试的是匈奴人的首领刘渊，他曾在西晋做过质子，深受汉文化影响。他试图为自己的前赵（或称汉赵）王朝建立一个汉式的文官体制。他的家族曾被汉朝皇室收养，因此他甚至声称要复兴大汉王朝。然而，这样做的结果让他与他的儿子及族人们逐渐疏远起来。

    第二个领袖是石勒，他早年曾是刘渊手下的将军，石勒通过大规模劫掠汉人的政策直接获取财富。这种部落传统以及对战利品的分赏吸引了很多游牧族人，他们从刘渊那里叛逃过来投奔石勒。公元319年，石勒成立了自己的后赵王朝。石勒的儿子兼继位者石虎，通过掠夺乡村与任用外族官僚来维系国家，但在石虎死后，即公元349年，政权被石虎的汉族养子冉闵推翻，他在首都邺城领导了对胡人的大屠杀。此后，氐族人的王朝前秦曾短暂地统一了中国北方，这个王朝的发展模式也是通过军事战绩来吸引同盟，但之后没能建立起一个日常的官僚管理机制，所以在战场上受到重创之后很快就覆灭了。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游牧政权都还需要建起一个文官体系，才能执行日常行政事务，包括从牧民那里征收固定的赋税。

    在东北地区，鲜卑人逐渐开始采用匈奴模式，以贸易为基础，向中华帝国朝贡，并对其他地区进行掠夺。东北地区有定居的农耕者，也有草原牧民 和住在森林里的居民，他们将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与农业发展相结合。随着他们与来此定居的汉人越来越多的接触，逐渐建立了一个游牧生活方式与农业社会行政体系 相互融合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东北设立了郡，但这仍是远离中国经济与人口中心的边疆地区，因此也远离了中心地区频繁发生的战争。当汉帝国分崩离析之时，这里被军阀公孙氏所占据，一度享有和平与稳定，因此有很多汉族人由华北平原逃难至此。

    东北地区的游牧部落被称为鲜卑族，其中包含很多独立的部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其中最为成功的一支是慕容鲜卑，他们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帮助曹魏王朝消灭了军阀公孙氏。在公元281年，晋朝给慕容鲜卑的统治者 授予了“单于”这一匈奴首领的传统头衔，这既显示出这个头衔仍留有余威，也显示出慕容鲜卑一族已经变得愈发的重要。慕容鲜卑的第一位单于也首次让他的儿子们接受了汉族文化教育，并且接纳汉族的风俗，但与同时代的匈奴刘氏家族不同，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汉化的模式，而是逐渐发展出一个混合制的政体，由于慕容廆wěi进行了长达50年的统治，政权稳定，也让这种政体的融合变得更加容易。

    在慕容廆统治的头十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攻相邻的扶余王国，这一王国位于今天中国辽东地区与朝鲜。战争俘获了大量的俘虏，他们要么被卖给汉人为奴，要么作为佃农被安置在慕容鲜卑的辖区内。294年，慕容廆建立新的都城，并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鼓励耕种。他甚至向晋朝请求赏赐桑树苗与蚕种。这一系列措施落实得很好，到301年，慕容鲜卑已经能在周边的晋朝州郡受到洪涝灾害时 为其提供救灾粮。粮食由汉人的行政官员前来收集，同时他们也是来对慕容领地内的农业发展进行监管。

    汉族的谋士也非常重要，他们来到慕容领地，通过提出建议，吸纳汉族步兵与攻城器械专家来强化慕容氏军队。这些新的军事力量使慕容鲜卑 在302年击败了曾经比他们强大的宇文鲜卑，从而获得了稳定的根基，在八王之乱时，有很多汉人到此避难。308年，慕容廆自封为“大单于”，但不久以后，他还是接受了即将衰败的晋朝授予他的头衔，这帮助他吸引来更多汉人官员。这种双重头衔体现出这个鲜卑国家融合一切的传统。慕容鲜卑从322年开始侵吞邻近部落。他们也采取了建造坞堡的策略，以保护村民免受来自其他游牧部族的骚扰。这一策略在338年证明了其有效性，那一年石虎的军队入侵却惨败而归，这也给慕容鲜卑向南和向西扩张提供了机会。

    之前，鲜卑部落像很多游牧族群一样，实行兄终弟及，这种制度曾导致不少胡人小国发生内讧并覆灭。为了尽可能减少王位继承引发的争议，慕容鲜卑改用了汉人的长子继承制，统治者的兄弟与叔叔们则被指派为权重位高的将军或官员。这一政策试图使王朝成为整个统治家族的集体财产，并且减少兄弟间的斗争。

    通过这样的改革，慕容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从东北一直向南延伸至淮河。来此避难的汉族文人成为官府要员，而游牧部落民则组成军队的核心，这支军队中也有汉人步兵与攻城器械。国家从农民那里获得的税收，其作用等同于以前匈奴制国家中的贡赋和战利品。这给予统治者不计其数的财富，他们可以就此收买到部落追随者的支持。而对农耕的重视也使得农业的发展越来越集约化，大量财富因此流入国库。337年，慕容鲜卑的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燕国，并于353年自封为帝。

    “燕”，这个名称在这一地区有着古老的汉文化渊源，尽管这个前燕王朝非常短命，但它至少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357年，燕国军队一举歼灭了游牧民族敕勒族的军队。这一胜利如此引人瞩目，以至于匈奴单于转而向慕容燕国效忠。一个控制了中华帝国核心地带的外族王朝打败了困扰汉人上百年的游牧族群联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慕容氏不仅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有效地使用游牧骑兵以及军事技术，同时也认为是自己更懂得游牧民族联盟的构成以及他们的弱点在哪儿。他们会通过操纵联姻与鼓动部落内斗 来把玩部落政治游戏，而且他们也比汉族政权更容易将失败的部落民融合到自己的麾下。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对草原地区的胜利一再出现，一直到清朝最终打败了蒙古人，并将蒙古和新疆一带的少数民族都纳入到中国境内。

    慕容鲜卑国家的扩张最后被苻坚的前秦所阻挡，苻坚利用燕国朝廷内部的分裂，在370年征服了燕国。383年，苻坚南征失败，前秦就此瓦解。在此之后，慕容鲜卑的西邻拓跋鲜卑逐渐发展壮大，于396年控制了东北。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一样，在国内双措并举，即采取燕国的治理模式，并在其官僚体制中大量吸收燕国的旧官员。拓跋珪建立北魏后，成功地把行政体系与游牧军队结合起来，这些游牧士兵已经将对部落的忠诚转化为对王朝的忠诚。这种结合使拓跋鲜卑势不可当，423年攻占洛阳，425年和429年的两次征战后控制了整个草原地区，430年再度征服关中地区，此前这一地区是被古老的匈奴后裔所占据。439年，在征服统治河西走廊的凉国后，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

    拓跋鲜卑继承的不仅有慕容鲜卑的治国体制，同时还有他们控制草原的政策。399年，他们像慕容鲜卑一样，击败了敕勒部落，但一个新的草原势力——柔然又逐渐崛起。拓跋氏有着关于草原生存的知识，使得他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对手的弱点，在一次决定是否进攻柔然的朝廷辩论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敌人的分析：

    “且（柔然）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

    遵循这些方针，拓跋魏的每一代君主都至少要发动一次对柔然的大规模进攻，每次都夺取大量民众与牲畜，柔然需要花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这些掠夺来的民众与牲畜为北魏边疆沿线的卫戍部队提供了补给。这种政策执行了一个世纪，使柔然一直处于相对弱小与分裂的状态。只有在北魏迁都洛阳，边疆部队被朝廷渐渐疏远之后，柔然才再一次发展壮大，成为重大的威胁。

    与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发展的关系，对中华帝国体制的本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秦汉帝国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能自觉地超越战国时期形成的地缘文化，并高出一筹。国家的形态特征是：对“天子”产生个人崇拜；建立了一个人造都城，并成为国家的中心；使用一种在经典文献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日常对话的正规书面语言；官员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和社群去为皇上效力。同时，帝国的地理空间范围也被汉文化的覆盖范围所界定。这种在文化上叠加政治的行为，因同时代北方匈奴帝国的出现而被强化，从而创造出一个两极世界，分成被汉人国家统治的、“文明”的农业民族 与被单于统治的、“野蛮”的游牧民族。

   匈奴帝国瓦解之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政治划分不再那么清晰。这就产生了一个更广阔的、能够容纳万物的世界秩序，过去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生态也能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南北朝时期，权力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一个帝国内既统治胡人也统治汉人。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北魏，并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尽管数个世纪以来，总有一些文人认为汉人不应当为“野蛮人”服务，但事实上，大部分汉族精英愿意臣服于任何征服者，只要他们能建立起像样的都城，举行祭天仪式，支持国家正统经典研究，并且提供官职与俸禄。虽然这种投机主义有时会受到批判，但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接受了 建立一个更大帝国的真正内涵。

    通过这种方式，北魏和其后的游牧民族王朝向前迈进了一步，超越了地域局限和对种族的忠诚。这标志着帝国模式向民族国家的观念转变。它也说明了一点，即所有的王朝都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从东汉起，外族军队及其文化就成为这种力量的基础，并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华”帝国也从来就不完全是“华人”的。

定居的邻邦

    当北方的游牧部落以劫掠、进贡或征战与中华帝国发生关系时，另一些族群逐渐定居下来，包括东北的族群（生活在今天的朝鲜与日本）、东南的族群（生活在今天的越南）以及西南的族群（生活在今天的云南与贵州）。他们通过模仿，与中华帝国联系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诞生也和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周边的独立小国就会按一套授权程序建立起来。某位酋长向中华朝廷进贡，然后获得“王”或者“公”的爵位以及与爵位相当的印信。朝鲜半岛北部较早出现的国家是高句丽，公元32年的时候便向汉朝进贡，之后获得王爵。在朝鲜半岛南部，晚些时候出现了一个国家，叫作百济，其于372年与晋朝建立联系，386年它的统治者从中华朝廷获得了将军之职及带方郡王的爵位。在3世纪，卑弥呼——日本一座小岛上的一位女祭司兼酋长，试图从曹魏朝廷那里获得官爵。5世纪的时候，日本派来十几个使团，希望从中国南方的政权那里获得爵位头衔。这些官爵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得当地有野心的酋长能够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这些官爵反射着中华帝国的光彩，也增强了他们创建自己国家的能力。虽然，只是形式上的臣服，而且有些接受了官爵的人还积极地去消除汉文化的影响，甚至打击汉人军队，但是在东亚，语言的形成和治国的理念都是围绕着中国模式而形成的。

    朝鲜与日本国的形成，同样受到游方僧人越来越多的影响。当朝鲜与日本转信佛教，对于那些寻求教化与经典佛经的人来说，中国就成了主要的朝圣地。他们回到家乡时，不仅遵守着佛教戒律，同样也描述着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现身说法者。他们还将很多书面资料带回家，向人们传播。与此同时，商人和贸易者也把很多中国商品与技术介绍到周边国家，使他们逐渐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模式。

    朝鲜半岛上政权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个过程。汉朝在辽东郡以东建立了一个附属国。该国的第三代王在公元前109年的时候杀掉了汉朝官员，于是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地区并建立了四个郡。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朝鲜半岛上的平民百姓与中国其他州郡享有同一种文化，与鲜卑族有关系的部落民也继续按传统方式生活。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移民和精英文化从中国进入到今天的朝鲜。但是，公元106年之后，鸭绿江边的高句丽击败中国军队，将汉朝的势力向西推到辽东，成为第一个从中国独立出来的附属国。

    244年，高句丽被曹魏军队征服，但是当晋朝瓦解时，它又恢复了独立，并占领了以前汉朝设立的诸郡，334年它控制了今天的朝鲜与中国吉林省以南地区。与此同时，慕容鲜卑占领了扶余的大部分地区，并在342年给予高句丽沉重的打击。高句丽很快恢复过来，并且在373年建立了一个中华式的太学，借鉴晋朝的法律体系，并开始信仰佛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高句丽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其控制之下，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强权。

    在4世纪的后半期，在高句丽从北方向南部扩张的同时，朝鲜半岛的西南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百济。369年，百济打败了从前统治它的领主，并很快受到在建康的晋朝廷的承认，还被授予官爵。415年，这些官爵被提升到王爵。分散的史料表明，百济与晋朝间的关系远远不止于官爵授予。百济使者的姓名显示他们很可能有中华血统，6世纪早期百济墓葬中的砖石也与中国南方的款式一致。百济本纪中同样记述了百济朝廷如何借鉴中国的建筑、音乐和诗歌形式。百济成为这些实践活动的主要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中心，后来这些文化经由百济传到了日本。

    南北朝时期的各个王朝都将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视作独立政体，但重新统一后的隋朝却理直气壮地坚持恢复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也正是因为一系列征服朝鲜的战争都遭遇失败，最后导致了隋朝的灭亡。新罗是第二个依附中国而生的朝鲜半岛国家，形成于半岛东南地区，在它的配合下，唐朝才最终征服了高句丽。接下来，新罗占据了朝鲜半岛。

    倭国的逐渐兴起与朝鲜相似，但是时代上要更晚一些。除了在3世纪向中国派遣使者，卑弥呼女王还仿制了中国样式的青铜镜与军旗，以此展示她与曹魏朝廷的捆绑式关系，并提高自己的声望。卑弥呼死后，中国与倭国的关系一度中断。413年以后，十多批倭国使者被派遣到南朝，请求南朝授予其官爵、官印、青铜镜和军旗。502年后，倭国停止遣使。600年至614年间，倭国恢复遣使隋朝，派遣来的使者不再渴望头衔，因为倭国这时已经建立起一个统一王朝，头衔不需要了。倭国使者希望学习中国的制度，并强化贸易关系。6到7世纪时，倭国朝廷自己经手绝大多数与中国的贸易，并且通过进口来的奢侈品获得威望，这也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形成。在唐朝统治的3个世纪里，日本派遣遣唐使共16批，来访日期完全是凭倭国朝廷的兴趣所至而决定的。

    然而，大多数输入倭国的中国物品都是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除了新型的甲胄与冶铁术这类珍稀货物之外，进口商品中还包括中国经典文献以及由朝鲜老师所教授的治国理政之术。佛教及其寺庙建筑同样也是从朝鲜半岛引入倭国。倭国的发展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密不可分，在几个世纪里，两国之间的来往十分密切。

   日本逐渐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邪马台国不断兴起，这个国家依附中国而生，两者关系在7世纪早期达到顶点，体现在它全盘吸收了中国官僚机构的模式。他们还引入了中国的书写体系，在中国刑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法规，修建了中国式的都城；受中国的启发，他们编制户籍，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并将其与日本的实际结合起来。日本人甚至开始将他们的统治者也称呼为皇，并且像中国人一样，把他们自己描述为世界的中心。他们与自己身边的“野蛮人”也建立起朝贡关系，在一些书信往来中，将自己的统治者与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就这样，在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与制度的同时，“和魂”这样独特的概念也首次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

    在南北朝时期，现在的越南一直没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不时就会被汉人攻占，它的政治也有所发展。在第一个中华帝国形成前的500年间，这里，包括北越、广西省和广东省，都属于东山文化区。秦朝统治此地时，这里被称为岭南。秦灭亡后，这个地区成为南越国，独立存在了近一个世纪，只在名义上还是汉朝的附属国。公元前110年，南越国才被汉帝国容纳进来。这一地区墓葬的陪葬品混合着中原式样与当地的越文化式样。公元40—42年，这里发生了徵zhǐ氏姐妹领导的反叛，反叛被镇压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该地，但是这次反叛在现代越南的历史中 被当作影响国家形成的一个中心事件。在这个世纪里，交趾（即现代河内附近）与番禺（即现代的广州）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的两个重要的船运中心。在城市之外居住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者，城里则大多数是当地的土著部落民。

    当汉朝瓦解后，岭南短暂地独立过一段时间，226年它被吴国攻占，并分裂成两个地区——交州与广州。264年这种区域划分被官方化，这是将南方分裂而治的第一步，最终 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一时段里，交州被几个主要的家族统治，他们与孙吴保持距离，转而和黄河流域的曹魏进行结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豪族，在李氏家族的领导下控制了这一地区。尽管他们在541年的反叛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但侯景之乱迫使梁帝国的军队于550年从这里撤军，这让交州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直到602年隋朝占领该地区，才重归统一。在唐朝早期的几十年里，交州乃至整个岭南都处于世家大族的统治之下，朝廷允许他们处置所有的地方事务。

    正如同在中国国内，受过教育的人们说着彼此听不懂的方言，却可以通过象形汉字进行交流，东亚这些政体和语言都不同的区域之间也是使用书写汉字来进行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汉字不仅代表了发音，还有特定的含义，并且相似的字符在东亚各国也有着相似的表意。其中不仅仅包括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比如“北极星”、皇帝和官僚的称呼，同时也包括很多家庭与社会阶层方面的理念，这些理念常常在儒家或“东亚价值观”的标题下被集合在一起。尽管汉字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或被改动，或被彻底废弃，但是其中蕴含的意味还是被东亚各国的文人精英所接受，并以此来进行思想交流。

    新近出现的东亚世界不仅通过国家政体和书写模式联系在一起，与相互间的贸易也密不可分。这一时期，中国的东边和南边出现了很多新兴国家，使臣定期来中国都城进行朝贡。通常商人也会随行，随着南朝贸易的繁盛，长江流域形成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络。如此一来，海上贸易第一次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主要因素。

    在中原周边的定居者中，中亚——包括现在的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还有前苏联的部分地区——在与中原建立起联系之前，这些地区都被一些城邦国家所占据。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汉人考察了这一地区并占领其东部。但是，随着晋朝的灭亡，中华朝廷与这些城邦国家之间所有的交往都中断了。一些核心地区——龟兹、焉耆、高昌、楼兰——继续成为西域贸易与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重要的文献翻译工作就在这些城邦国家进行，杰出的高僧也经过这里来往于印度与中国。

   在汉唐之间，因为佛教徒记录了他们的旅程，写成著作，这才使中国人对中亚西部及印度变得熟悉起来。而来自印度的经文在中国绘画、诗歌理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些印度的文学体裁及其作品也给中国的文学写作提供了新形式的范本。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